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医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药，是中国医药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我国中药发展史，中药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起发展成长，为中国人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神农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说起中药，肯定少不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西汉《淮南子》书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可用的食物，但中国一向有药食同源的思想，很自然地，在神农尝百草的过程中，一定也会发现百草的药用价值。于是后来的人们直接把这个传说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因而神农又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传说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演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于是有了由一头形似狮子的神兽代尝的传说。据说这头神兽全身透明，五脏六腑、经络骨节清晰可见。神农将采集到的草药喂给神兽，观察药性在它体内如何运行，在哪个脏腑发挥作用，并把它记录下来成书传世。神兽为民寻找药物而献身的精神，受到药业崇敬，于是将它制成雕像予以供奉。

除了神农以外，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认为伊尹是中药汤剂的发明人。据说商王汤的奴隶厨师伊尹，十分擅长煮汤，他把煮汤的经验用于煎煮药物，从而发明了中药汤剂。与神农不同，伊尹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甲骨文中多次记载，殷商王室为伊尹祭祀。根据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伊尹是夏末商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根据现代文字学家、史学家们的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医”字、“药”字，治病主要靠祈求鬼神的巫术。因此在伊尹时代，是否已有成熟的中药汤剂发明，还有待证实。

“药”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西周初期的《周易·无妄卦第二十九》中，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告诫。西周时期的《诗经·大雅》中也出现了“不可救药”的诗句。这些史籍材料证明，“药”在当时的人民生活中，已经是常见的元素了。在《周礼》中，则记载了当时的西周王室中，已经有了一个人数达52人的王室医药院。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至西汉初的300年间，主要反映春秋时代的地理、物产、神话，也是最早记载了大量药物的书籍。据统计，书中记载了124种药物，其中动物药66种，植物药51种，矿物药2种，水类药1种，土类药1种，未详者3种。各药有简单的性状、产地、疗效记载。用药方法有服、食、佩戴、坐卧、洗浴和涂抹。

《论语》中也有关于药的记载：孔子的学生季康子向他献药，孔子说对药性不了解，不敢吃。这一方面说明，药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药性还不稳定。《礼记·曲礼》篇中也讲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当时的医药还很不成熟。

《庄子·逍遥游》中则记载了春秋末期一种著名的药物——“不龟手”药。文章中讲到，宋国有个善于制造防治手冻裂药（不龟手）的人，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一个外来客人听说后，请求用百金的高价买下他的处方和制法。这人召集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只得到数金的小钱，今天把处方和制法卖出去，可得到百金的大钱，请大家同意卖了吧。客人得到这个药方后献给吴王，在吴军与越人的水战中，此药发挥了作用，于是吴王对献方的客人进行了划地封赏。

战国时期出现最早的医药学著作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五十二病方》，这是中国第一部医方书。该书被认为写成于战国时期，记载了治疗52种病症的283个医方，使用了247种药物。医方多是简单的复方，有剂型规定，药物有剂量和炮制要求，是战国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药业水平。但是，《五十二病方》中也夹有许多巫术，医、巫并重十分明显。

被认为多半写成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经典著作。它是在引入战国朴素唯物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后，对战国医学知识的总结，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主要总结中医学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及治疗原则。《灵枢》专论用针灸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方法。《黄帝内经》主要讲中医学基础理论，只记载了13个处方，涉及25种药物。

李悝是魏国魏文侯时的国相，率先在各国中变法。他主持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其中专门制定了有关医药方面的法律条文。其中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这样的：

凡医生为人配制药物、开药方、施针刺，因违背处方要求或医药技术的基本原则而出错误，致人死亡者，判2年半徒刑。因疏忽而出以上错误，致人死亡者，以故意杀人论处；虽未造成人死亡，也要罚打60棒。就是卖药出现以上错误，致人死亡者，亦按此治罪。

这大约是关于医疗事故最早的法律规定了。

在秦始皇的时代，药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他十分渴望获得这样一种药——吃了以后能长生不死。为了获得这样的药，他一方面在宫中令方士炼丹，一方面派人到外面寻求仙人仙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即位第三年，他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今山东东北部沿海）时，齐国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有仙人仙药，派童男童女可求。秦始皇大喜，遣徐福出海求之。但数年毫无音信。9年后，公元前210年，徐福在琅邪再遇见东巡的秦始皇，谎称前次出海已看见仙山，因遇大鱼阻挠而未至，求派射手同去。后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大量农具、种子和工匠出海，却再也没有了下落。

《神农本草经》奠定本草学基础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汉墓中，发掘出木质简牍《治百病方》，又称《武威药方》，为东汉早期墓葬品，反映西汉至东汉初期的医药实践。所治之病，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记有病名、症状、处方、剂量、炮制、剂型、用法、服药禁忌等内容。全书用药100余种，几乎全是后来的常用药物，比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用药成熟了很多。

药物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以《神农本草经》问世为标志。《神农本草经》出于多人之手，成于东汉前期或中期，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在总结汉代以前药学经验基础上，创立了中药药性理论和涉及采制、炮制、治则、配伍、组方、制剂、毒性药用量、服药时间的临床药学八原则，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为后世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临床医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则以《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该书由医家张仲景于东汉末期写成，是他在博采众方、勤求古训、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治疗流行病、常见病的经验总结。

汉代的零售药业，向正规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最有名的卖药人，是汝南郡（今河南平舆北）的壶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汝南郡“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壶”即葫芦。“肆”是出售同类商品排成的行列，可见卖药的同业人不少。汝南郡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郡，超过230万，药业较为兴旺。这位不知姓名的卖药老翁，将一个装药的葫芦高悬在摊前作为招牌，十分引人注目。后来，“悬壶”成了卖药的标志和行医的代名词。

晋代药业有较大发展。战乱与疾病流行，人们迫切希望得了病以后，能够得到现成的药品即时治疗，于是出现了“成剂药”的专用名称。首先记载“成剂药”是著名医药学家葛洪。他在《肘后备急方·卷八》中说:“众药并成剂药，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

南北朝以前，药铺、药摊由医生兼营，医药结合为一体。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只看病不卖药或只卖药不看病的情况，行医与卖药开始有了分工。

中药三大类商品，药材、饮片、成药，战国秦汉即有出现。但经营规模小，多为医生看病时给药，没有各自的专用名称，彼此之间的界线也不很清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三者的界线逐渐清晰起来。

中唐时期有了定期药市

唐代国内药材产地扩大，品种增加，外来药物也日益增多，药材市场变得十分复杂，原来的本草书已不适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朝廷命苏敬等23名医官、儒臣“普颁天下，营求药物”，重新编修，取名《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载药844种。

各地优质药材增加，使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药商们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但也增加了采购的困难。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时间，统一市场，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易各地药材，提高经营效益。中唐时期，四川梓州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药市。唐末，定期药市传到成都。五代至两宋，成都药市已有较大规模。

长安在盛唐时人口达到100万，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城里有东、西两大市场。大小药肆和流动卖药人都集中在两市的药市区，称为“卖药坊”。西市最有名的药商要算宋清。宋清经营的药品质量好，职业道德高尚，对那些没带钱来求药的人，他也都给予好药，留下的欠据多得堆积如山，从未前去索要欠款。到了年终，估计不能偿还欠款的，宋清就将欠据烧毁，事后不再说欠款的事。宋清的事迹和品行受到大文学家柳宗元的高度赞扬，还专门为他写了《宋清传》。

唐代在广州生产出一种煎煮药物的优良用器，名为土锅镬。任过广州司马的刘恂，在他的地理著作《岭表录异》中记载：广州陶家作土锅镬，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超过铁器，尤宜煮药。这种煎药的土锅镬，煮药不干扰药性，价廉物美，很快推广到整个岭南地区。

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极盛时人口超过150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宋徽宗政宣年间(1111年－1125年)，开封有名号的药铺就有23家，还一一记下了这些药铺的名号，如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丑婆婆药铺、孙殿承药铺、宋家生药铺等等。除了这些有名号的药铺外，还有很多摆摊、走街串巷卖药的。比如大众娱乐场所“瓦子”中就有很多卖药的。有个叫张涣的江湖医生，卖药来到都下，恰遇宋徽宗太子发癫痫病，名医诊治未效，召张涣入宫治愈，张涣因此得了官，后来官至翰林医正。

南宋都城临安，盛时人口已过120万。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开封。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记载，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有名号的药铺有18家，其中有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等等。据说有一次宋孝宗患痢疾，宫内众医治而不效，太上皇赵构十分忧虑，一日带随从巡市，遇见一小药铺，店主严姓，遣随从问能否治愈。严店主回答说，这个我拿手。遂引入宫。严氏用新采藕节研细，用热酒调服，数服而愈。赵构大喜，赐以捣药金杵臼，并授荣誉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称呼“金杵臼，严防御”。

南宋时期，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药店前店后坊的生产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要求。于是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了“生药饮片”“熟药丸散”作坊，专门从事饮片、成药生产。这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饮片、成药实业。

明清迎来成药生产大发展

北京明初人口不过数万，嘉靖时（1522年－1566年）已增至百万。加上皇宫消费，北京已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地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药业兴旺。后又建立了行业组织药行商会，药业成为15个大的行业之一。著名的大药铺，有永乐年间的鹤年堂、万全堂，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远药锭。在频繁举行的各种庙会中，也有药商参与交易。在傍晚和黎明前交易的小市，亦有小贩地摊售药。

在中国医学史上，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李时珍(1518年-1593年) 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理，在短短几年之中便获得了声誉，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经过27年辛勤努力，至万历六年（1578年）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记载药物一千五百余种，附有药图一千余幅，药方一万一千余个，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力发展成药生产，是明代药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生产成药的场地制剂室，当时称为药室。明代人屠隆对此曾有描述：药室的选址要安静，远离生活区，不用时关门上锁，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各种设备和制药工具共20种。其中粉碎工具5种：石磨、铁碾、乳钵、斫筒、桩臼，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药材粉碎。大、中、小3种不同孔径的药筛，可以获取不同细度的粉末。煎煮药物使用铜锅，以丸、散剂为主。

清代北京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南北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城内药铺、药行林立。著名的药铺，首推康熙八年（1669年）开业的同仁堂，此后有万锦堂、同春堂、玉和堂、仁一堂、包太和、千芝堂、一小堂等陆续开业。它们经营饮片，更重成药开发，使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成药生产的主要基地。尤其是同仁堂成药闻名全国，在外地也设分店拓展业务。而明代留下来的西鹤年堂，则以汤剂饮片和养生药剂闻名京城。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中医中药在与之竞争中，也吸收了很多有益的养分，获得了新的更大发展，而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写作参考唐廷猷著《中国药业史》、傅维康主编《中药学史》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