□赵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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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1457年），对于命运多舛的大明王朝来说，发生了两件举国震惊的大事件。第一件事，是明英宗朱祁镇趁明代宗朱祁钰患病之际，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英宗复辟。朱祁钰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登基称帝所起年号“景泰”，原本想开启大明王朝的“景明安泰”，可是八年后发生震惊天下的“夺门之变”，朝廷易主不说，自己的生命也戛然而止于30岁；第二件事，是复辟的朱祁镇，以“篡位易储，紊乱朝纲，擅夺兵权”的罪名，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杀害。

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对于洒满将士鲜血誓死捍卫过的大明王城北京来讲，是一个悲壮且让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明英宗朱祁镇定于谦为谋逆罪，准备将其按大明刑律以极刑斩首弃市。阴霾笼罩着整个京城，刺骨的寒风犹如无头的猛兽，在京城街巷乱窜。于谦从关押自己的诏狱大牢到崇文门外，这一路走得好辛苦，他曾经背负过大明王朝生死重任的臂膀如此瘦弱，似乎再也承受不住丝毫重力。于谦实在太累了，他想静静地睡下去，睡在自己曾经浴血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少年于谦写下这首自己最喜欢的诗篇时，也仿佛为四十年后自己即将结束的六十岁生命画上了一个清白的句号。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清白留世。这是于谦年少时就立下的坚定誓言，从十六到六十，于谦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践行，而今天他则不惜用一种悲壮，去证明这一切，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王朝赋予的使命，死而无憾了。

刺骨的寒风阵阵袭来，像似一群索命的恶鬼，不停地呼号，围着囚车拼命地打转。囚车木轮吱吱呀呀的响声穿越阴霾，好似一路洒下的哭魂曲子。“于大人，一路走好！”“于大人，您是冤枉的！”……此时，通往崇文门的道路两旁早已挤满民众，有些还是八年前和于谦为保卫这座城市共生死过的勇士，劫后余生的京城百姓，早已把于谦视为再生父母。一大早，他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就是送别于谦大人最后一程。“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有关史料曾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悲壮场景。苍天仿佛也在替于谦鸣抱不平，漫天阴霾，寒风呼号，哭声一片。囚车中的于谦转过头，望着道路两旁的群众，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但还是紧紧咬着牙，任由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没有让它滴下来。于谦戴着铁链枷锁的手努力地向外挥了挥，这既是向这些可亲可敬乡亲的告别，更是向自己身后那个渐行渐远王朝的作别。

于谦知道，八年前当自己说出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话语后，就已经不知不觉站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对立面。在于谦看来，其实谁当皇帝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社稷安危，天下太平，苍生有幸。“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朝堂无主，攘外必先安内，于谦的心里只有“天下”二字，他力主郕王朱祁钰称帝，以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于危难之中。对于八年后今天这个结局，于谦或多或少也已经有所预感，他知道这既是家和国之间利益的平衡，也是忠勇与苟全的博弈。寒风呼啸而来，伴着阵阵凄苦的垂泣，像是远处两军对垒时的马嘶，又像是大难中人们的呼救。此刻，于谦淡然地望着前方，他想起了千里之外江南故乡的那片湖山，那里有盛满自己儿时欢乐的坊巷，有书声盈耳的草堂，那里也曾经是自己偶像文天祥誓死保卫过的地方。

2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对于鼎盛的大明王朝来讲，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大明王朝送走了它的建立者，开国皇帝朱元璋；同时，也迎来了它的拯救者——于谦。

1398年5月13日，于谦就出生在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太平里（今杭州市上城区）一个官宦世家，于家自高祖以来世代为官，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官至湖广宣慰司都元帅（三品官），后调任杭州路大总管，遂把家迁至了杭州。于谦的祖父于文，也曾在兵部和工部任职，可是到了于谦父亲于彦昭这一辈却改换了门庭，于彦昭笃厚仁义，好善乐施，但他看不惯官场腐败，发誓“隐德不仕”，于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洗尽铅华的官宦家庭里。位于钱塘太平里的于家，还有着与别人家最重要的不一样，于谦祖父最敬仰民族英雄文天祥，于家世代供奉文丞相遗像和牌位，就像供奉于家祖先一样。沐浴着祖辈荣光，感悟着父亲诚信忠直、鄙污轻财的品格，祖辈那份浸透骨髓的忠勇，影响了于谦一生。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祖籍河南考城（今兰考县）。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父亲曾经给于谦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父亲说，在于谦出生之前的那个晚上，自己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绯袍金幞的金神对自己说：“我感动于你们于家对我的供奉，也感动于你们于家一门忠义，所以我文天祥打算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于谦父亲听了这话，大吃一惊，赶快口称逊谢，连忙说不敢当，但梦中那位金神说完转眼就不见了。父亲醒来不久于谦就来到这个世上，于是便给孩子起名叫“谦”，意思就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当然，这些坊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于家世代忠义却是有口皆碑。

俗话说，优良素质福益终身，劣弱素质祸殃一生。于谦少年英才，志向高远，小小年纪便饱读诗书。鲁迅先生曾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我想，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于谦，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于谦六岁时，跟随家人清明节去扫墓，他的叔叔随口说了一句：“今日同上凤凰台”；想不到机灵的于谦接着答道：“他年独占麒麟阁”，小小年纪语出惊人。于家世代官宦，深染儒学，于谦8岁时就能够“通经书大旨，屡出奇语”，被誉为“神童”。有史料记载：“少读书，手不释卷，过目辄成诵”。于谦读经书，疏通大旨，见解精辟，语惊四座。

少年于谦在醇厚家风的浸润下，不但读书刻苦，还志向高远，他为文天祥“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忠烈气节所感动，把文天祥视为偶像，在自己书斋的墙上悬挂着文天祥的画像，而且走到哪儿，就挂到哪儿，数十年如一日。“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于谦从儿时就立下宏伟志愿，要向民族英雄文天祥学习，他还专门为文天祥写了像赞，置于座右，以表自己心志。出生于江南水乡的于谦，吴侬软语，精致灵秀，并没有磨去他骨子里的刚直固守，反而铸就了他坚贞不屈的脊梁，少年于谦早已抱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吴山，位于杭州西湖的东南，春秋时为吴越争夺之地，故名吴山。吴山上有一道观名叫三茅观，元朝时三茅观毁于战火，明初重建，观内设有书馆，于谦年少时就曾寄宿在三茅观读书，潜心求学。距离于家仅有数百米之遥的吴山，峰峦叠翠，左临钱塘，右瞰西湖，南望秦望山，北眺杭州城，汇聚杭州厚重人文地理精华。于谦在这里读书，可以自由酣畅地俯仰古今，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之中。诸葛亮、苏轼、岳飞、文天祥、陆贽等先贤思想，强烈震撼着于谦的心灵，当其他少年还在西子湖畔弹琴吟对之时，于谦却在岳庙里徘徊，与岳少保神往，“精忠报国”四个字深深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一次，于谦和朋友去富阳游览，偶见石灰窑煅烧石灰的场景，他激荡在胸中已久的豪情顿时倾泻而出，吟出了那首传唱至今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兼有白居易浅白易懂的诗风，表达了于谦内心的真实写照，倾泻而出的是生命冲动，率真性情和火热激情，全部浓缩在28个字之中。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褪色，为了理想和探索，少年于谦什么都可以置之身外，他无惧熊熊烈火的炙烤，也无畏粉身碎骨的结局，他心中有目标，人生有方向。

3

官宦家庭出身的于谦与常人一样，自小就有入仕为官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他要留给人间的不仅仅是一色“清白”，还要像煤炭一样焚烧自己，把全部的光和热奉献给这个时代。于谦在《咏煤炭》诗中曾写道：“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出仕的道路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雄心勃勃的于谦在17岁参加乡试时，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挫折，乡试不第。但是，于谦并没有气馁，更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学益笃，志更坚，抱定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心，或许这就是英雄与懦夫在性格上的分水岭。后来，于谦在回忆自己读书经历时，曾这样说：“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史书对于谦发奋读书也曾有记载：“面壁读书，废寝忘食，濡首下帏，足不越户。” 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那个秋天，杭州湖山弥漫着醇厚的桂香，于谦就是带着满身桂香和他远大梦想，开始跌宕仕途的。经过六年的砥砺奋进，24岁的于谦终于再度踏上艰难的科举之路，赴京参加殿试，仕途之路一波三折。耿直于谦，举笔如利剑，在这场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中，他直指朝廷的各种利弊，落笔之处毫不留情，因“策语伤时”（抨击时政），遭遇权贵大臣忌惮，于谦被压到三甲九十二名，最后放任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山西道监察御史，设立于明洪武十五年，秩正七品，其职责为“辩明冤枉”，监察地方官员，“为天子耳目风纪”。尽管监察御史也只是一个正七品职级的小官，在别人看来有些委屈于谦，但他内心还是有所慰藉的，因为自己毕竟从此有了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展示自己抱负的机会，况且还是天子的耳目呢！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成祖朱棣决定对屡犯大明边境的阿鲁台大动干戈，第四次北征。这一年，26岁的于谦，也因“廉干”（廉洁干练）开始崭露头角，奉命出使湖广犒劳官军，兼招抚四川、贵州等少数民族。尽管明成祖北征阿鲁台，安定边疆，但此时大明内部已经开始有些不安定，当时驻守在湖广、贵州一带的明军高级军官，常常乱杀无辜，以此向朝廷冒功求赏，导致四川、贵州部分少数民族接连起兵闹事。攘外必先安内。于谦此行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代表朝廷去奖赏官军，实际上他还肩负着调查百姓起兵的秘密使命，看看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导致。朝廷赋予的这一重任，对于出道不久的于谦来讲不能不说是个考验，况且百姓起兵之事牵扯到诸多地方军政要员，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于谦，想要调查出事件的子丑寅卯来，势必困难重重。但是，于谦不辱使命，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听说于谦御史来了，那些地方官员做贼心虚，企图采取各种方法拉拢腐蚀于谦，掩过饰非。于谦首先从官军申报的功劳入手，以核查军功为名，深入民间察访，成功掌握了部分地方官员犯罪证据，如实上疏朝廷，及时揭发地方官员“邀功妄杀”的罪状，使他们受到严惩。初出茅庐的于谦，不畏强权的做事风格，越来越引起朝堂的关注。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明宣宗朱瞻基正式登基。朱瞻基最终还是放弃了父亲迁都南京的计划，他决定仍留北京为帝都，多半原因是因为他成长在北方这片土地上，这位曾多次跟随爷爷明成祖朱棣征讨过蒙古的皇帝，与朱棣一样，都深切关心着北方边境。朱瞻基即位的第二年，皇叔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朱瞻基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御驾亲征。朱高煦投降后，朱瞻基点将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站在朱高煦面前，宛如一尊佛像，出口成章，斩钉截铁，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旁边的将士莫不胆寒，更要命的是朱高煦频频点头，汗如雨下。在于谦的凌厉攻势下，朱高煦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于谦完全在道义之上战胜了朱高煦。这场叛乱的完美解决，让于谦在大明政坛之上初显锋芒，朱瞻基站在于谦背后，默默地点着头。作为皇帝，作为帝国的引路人，朱瞻基明白这位叫于谦的臣子绝对不简单，能够在随机点名的情况下，有如此口才，这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从此朱瞻基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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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于谦得到了朱瞻基的认可，作为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于谦认为自己更应该多承担些帝国的重任，为朝廷分忧。 “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 明宣宗朱瞻基，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体恤民情，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军政改革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不断在皇帝朱瞻基的心中发芽疯长，他试图清除由来已久的军事腐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以开启自己“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所以当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推荐于谦去江西任巡按时，朱瞻基便潇洒地大笔一挥：可。

宣德三年（1428年），31岁的于谦被任命为江西巡按。所谓巡按，其职责就是代替天子巡查地方，通常由皇帝钦点，直接对天子负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能够担任这个职位，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意味着于谦已经成了明宣宗朱瞻基的亲信。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于谦在江西巡按，轻骑简从，遍历所部，访贫问苦，清理积案，抑制骄横王府官属，兴利除弊，厘革乡民之疾苦，平反冤狱以百数，“雪冤囚，数百人”《江西通志》曾这样记载。期间，于谦还写了一首诗《二月初三日出使》：“春风堤上柳条新，远使东南慰小民。千里宦途难了志，百年尘世未閒身。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岐在抚巡。自揣菲才何以济，只将衷赤布皇仁。”以表达自己不畏强权，毕生主张诛灭豺狼般的贪官污吏，抚恤饥饿的黎民百姓，从而传播朝廷的恩德，报效皇恩的满腔热忱。巡按期间，于谦了解到宁王朱权就藩江西已久，常借“和买”变相赋税强取豪占，欺凌民众，为地方官员忌惮。于谦了解情况掌握确凿证据后，秉公执法，当即抓捕了宁王府中多名作奸犯科之人，严加治罪，严厉打击了豪强奸吏的嚣张气焰，得到了民众的拍手称赞和拥护。百姓为了颂扬于谦的功德，还在江西郡学名宦祠中供上了他的“长生禄位”。于谦不辱使命，犹如纷乱官场中高高耸立的青松，所到之处广播朝廷恩德，安定一方，越来越受到朝廷关注，受到明宣宗的赏识。

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山西发生严重旱灾，朝堂之上，群臣一筹莫展。这时明宣宗朱瞻基又想到了他那位爱卿，于是亲手写下“于谦”两个字交给吏部，越级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正三品），兼巡抚河南、山西御史，巡抚职权在布政使（从二品）之上，为明朝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封疆大吏。于谦辞别妻儿，轻车简从赴任 。在当时，河南、山西是大明王朝两个多灾的地区，河南是非旱即涝，遇上黄河决堤，汪洋千里，灾民遍野；山西也是十年九旱，北边兵荒，黎民受苦。《明史》记载，于谦上任巡抚后，“遍历诸州县，察时所急、事所宜兴革，即草言之，一岁章数上”。

太行山横亘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60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要想翻越太行山，可以说是当时人们远行的噩梦。为了方便工作，于谦便在山西和河南分别设立办公点，频繁往返于太原和开封之间，鞍马劳顿，年复一年。于谦冬春之际赴太原，正值天寒地冻；夏秋赴开封，又是酷暑难当，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于谦要远途跋涉、风雨兼程翻越两次太行山，到两地办公，这种毅力和意志，在当时、当世，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这在他的诗中也多有体现，“才离汴水又并州，马上光阴易白头。”“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于谦的巡按，为两省官场带来了崭新面貌。

明宣德九年（1434），山西、河南暴发大面积的蝗虫灾害，已至“禾苗皆光”，《宣宗实录》对当时的惨景有这样记载。于谦忧心如焚，痛心不已，一边组织赈灾，一边组织灭蝗，他看到百姓饱受蝗灾之苦，身为三品巡抚的于谦终按耐不住了，带领衙署人员，亲自动手到地里捕捉蝗虫。百姓们看到于谦大人在地里灭蝗的憔悴身影，无不感动落泪。当然，比起旱灾、蝗灾，最让于谦揪心的莫过于黄河水患。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发源，呈“几”字形，向东注入渤海，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携带着大量泥沙，因下游河道变宽，坡度变缓，流速减慢而泥沙沉积下来，使河床逐渐抬高，形成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几千年来，黄河有“三年两决口”之说，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最频发地段就在河南。据说，在今天的开封城下，就埋藏着六座开封城。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明洪武七年（1374年）至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54年间，黄河仅在开封、阳武、原武、荥泽一带决溢多达19次之多，其中决口就达13次。一时之间，汹涌的黄河成了灾难河，犹如一把利剑悬在开封民众的头上，两岸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州府官吏也谈“水”色变，但亦无可奈何。于谦到任后，暗暗下定决心，寻访各地贤哲高人，寻求解救民众灾难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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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四年（1439年）的一个夜晚，又是接连几天的倾盆暴雨，整个天就像坍塌下来一样，开封城到处沟满河平。官邸内，于谦来回踱着步子，眉头紧皱，一筹莫展。室外风雨交加，黄河还在暴涨，整个开封府岌岌可危。于谦已经记不得自己这是第几个不眠之夜了，他在想着如何才能保住开封古城。“于大人，大事不好，护城河堤被暴雨冲垮！”于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事先他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派出兵夫日夜守护，但是黄河大堤在狂风暴雨的冲刷侵蚀下，险情横生，不断坍塌，护城堤被撕开了一条500余丈的大口子，黄河之水倾泻而下，开封城危在旦夕。

“军民们，我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开封城里看着我们呢，人在城在，我们要誓死保住河堤。”暴风骤雨的黑夜里，于谦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吾皇与我们同在。”为了鼓舞士气，于谦将皇帝赐予的蟒袍脱下来，投入河中，以示与洪水决斗的信心。于谦身体力行，亲自率领官员和民众，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终于化险为夷，保住了开封府城。有方志记载：“黄河决，噬汴堤，谦躬至其地，解所服衣以塞决口。”从此，于谦舍身护堤的义勇也成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事。

为了遏制黄河水患，于谦还组织农民在农闲时增筑沿河大堤，两旁植树巩固堤基，每五里设一窝铺，派专人巡守，负责督率吏卒随时修缮河防。于谦根据开封总体地势，在东、北、西三面筑建护城大堤。并下令种树凿井，使路上行人可以避暑解渴。对此《明史·于谦传》曾记载：“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黄河对于开封人来说，既是哺育滋养他们的生命之河，也是给他们带来深重痛苦的灾难之河。开封与黄河恩恩怨怨了两千多年，已不是简单能用“恩怨情仇”四个字所能概括的。于谦在修筑黄河大堤与护城堤的同时，又铸铁犀以镇洪水，并撰写《镇河铁犀铭》，铸在铁犀背上。而今，在开封东北隅的铁牛村，村北还有一尊“镇河铁犀”，威武雄壮，独角朝天，面朝黄河，犹如一位历尽沧桑的防洪卫士，这便是于谦当年在开封抗洪治河的历史见证。于谦离开后，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的治河功绩，就在铁犀所在之处修建了一座回龙庙。于谦在“夺门之变”遇害后，百姓为了追思他，还建立了庇民祠。虽然这些都早已毁于黄河大水，被掩埋于地下，但是于谦的功绩却口口相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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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尽管于谦洁身自好，刚正不阿，不恃权贵，但孤独的他却无法拉回日渐滑向宦官乱政泥潭的王朝“马车”。

王振，作为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本是个落第秀才，最初在私塾教书，后来做了教官，王振与普通读书人一样，总幻想着能有一天能走上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内心深知，如果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王振心一横，便在明成祖永乐末年自阉入宫，当了宦官。一心攀附的王振为人狡黠，善于察言观色，入宫不久便得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被任命为东宫局郎，主要负责侍奉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英宗即位后，王振自然而然就成了他最受重用的人，出任宦官权力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朝正统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与张太皇太后相继去世，王振开始将手伸向大明朝堂，成为明朝首位专权太监，朝廷官员纷纷献媚，使得朝堂成为王振的一言堂。据说朝会期间，进见王振的大臣都要送银子给他，否则就会被王振记恨，进而遭受政治迫害，有的甚至还会被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于谦却不肯奉迎宦官、结交权贵大臣，他每次上京奏事，除了简单的行李外，从不携带送人的礼物。时有好心人劝他说：“你虽然不献宝，不攀求权贵，但也应该带些土特产，便于打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十分风趣地回答：“我入朝怎么没有带东西呢？这不是有两袖清风吗？”《明史》本传曾这样记载道：“于谦每议事京师，空橐以入，诸权贵人不能无望。”后来于谦还写了一首杂体诗《北风吹》，以铭心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朝廷大臣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巴结王振，唯有于谦从没有给王振送过礼，且以：“两袖清风”自誉，王振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要想千方设百计叫于谦真正成为“一阵清风”，而那些唯利是图的奸佞小人，也早已将于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于谦不仅是他们扩张势力的障碍，更是他们仕途上最大的威胁，让于谦尽快消失成了宦官头子王振和那些奸佞小人不谋而同的目标。

明英宗朱祁镇登基以后，王振就开始排除异己，于谦就成了首当其冲。有一次，于谦回朝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和孙原贞替代自己的职务，王振得知情况后非常不满，通政使李锡迎合王振想法，弹劾于谦，说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他人代替自己，有罪，然后朝廷将于谦下狱。老百姓听说于大人无缘无故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联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甚至有些藩王也向着于谦说话，在朝廷中引起不小的风波。王振见阴谋未成，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以前那个“于谦”和现在被关押的“于谦”搞错了，这样才把于谦放出来，并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后来迫于社会民众压力，再任命于谦为巡抚，赴河南、怀庆两地救灾。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复任兵部左侍郎。

“留得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为官之道，映衬的恰恰是大明王朝宦官当权的黑暗。于谦在晋豫十八年的艰难历程中，从没有向宦官权势低过头，他始终以挽救灾民为己任，不负皇恩不负民，誓死报答百姓的爱戴，所以群众都叫他“于青天”，把于谦比作包拯“包青天”。自古忠孝不能双全，于谦在外巡抚期间，他远在故乡杭州的父母相继病故，自己却未能膝前尽孝，陪伴老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历程，这是于谦一生最大的遗憾。于谦深爱的妻子，也在他巡视期间孤独病逝，于谦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于谦结束巡抚任务，在离开河南和山西的时候，带走的也只有自己几件破旧衣服和几本书，其他再无余财，因此，留下了著名的典故“两袖清风”。

外任的岁月，对于谦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从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变成五十多岁的斑白老臣，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都献给了晋豫民众，自己就像是一只不知疲倦的杜鹃鸟，奋力翱翔在大明的天空。而今，虽然大宦官王振早已经死于8年前的“土木之变”中，但是王振怂恿朱祁镇贸然亲征瓦剌，兵败被俘，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才将于谦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而于谦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一场置死地而后生的京城保卫战，在延续大明王朝近200年国祚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王朝的祭奠台上。

7

1450年8月，明英宗被俘一年，瓦剌首领也先见手中的奇货变成废物，欲送英宗还朝。在是否迎回明英宗朱祁镇这个问题上，明代宗朱祁钰的思考还是比较深远的，他拒绝英宗回来，大权在握的他，知道如果请一个被自己赶下台的皇帝回来，怎肯与你善罢甘休呢？今后将会有很多麻烦事发生。在这个问题上，于谦和王直却作出一个与朱祁钰想法相悖的决定：“大臣王直等拟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国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明史·于谦传》对此有详细记载。迎回明英宗朱祁镇，的确将明代宗朱祁钰置于尴尬境地，朱祁钰心一狠，决定将他这位太上皇的哥哥软禁在南宫，且把宫内的树木全部砍掉，一锁就是七年。于谦等主张迎回朱祁镇的最后结局，不但在自己脖子上套上绞索，让朱祁镇勒紧；也让朱祁钰套上了绞索，让朱祁镇去勒，所以迎回英宗之日，就是于谦预伏祸机之时。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大明历史上一场震惊朝堂的复位政变发生了。大将石亨、政客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拥戴被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政变，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朱祁镇复位后，改年号为天顺，当天，他就以“大逆不道，谋立外藩”的罪名，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和吏部尚书王文等逮捕下狱。朝臣们都心知肚明于谦等人是冤枉的，甚至也有比较正直敢言的为于谦辩护，但徐有贞狡辩道：“谋逆虽然没有成为事实，心中这个念头总是有的。”他叫爪牙锦衣卫将于谦、王文严刑拷打，以“意欲”谋逆罪名定罪。王文愤怒地抗辩道：“‘意欲’两个字可以定罪吗？”于谦沉着镇定地对王文说：“石亨等人要诬害我们，申辩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这场“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于谦早已经预料到的结局，他要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一代帝王，成全一个时代，甘愿成为朱祁镇和朱祁钰皇位争夺的替罪羊。明英宗朱祁镇作为这场斗争的直接受害者，他饱经瓦剌被俘之苦，归朝后虽被封为“上皇”，但“囚禁”南宫七年，他渴望自由，当然更渴望夺回自己失去的王位。最终，于谦被定谋逆罪，按大明刑律以极刑斩首弃市。当判决书呈送到朱祁镇面前时，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还是被戳了一下，他有些犹豫，内心十分矛盾。朱祁镇知道，如果没有于谦护国，自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到大明，朱祁镇对群臣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这时徐有贞咬牙切齿说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拥立你做皇帝，要肃清朝野，名不正言不顺，不杀于谦，有谁会承认你这个新皇帝呢？”就这样，明英宗朱祁镇最终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天顺元年（1457年）一月二十二日，阴霾翳天，天地同悲，京城民众的哭声并没能挽留住于谦，于谦的一腔热血喷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双眼没有闭上，他要永远望着自己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于谦被杀使北京民众无比悲痛，到于谦遇难地方哭祭者多达数千人。史书曾记载: 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怨之”。据说一有个叫朶儿的指挥，本来是冤案制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因敬仰于谦，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祭奠，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后非常生气，用皮鞭抽打他，第二天朶儿仍然祭拜如故。于谦去世后，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廉洁，便派人秘密将其遗骸收殓起来，安葬在京城西郊，并派专人看守。“以酒酹谦死所，恸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复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明史·于谦传》对此也有专门记载。当锦衣卫抄于谦家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见正屋大门紧闭，一把大锁牢牢锁着，大喜过望，连忙撞门进去，但里面装的却都是皇帝御赐的物件，如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状况，负责查抄的官吏也禁不住涕然泪下。

于谦死后的第三年（1460年），他的养子于康将其灵柩从京师运回故乡杭州，安葬在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再过五年（1465年），其子于冕被赦，上书讼父冤，于谦冤案才平反昭雪，恢复生前官爵。明宪宗朱见深派大臣前往杭州祭祀，祭文中写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之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实怜其忠。”

而今，一代忠魂长眠于三台山麓，伴着湖光山色，枕着钱江涛声，望着家乡湖山，也是值得欣慰的。湖山依旧，故人依旧，九泉之下的于谦，与早他三百年被冤杀的南宋名将岳飞有幸遥相对望，后人曾有诗云：“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湖山有幸遇故人。（图片由ＣＦＰ提供）

作者简介：赵庆胜，曾出版摄影作品集《激情瞬间》，散文集《岁月是片澎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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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