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娃·缪尔达尔(1902-1986)，长期以来，她的名声都被丈夫所掩，很多人不知道她本人也是一位诺奖获得者。

阿尔娃·缪尔达尔（Alva Myrdal）和卡尔·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夫妇是闪耀在瑞典学术界和政治界的一对巨星。两人勤奋高产，各有为数可观的重磅著作问世，在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其范围远远超出瑞典本国。二人又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冈纳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尔娃则在198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人口问题的危机》是缪尔达尔夫妇合著的著作之一，于1934年出版（以下简称《危机》）。阿尔娃的名字在前，显然是主笔。该书一经发表，便刮起了一股福利国家建设的旋风，浇铸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瑞典福利国家的模型。这部书因此也被誉为“真正的福利国家宣言书”（Alberto Spektorowski & Liza Ireni-Saban, From ‘race hygiene’ to ‘national-productivist hygien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11,16:02, pp. 169-193.）。要了解和认识北欧现代福利国家的起源、理念和初衷，这部书是必读不可的。同时，由于书中所设计的社会福利政策都与家庭、女性角色和女性就业紧密相关，《危机》也可以说是一部北欧妇女问题的经典。遗憾的是，该书一直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更谈不上中文，因而在我们的学术认知中往往是“缺席”的。

缪尔达尔夫妇合影。

人口危机这部书针对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初瑞典（也是整个北欧）的人口危机。上世纪初的瑞典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农业在国民要素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比重逐渐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流动，既有向外的流动，比如大规模的北美移民潮，也有本土内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那时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差，工人们的工资没有保障，住宅狭小污秽简陋，备受贫困和社会不均的煎熬。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消耗和随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大萧条，瑞典失业率上升。三十年代初为24.9%，而1934年的失业率则达到了34%之高。

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滑。1933年瑞典的出生儿童数量仅占维持人口总量所需出生儿童总数的70%多一点儿，而1934年的儿童出生率只有13.7%。另有一则数据表明，瑞典每千个育龄妇女婚内所生孩子的数量已由1831-1835年间的283.1下降到了1931-1935年间的116.8。缪氏夫妇在《危机》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瑞典人口出生率自二十世纪以来的“持续加速减少”是一种“灾难性的下降”（本书第10页）。

《危机》的重点是分析人口下降的原因。缪尔达尔夫妇坚决反对只从生理意义上的繁殖力来解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他们认为，生与不生都是人们的选择，而迫使人们做出不生或少生选择的则一定是与生活条件有关的社会因素。在他们看来，人们不愿意多生的动机不外乎有以下三种：不安全感、拖累感和经济负担。（Alva Myrdal,Nation and Family,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 Ltd, 1945, p.55-76）

阿尔娃认为，不安全感是现代化过程给人们带来的一个心理上的产物。工业化以前的个人镶嵌于家庭、邻里或教区的群体结构之中，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并具有可预见性。工业化把个人从传统的群体结构中分解出来，必须自己依靠自己，而失业、受伤和挨饿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使人中断或丧失抚养能力。不生或尽量少生就成了一种不得已的理性选择。同样，阿尔娃也把拖累感这一因素归结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她认为农业社会时期的男女共同挑起养家持家的担子，有着一种近似于“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平等责任分工模式。男人们不离家，孩子和母亲必要时也可以搭一把手，不会与生产过程完全脱钩。工业化使生产和生活相脱离，男子离家外出做工，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孩子，即孤独又无聊，孩子实际上成了父母的累赘。

第三个是经济负担。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孩子是一种“财产”，孩子多意味着家里劳动力多。但后来由于土地继承，大户土地在数个继承者之间进行分割，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小农越来越多。为了防止更多的继承人来瓜分这一块儿本来就不太大的土地，农民们渐渐开始少生孩子。工业社会初期，童工的使用比较普遍，一家人可以大人孩子一起进厂做工。但后来由于瑞典禁止童工法案的出台（1881年和1912年）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儿童退出生产领域，不再具有劳动力价值。父母们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带来抚养成本的翻倍上涨。生孩子不但不能给家庭创造收入，反而会增加家庭的消耗和支出，经济上十分不合算。

缪尔达尔夫妇认为，上述因素如果不能排除，人们的生育愿望就将持续低落，人口就会进一步萎缩，直至最后导致民族不灭自亡。虽然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没有亲身经历战争车轮的碾压，但大国之间的血腥厮杀还是让他们看到了人口数量对民族存亡的至关重要。当然，人口可以从外引进，工业化的发展使劳动力的流动早就冲破了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民族自己不生育而靠外来移民来充填人口，最终的结局还是不灭自亡。正是面临着这种亡种亡国的危机，缪尔达尔夫妇呼吁政治家们做出选择：要么任凭人口锐减，要么进行社会改革 。

解决对策在缪尔达尔夫妇看来，深度社会改革是阻止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出路。他们撰写《危机》一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这场社会改革提供一个“作战方案”，其逻辑其实十分简单。他们认为既然生育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儿，国家就必须对人们的生育成本进行补偿，与家庭共同分担生育的经济负担。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国家出面？人口的下降可不可以通过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社会救济、贫困援助、增加工资等办法来解决呢？不！穆氏夫妇坚决否认了这些途径的作用和效应（第164页）。他们认为， 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水平提高不会对人们的生育愿望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相对贫困不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社会救济、贫困援助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措施，且救济范围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增加工人工资更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这样会把经济负担转嫁到雇主身上。为了节省这一笔额外的开支，雇主们极有可能会选择不雇或解雇孩子多的工人 。

缪氏夫妇强调，只要工人和儿童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是不稳定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低下的，孩子数量的增加会使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人们就不会愿意多生孩子。那么，如果提高出生率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社会需要更多的儿童来构成(国家)的下一代，国家就必须负起生育养育下一代的责任，出面来给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成长条件。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在再生产上投入大量财政，但缪氏夫妇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投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将提高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消除贫困和不均，使社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危机》一书给国家提出的建议是建立一系列儿童福利措施。这些包括：多孩家庭住房补贴；基本免费医疗和健康保健（包括心理卫生、牙齿护理和药品）；免费学校午餐；优惠食品价格；免费教育（包括教材、教学材料和校车）；优质免费公共幼儿园、托儿所、课余活动站、夏令自耕小花园、青年奖学金等等。缪氏夫妇认为，上述儿童福利措施一旦普及完善起来，不但能减轻生育负担，刺激生育，而且将治根治本，消除贫困和不均，有效预防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最终达到提升国民数量和质量、打造出优秀“国民材料”的目的。他们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搭建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国民材料”，认为只有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保证个体“国民材料”的文明和优秀，一个国家才有可能建造起文明优秀的社会整体大厦。

《人口问题的危机》书影。

缪氏夫妇进一步重申并强调，使一个儿童成为优秀“国民材料”，需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包括营养、住房和医疗健康三个方面。他们认为，不论家长的收入水平如何，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足够并且健康的食物。他们主张社会组织信息宣传活动，普及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帮助家长们树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他们也主张由社会为所有在校儿童提供精心搭配的免费午餐，保证孩子们每天至少能吃上一顿营养丰富的饭。《危机》作者认为住房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简陋狭小拥挤的住宅会导致心理不健全、自卑、反社会倾向、烦躁、性早熟甚至乱伦等不正常行为。他们强调，社会必须树立一个基本家庭住房标准，这就是厨房、父母卧室、男孩卧室、女孩卧室。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除了厨房之外起码需要三间屋子，低于这个标准的房子必须得到限制并取消其家庭住房的资格。在医疗健康方面，缪氏夫妇主张普及新生儿健康护理，减少新生儿死亡率；学校配备校医，跟踪检查儿童生理、心理成长过程，同时也建议社会部门定期对幼儿园、学校等“硬件”环境进行专业鉴定并做出相应的改善。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极具可操作性的儿童健康衡量坐标。

现代福利国家雏形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上台，与农民党联手开启了长达41年的执政时代。缪氏夫妇都是该党成员，思维敏捷，学识卓越，他们的人口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又与社民党在1920年代末就提出的“人民之家”的执政理念和口号一拍即合，这使得二人很快就在社民党政治中崭露头角。瑞典政府首先采纳了《危机》一书关于成立人口委员会的建议。1935年瑞典人口委员会成立，冈纳被任命为主席（1935-1938）。阿尔娃被任命为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1935-1938），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人口委员会的工作。人口委员会的任务是开展人口生活状况调查，起草调查研究报告和改革建议提案。它可以说是政府下边的一个咨询机构，但由于它承载着全面规划社会福利政策的总体设计作用，人口委员会就成了当时福利国家建设首当其冲的“旗舰”。

瑞典人口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方针是“社会必须承担生育费用，为母亲和儿童提供免费照顾”。从成立到1938年底，该委员会一共提交了17份重量级改革建议报告，提出了包括住房补贴、家庭营养食物配给、全民医疗健康服务、产期补助、结婚贷款、贫困生奖学金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方案（William J. Barber,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and Swedish Social Policy in the 1930s. In: Gunnar Myrdal. Great Thinkers in Economics Serie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8, pp. 57-58）。几年下来，人口委员会的部分改革建议得以在瑞典议会通过，上升为社会政策法律条文。这包括为有特殊需要的母亲发放产假救济的提案和鼓励早婚早育由银行向年轻人发放结婚贷款的提案。1939年，瑞典议会还通过了一项保障已婚、孕期和产期妇女就业的法律，禁止雇主以婚育为由而解雇女工。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德国纳粹上台，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战时状态成为“常态”，人口委员会的工作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有些建议因立法程序未走全而被搁置，有些因有争议而暂时被否决。但无论政策结果如何，人口委员会的工作都在瑞典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它“点燃了社会政治问题大辩论的熊熊之火”（Thomas Etzemüller, Alva and Gunnar Myrdal-social engineering in the modern world,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ondon:Lexington Books, 2014, p.118.），为战后瑞典乃至整个北欧福利国家的全面建设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理念和政策基础。它所生产出的大部头报告也没有被埋没在档案馆的尘埃之中，而是全部被公开发表，在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向公众开放。这些报告可以说是瑞典福利国家的原始“设计图纸”。

《危机》一书不但启动了瑞典现代福利国家的建设，而且也牵动了邻国丹麦乃至整个北欧的福利国家进程。人口问题当时是整个北欧面临的困境，《危机》的出世立刻在北欧引起了剧烈的连锁反响,相继在1935年 和1936年被译成丹麦文和挪威文。紧接着丹麦挪威两国紧紧跟上，也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以丹麦为例，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从1924年开始上台执政。在《危机》丹麦版译者、经济学家约根·迪奇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丹麦也于1935年9月成立了由政治家、行政管理人员、学者、医生、统计学家等成员组成、迪奇为主席的人口委员会。本着“为全民创造更好、更健康、更有保证的生活条件”的宗旨，该委员会先后提交了三份重量级改革方案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包括国家采购儿童服装、产期休息、健康检查、咨询与指导、性教育、住房补贴、幼儿园以及信息宣传等等。另外还有六份大部头报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这些提案中有两项在战前得到了丹麦议会的通过，一是对多孩贫困家庭的住房补贴，二是慈善组织的国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也是丹麦乃至整个北欧现代福利国家发展思想的源头。

《人口问题的危机》是北欧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它把生育、再生产纳入了公共政治轨道，提出了社会福利普遍主义的原则。它以解决人口危机为出发点，着眼点却是全面社会改革和长远社会投资。它注重国民个体的素质，强调国家对国民的责任。它主张国家兴办公共福利设施，“解放妇女”，创造就业，塑造家庭男女双收入模式。它主张社会集中照顾儿童，让儿童在同等条件下成长，淡化阶级等级差别，培养平等思想和意识。它注重社会条件对人的影响，重视社会政策的理性设计，主张从具体细微的生活条件改变入手去“良化”社会。这些关于“人”和社会的人文主义理念相互交织，环环相扣，织就了现代福利国家制度背后的深层思想和思维逻辑。这些理念也构成了后来冈纳研究美国问题的巨著《美国难题》（见刘宗坤:《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巨著：冈纳·缪尔达尔的〈美国难题〉》”,载《南方周末》，2021年11月28日）的基调和阿尔娃1941年出版的《国家与家庭》一书的基本思想框架。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社会转型和人口问题，缪尔达尔夫妇的人口和社会改革思想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

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