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霈颖傻大姊造型

一个后现代式的巧合1979年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出版名著《后现代状况：当前知识研究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1984年英译本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经作者亲自校订，在美国出版。

五年后，我出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卷二、卷三，完整介绍“后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卷四“哲学篇”，收入此书全译及注释，并附导言；卷六“年表篇”收录我制作编写的《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从1960年至1987年，追溯台湾后现代状况前三十年发展的历程，结合理论预测与实务史料，前后相互对照印证，成功避免象牙塔式的无根空谈。

起初有些短视的人，认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过于早产，颇有一些过虑又无谓的微词，但后来看见“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沛然而起，许多类似的跟风作品，接踵而至，势不可挡，也就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与代言人。

说穿了，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只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说法”或“看法”而已，像一盏颜色特殊的探照灯，能够助人“见所未见”，但同时也易助长“一偏之见”，若坚持一味执“偏见”为“正见”，此为智者所不取。

虽然我的书名，从善如流，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但是，我认为此乃西方学者用来与西方“成熟现代主义”对照而言。用来描述解析现代化尚未成熟的台湾，以及这段时间所发展出来，种种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殊现象，应该用“后现代状况”即可。

三十年后，当年出版的许多“后学”书籍，多半绝版绝迹，而《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至今仍在重印，表示此书对“后现代状况”的介绍，综合而全面，完整又深入，当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入门书籍之一。

事实上，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介绍西方艺文思潮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章虽多，但多属于即兴片面之作；从“文学”“艺术”“哲学”及“年表”，四管齐下，以专书形式，全面探讨的，似乎只有本书一种。

今年八月，舍妹猝然辞世，伤痛之余，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是从1960年她出生那年开始的，至今刚好六十年。从后现代式“多元化”(plurality)的角度看去，妹妹一生的成长发展与演艺生涯，从电视剧中的清纯少女、台北甜心，到工地秀场的傻大姐、三八嫂，到谈话节目的八卦女王、最佳损友，正好完整见证了台湾后现代演艺文化的起伏与转变，与台湾政经文化的多元发展，恰巧应合。

过去，向来没人从文化综合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二十世纪至今，中国演艺工作者的成长与发展。我想，若要有，请从我对妹妹的回忆开始。

传承农业耕读之家风家父罗家猷先生(1918-2012)，是出身于湖南湘潭乡下的农家子弟，老家距大画家齐白石在白石镇的旧居不远，地址是“湘潭渌口伞铺垅一糊涂岭瓦杂屋墇偏向门”。这个地址，是1987年蒋经国拍板定案，开放大陆探亲后，父亲从一个老旧的牛皮纸袋中，小心翼翼，掏出来的，古色古香一个信封，散发出民国初年的韵味。我曾用吕世宜(1784-1855)的隶书笔法，把这一现在读来充满诗意的地址，运腕转指，写成一幅大中堂，以示永不忘本。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三岁失怙，兄弟二人由寡母扶养，随爷爷读书长大。初中、高中的学业，是每月向伯父、婶母手中，领取学费杂费完成，从此知道读书机会之难得，奋发图强之必要，遂刻苦勤学，手不释卷，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电机系。

大二时，抗战军兴，“南京大屠杀”消息传来后，父亲心怀报国壮志，辍学响应号召，入黄埔军校习电信通讯，学成后，辗转服役于各军种，多次命悬一线，几乎非死即残，最后被分发到重庆，入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任无线电通讯员。这段时间，他英文能力大增，存活几率大减；日日目睹同学、同袍，前仆后继，遇难殉国；夜夜冷汗噩梦、惊梦，咬牙坚忍，振作不懈，终于九死一生，熬得抗战胜利。

胜利复原，父亲被分发到青岛沧口，靠近美军顾问团处，任无线电台台长，与时在沧口小学任教的母亲结识，在取得外祖父外祖母的认可下，交往成婚，组织小家庭。一年后（1948），我在青岛德国医院出生。不到一岁，我随父母取道上海，移居台湾。

于屏东、淡水之间，经过半年困顿奔波，父亲终于在基隆，依靠他的英文能力，得缘进入航运界，获得一份安定的工作，不得不跻身工业社会，谋生于龙蛇混杂的海港波涛之中，距离“耕读传家”的理想，日益遥远。

而他的好友，我与弟弟最喜欢的高涛叔叔，则在1950年代末，携家移民巴西，持续追求他“耕读传家”的美梦，直到完全破碎，以悲剧收场为止，让父亲为之唏嘘不已，长达二十年之久。

论起治家之道，父亲全以《曾文正公家训》为本，做人讲求“忠、信、笃、敬”，《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曾文正公家书》《秋水轩尺牍》……均列为必读之书。晚年更嗜读《放翁全集》，手抄不辍。至于书法，则喜摹戴彬元（1836-1889）行书，可以乱真。戴书远绍鲁公，近规道州，灵动潇洒，奇气时现，然整体而言，不脱三湘笔法。

父亲作字，意趣十分保守，笔法大体凝重遒劲，偶尔诘曲颤掣，以求灵动，然间架外扩，仍近乡贤子贞、二谭风致。八十岁后，父亲喜书桐乡才女陆瑀华十五岁的名句：“十里东风吹不尽，桃花开偏(遍)夕阳村。”赠我兄弟，以寓思乡之情。

不过，父亲到底也迈出了属于他那时代的反叛步伐，在为我们兄弟取名时，彻底放弃豫章罗氏祠堂的派名顺序与辈分传统，改采自由命名。因他从小就饱受派名困扰，遭到各种远房亲戚小孩的霸凌，许多明明比他小五六岁的顽童，因为派名的辈分高，硬是动不动就逼着他喊：“叫我爷爷！乖孙子哟！”

我本名“罗青哲”，“青”代表我出生在“青岛”，“哲”典出曾国藩的名篇《圣哲画像记》。到台湾后，父亲抱着我，在基隆户政事务所办登记时，遵循传统算法，把一岁的我，报成两岁。办事员啧啧称奇：“这年头，还有期望儿子成为哲学家的？”

后来得缘随寒玉堂溥心畬学画的我，生怕《圣哲画像记》中没有列入画家，急忙设法找来一读，但见文章最后一段，详列古来圣哲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郑许杜马，顾姚秦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看到其中至少有苏东坡、黄山谷是诗人书画艺术家，一颗不安的心，才放了下。

父亲用曾文正公的一则比喻告诫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意思是要我应该专心学校功课，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写字画画上。而我对此一名言的体会，自有我的独特角度，以为应先专心于我喜欢的书画，然后可以学写题画诗；先读通我喜欢的书论画论，然后再切入诗学；然后，挟诗学入美学，入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循序渐进，可以受用无穷。至于做人方面，父亲长挂在嘴边的是：“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足以让喜欢俾倪同侪、傲视群伦的我，惕励一生。

至于弟弟的名字“志坚”，当出自曾文正公的名言：“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妹妹出生后，父亲在命名上更为自由，想起“金声玉振”婀娜多姿的玉磬，想起小时从爷爷那里获赐声响如铃的灵璧石，想起制玉磬以灵璧最佳，所谓“声如青铜色碧玉，秀润四时岚翠湿”，遂为妹妹取名“璧玲”。(注南宋戴复古《灵壁石歌为方岩王侍郎作》：“灵壁一峰天下奇，体势雄伟身巍巍，巨灵怒拗天柱掷。平地苍龙骧首尾，两片黑云腰夹之。声如青铜色碧玉，秀润四时岚翠湿。乾坤所宝落世间，鬼神上诉天公泣。……”)

罗家猷全家福

妹妹后来因生涯发展的问题，执意改名“霈颖”，径自到户政事务所，完成手续。父亲闻讯，低头沉吟，琢磨了许久，没有作声，也不置可否。最后还是妹妹撒娇逼问他：“到底认为怎么样嘛？爸爸！”

“唉！我真是搞不懂，你是找谁改的名字！”他摇摇头，“霈颖念起来，不成了paying，就这样，还想发财？还能发财？”父亲顿了一顿，继续说：“璧玲---多好喔，billion, billion, 一念就念来十亿美金呀！”向来重视财运的妹妹，所有密码都喜欢用“发我发发”“我发发发”或“我发我发”，闻言一时为之语塞，喉咙梗了一块石头，失去了平日反应快速的伶牙俐齿。

一旁的我，只好打圆场，顺口引用《新约圣经》说：Paying is blessed better than receiving (施比受有福)，企图化解一场尴尬。

也许因为我是老大的关系，父母对我管束最多，要求最严，各种实验，一套又一套，加诸我的身上，弄得我别无选择，只好照单全收。例如“拒购日货”“感时忧国”“澄清天下”“振兴中华”……可是，事情到了弟弟身上，都转了弯；到了妹妹身上，更全乱了套。顺利送我进入大学的“曾文正公计划”，也在我入住大学宿舍之日，正式结束。从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开始，全家在电吉他震耳欲聋的声响中，正式进入“摇滚时代”。

弟弟顺利念完初一之后，活力突然爆发，依次把基隆周边的初中，通通摇撼了一遍；到了高中，更是在北部各高中大打其滚，最后滚动到桃园以南的杨梅高中，方才停止。幸赖母亲无比的爱心、毅力与韧性，跑东跑西，北上南下，左右相随，以寸步不离的耐心，永不放弃的精神，终于一路护送弟弟得到高中毕业文凭。

而父亲心中，在台湾传承农业“耕读家风”的理想，也随之毕业。

“后现代状况”出现了根据我编辑的《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妹妹出生那年，台湾人口正式突破一千万，生育率是4.2%。六十年后，人口数成长为二千三百六十万，生育率降低至1.06%。1993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7%，进入“高龄化社会”；2018年，达14%，进入“高龄社会”，预计在2025年，达20%，进入“超高龄社会”。

在政治军事上，“金门八二三炮战”刚结束满两年，当局仍继续坚持保守维稳的格局，以求保台自保。于是，“国民大会”修正依“宪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程序所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决议总统连任不受限制；随后，蒋中正当选第三任“总统”。

这一年，美援会秘书长李国鼎在基隆附近设立“六堵工业区”，并领导投资研究小组，通过“奖励投资条例”，配合既有的“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促使台湾从“进口代替”转型为“出口扩张”，迈向“国际市场导向”经济。

古人云：“三十年为一世”，1989年，妹妹二十九岁时，苏联解体开始，东西冷战，戛然而止，她的演艺生涯，也在此刻，慢慢扩展至两岸三地，同时也扩及美国华人市场，开始步入高峰。

在社会科技发展上，台湾得风气之先，从1986年开始，外汇存底为463亿美元，人均所得为3697美金，服务业人口占41.50%首度超过工业人口41.47%，而农渔业人口，降至17.03%以下，正式进入“后工业社会”前期。该年，台湾计算机终端机、显示器、电话、电算机等七项信息电子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长荣海运“货柜运输能量”跃居世界第一；高雄港货柜吞吐量，紧跟鹿特丹、香港之后，位居世界第三。大量的外汇存底，使台湾进出口畅旺，带动百业兴旺，而扮演经济火车头的房地产业，更是一飞冲天，价量齐扬。

拜五年来演出电视剧、电影片之赐，妹妹在二十六岁这一年，成为台湾房地产工地开工预售秀的当红表演明星。她放弃了玉女的形象，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对白无厘头，歌唱大搞笑，只要炒热售屋场子，配合剧情需要，有什么不可以。

罗霈颖1980年代工地秀实况

妹妹能唱歌，但没有出过专辑；能演戏，但没有真正的代表作；能主持节目，但没能历久不衰。但她口齿伶俐，反应机敏，最宜在谈话性节目中，率真坦白，戳破假面，口无遮拦，不时炫富，表演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她自己，成为一个后现代式的综合体，直接反映她所处的时代之憧憬与庶民之愿望。

她过世后，海内外各大华文报纸，持续十数日的追踪报道，已让我意外不解；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慰问电邮之多，更令我惊讶。她的粉丝之广，已超出我的想象，其中居然还包括有伦敦、纽约的白人与西班牙裔、日裔族群，实在不可思议。

当年，为了每天日夜全岛南北高速公路奔波赶场，她首度购车代步，买了一台价值不菲的进口保时捷，停在父母公寓楼下的停车格中。这辆车，二老随妹妹出去兜过一次风，却从未试驾过。短短五六年的演艺生涯，妹妹累积的财富，几乎追及父亲辛苦工作二十年的一半。

记得我上初一时，妹妹一岁多，父亲迷上了小轿车，家中忽然出现许多印刷精美的彩色英文汽车杂志。有一天，父亲指着书中一辆跨页的红色跑车，兴奋地说：“这是Audi，德国造的，你看，车头有四个连环，漂亮吧！好车！”可是作风保守的父亲，仍然每天风雨无阻，骑着他那辆英国飞利浦脚踏车，在雨港基隆上下班，常常浑身湿透回来，从不叫苦。

父亲的船务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是做老牌英商太古轮船公司(Butterfield & Swire Co. 1866)的台湾总代理，处理台港客货运业务，生意兴隆。我听妈妈说当时爸爸的薪水一路从一千台币涨至三千，是中学教员的十倍。接着，越战从1955年到1975年，打了二十年，轮船货运的业务又大幅增长，父亲的薪水又增加至八九千元，加上每年丰厚的红利，早已到了可以买小轿车代步的时候，但他仅止于观赏汽车目录，从未有所实际行动。

不过，热爱摄影的他，花钱买起莱卡照相机、录像机及放映机，却是毫不手软。妹妹会看卡通片后，星期天下午，家中客厅成了卡通电影院，附近的小朋友，一律招来观赏，热闹极了。

当年基隆港的吞吐业务，非常繁忙，港区中的泊位，日夜挤爆，许多大船，没有码头可靠，只能停泊在海港中央以及外港。人员上下船及引水员的作业，全靠港务局的几艘小型接驳船支应，早已左支右绌，疲于奔命。父亲见机得缘，向港务局申请，以公司名义，订制两艘新式大型接驳船，加入港都水运，在需要时，可把船租借给港务局，日夜加班使用。十年之间，接驳船为父亲累积了可观的财富，使他决定在五十五岁时，移居台北退休。因为他的爷爷，在四十五岁前，便已赋闲在家，课孙读书了。

父亲之所以相中位于台北敦化南路、由香港建商设计的怡安公寓大厦，是因为大厦地上第一层(ground floor)是英国式的大型车库，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还是香港人有经验，十年后，台北一定人人有车，停车一位难求！”父亲笃定地预言道。

搬入新居不久，父亲发现，住在楼上的邢先生，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光鲜亮丽地停在露天停车格中，开始擦车。一个钟头之后，又退回车库之中。以后每周一次，在大家眼皮子底下，行礼如仪。父亲每次都兴味盎然地看着，但不为所动。有一次，居然看到邢先生在一场大雷雨后，把车子开了出去，成了我们家的大新闻，大家在饭桌上，把此举与人类登月，相提并论。

可是在父亲决定移居美国前，在怡安大厦住了二十年，车库也空了二十年，除了堆放杂物，别无他用，既不出租也未出售。

1991年，父母亲到了洛杉矶，在这个不得不开车的城市，父亲购入的第一辆车，居然是福特七人座的客货两用型，非常实用方便，开车到弟弟住处，只需四十五分钟而已，算是比邻而居。七十高龄的他，用这辆车，到家得宝(The Home Depot)，买了所有的材料，在稍嫌西晒的厨房外面，亲手为母亲搭起了一座敞篷格子花架，既可遮阳，又能赏花。他又在大花园中，种满花果蔬菜，从苹果、蜜桃到柠檬；从西红柿、丝瓜到茄子，让盘中新鲜蔬果不断，多余则四处分赠亲朋，让晨昏美景映窗，产生无限变化。

那辆福特车，成了父亲继续“耕读传家”的工具车。妹妹看不下去，次年立刻买了一台奔驰回来。父亲在妹妹返台时，替她细心保养，不时发动引擎预热，等她回来使用，但他自已，却从未正式用过。

从1990代算起，此后三十年，“全球化”现象迅速四处蔓延，伴随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信息互联网的普及，全世界慢慢卷入中、美两大经济体，在政军科技上，相互分工又竞争的新局面。这一点，父亲在2008年“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已经预见。当时，他对中国的未来，表现出从来未有的乐观与信心。但在内心深处，我想，他大概不得不接受，他从小所舍命保卫的价值观，早已大片大片地崩解湮灭。

一日，妹妹为父亲买了一台数码相机，作为生日礼物。他从桌子上，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口中喃喃地说：“像柯达这样的大的百年相片胶卷公司，说倒也就倒了。”

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