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茅庐”正屋

193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

1933年春，郁达夫从上海举家迁居夫人王映霞的故乡杭州，结束了与上海数年的“缘分”。

经济上的窘困，蜗居在十里洋场的落魄，是郁达夫当时选择离开大都市的客观因素。早在1923年，郁达夫在安庆任教期间，自觉过得无趣，便携第一任太太孙荃来到上海，然而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一度有了归隐之心，想回富阳老家建一间安身立命的茅屋。郭沫若得知后，劝他不可有此想法，孙荃见他苦恼万分，体恤他的难处，主动提出独自带孩子回富阳。之后，郁达夫为了生计，曾先后去北大、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因创造社工作之需，又回到了上海。

1927年年初，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王映霞，随后坠入情网。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上海低调完婚。3月，他们迁入上海赫德路的嘉禾里，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期间，郁达夫除了看书、散步，也与鲁迅等挚友饮酒对聊，或是在家写作卖钱，王映霞则先后生下两儿，也操持家务。他们也曾短暂地丰裕过，正如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两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两人性格、志向与生活习性终究差异不小，一个需要安静的环境看书写作，一个喜欢热闹的社交活动，一个蓝布长衫，一个服装华丽，加之生活琐事的冲突，日子常起波澜。

在此期间，郁达夫因贪杯遭王映霞劝阻等原因而数次负气回富阳老家，王映霞认为他是“走了回头路”，因此相当生气。王映霞的祖父为此还专程从杭州赶来调解纷争，为孙女日后考虑，王的祖父还让郁将名下版权赠给王，并当着律师等众人的面，让郁写下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但此事让两人之间生了裂痕。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在听从她的劝告后，于婚后第六年决计搬至杭州生活。

可以说，落户杭州的“私愿”也是源于满足王映霞落户家乡的愿望。郁达夫还记下了对新租居所的初印象：

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开始做室内装饰。

在一堆矛盾中，性情中人郁达夫落定杭州，并成就了一生中较安稳的一段日子，他和王映霞也有了第3个孩子，颓唐的事干得少了，写文章、逗小儿、西湖散步、与青年学子侃侃而谈成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期间，他受邀担任《东南揽胜》编委，还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理事，时常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迟桂花》等一批名作也在此期间相继问世。他还应之江大学的邀请，给该校讲了一学期的“文学批评”课程，还曾登上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讲台，为读者开演讲。

迁居杭州两年有余后，郁达夫对居所有了新的认识，并写下了《住所的话》：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人到中年，过的还是寄居生活，未能置上个安稳的归宿，这让前半生习惯了颠簸的郁达夫也不免惆怅起来，而想要安居的心倒是一天天紧迫起来：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看起来，对杭州的生活他是大体满意的，也有了造屋的计划。郁达夫还在一次微醉后将自己的置屋理想絮叨了出来：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

真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久后，一位杭州朋友果真给到郁达夫一块地皮。接下来，他为筹措建屋费用伤透了脑筋。一生随性的郁达夫常为生计而烦恼，有一次，郁达夫请朋友在饭馆吃饭，结账时，只见郁竟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服务员，这让朋友惊愕万分，郁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当然这次不菲的建筑费用是“压迫”不出来的，为此他连续二三月省下半数的烟酒钱买了许多奖券，期待着天上掉馅饼的奇迹。据友人回忆，郁达夫之前就有买奖券的喜好，差不多每期航空奖券都要买，甚至还乐颠颠地设计好中奖后的用途，比如一万元给富阳老母颐养天年，一万五千元供养妻儿，五千元接济穷朋友，自留部分携一妙龄女子同游四海……

自然，这些自得其乐的计划都只能成为“苦恼人的笑”，连末奖都未能光顾到的郁达夫，这次为了建屋的理想，可是让劣质的烟酒坑得不轻，自觉身体的伤害很大。于是，郁达夫接连买来《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开始临摹学画，想靠卖画来攒钱盖房子。

建房的计划最终还是实现了。据王映霞回忆，在场馆弄的一座老宅租住了两年多后，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而郁本人未及房屋完工即受朋友之邀到福建省政府当差去了，这当中自然也有因建屋所累，需要还债的因素考量。

这座郁达夫亲自设计的青砖黑瓦小院落，位于今天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走进大门，两侧有5间平房，过天井，有3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间为客厅，厅东西为卧室，正屋3面被朱红的木柱回廊围绕，门窗和回廊上是几何图案的花饰。正屋东面的矮墙是整个院落最为古朴的“月洞门”，后院就藏在月洞门后，有平屋3间，分别是两间书房和一间客房。后院的天井花园里栽有高高的竹子和矮矮的石榴树。因郁达夫曾留学日本，房屋仿造日本民居的样式，专门辟出了一间房作为儿童室，铺上榻榻米，这里成就了郁达夫所期望给到孩子们的游嬉地。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客厅挂着由著名学者马君武所书的“风雨茅庐”横匾，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先生亲笔手书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两间书房的三面沿壁全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麻麻地放着近三万册中、英、日、德、法等国文字的书籍。其中存有宋元明清各类书籍数千卷，明末清初的禁书三百余部，清代的诗词集六百余种，外文书籍万余册。

郁达夫将自己亲自设计的新居取名“风雨茅庐”。他说：“因为这是一所避风雨的茅房。”这里的“风雨”，当然包含着生活的未知和时局的动荡。而对国事不甚了解的王映霞为自己苦心营造的爱舍被丈夫取名为“风雨茅庐”而感不悦，认为此非好征兆。而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她的不详预感。

新居建成后，郁达夫只短暂回杭逗留数日就赶往福州继续任职，而随着日军侵华战火往南蔓延，王映霞独自带着家小离开“风雨茅庐”，在漫天烽火中逃难。这让她对丈夫生出不少埋怨，而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则听闻了关于妻子的风言风语后怒气难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武汉《大公报》刊登“启事”寻人，此事闹得路人皆知，也让王映霞备感屈辱。曾经的 “神仙眷侣”，最终变成了“人间怨偶”，两人虽经友人劝说，历经分分合合，最终还是在1940年以分手告终。

“风雨茅庐”未能遂男主人所愿，遮挡住人间的凄风苦雨。男女主人自1938年离开杭州后，再未回过苦心垒砌的爱巢。抗战胜利后，“风雨茅庐”转手他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几个不同单位的办公用房，1986年被认定为杭州市文保单位，2015年9月1日正式挂牌”郁达夫故居”对外开放。

（作者系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九三学社上海文化委员会主委）

（原题为《郁达夫与“风雨茅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