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祯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大同里29号、31号、33号。

大同里29号也是二上二下式样的石库门房屋，它的西厢房与27号的东厢房相连，客堂间和31号的客堂间相连。由于大同里从29号开始一直到33号，比27号和25号要前突大约1.5米，所以29号到33号的房子建筑总面积略大于27号，它们的总建筑面积可以达到200多平方米，和27号一样，共有正房间九间。

据老住户回忆说，29号和31号原来是一起被广东人姓谭的两兄弟所有。上世纪20年代，两兄弟由于染上了赌博，输了钱，才将这两栋房子都给卖了。29号就卖给了苏州商人陈子祯。清末民初，上海大力发展的年代，由于陈子祯在上海敢冒险，大胆进取，所以同时拥有上海名列前二的私人广播电台——亚美麟记广播电台、著名的沧州书场、乐园殡仪馆等产业。当时上海著名的评弹艺术家、越剧名伶、滑稽笑星等都在他的电台和书场演出过。陈子祯还是位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捐助者，抗战时期创办过平江孤儿院以及流动诊疗所等，成为上海红十字会的理事。

陈子祯家族谱系

受访者：陈治文、陈颂周、陈家祥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非常高兴能采访陈治文老先生，您虽然已98岁高龄，但耳清目明，头脑清晰，非常不容易！请陈老先生介绍一下你们祖上的从业经历以及你们家何时入住大同里的一些具体情况。

陈治文：我祖父是苏州开陈万原珠宝店的，和清皇室有商业往来。一次在去香港和澳门采购原料的途中，不幸遇难身亡，从此家道中落。因为祖父母生前很注重对我父亲陈子祯的教育，他从小就读过英语。到上海后又得到了亲家的帮助，让他去就读青年会夜校。后来他又在海满洋行做过进出口生意，再之后又在金立纺织厂做工，纺织厂老板是苏州东山人，又是同乡，因此我父亲得到了老板的照顾和赏识。有一次，弄堂后面的棚户区被火烧之后，浓烟弥漫，恶臭难闻。为了救济灾民，我父亲把工厂后面的铁门打开，发放救济物资，送医送药，还鼓励厂里的员工帮助他们。又有一次，有房子着火了，父亲组织救火队救援。结果发现是暴徒为了骗保险故意放火烧房子。父亲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称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我们是在1926年左右搬到大同里29号来的，当时父亲有一个生意伙伴，名叫杨敬冰。他搬到了大同里33号，所以我父亲也一起搬到这里来了。

采访者：听说陈子祯老先生以前创办过多种企业，能否做一些介绍？

陈颂周：我父亲陈子祯是1897年7月17日出生，于1980年10月3日去世，享年83岁。之前做过很多事业，开过咖喱饭店、太平洋水产公司、丝绸厂、沧州书场、乐园殡仪馆、亚美电器厂、国华电器行。国华电台和亚美电台合并为一个电台，即后来的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当时电台就开设在书场楼上，云集了一批沪上知名的滑稽明星和戏曲名家。他们每天在电台播完音之后就到书场去演出。书场的名气很大，规模也很大，不是同类书场所能比的。

陈治文：在闲暇之余，还会经营一些小生意，比如帕克金笔、电钟、自动化开关无线电。只要国外进口的他都会去经营。虽然有些不是特别成功，比如金牛牌肥皂、金牛牌橘子水。父亲曾经还想在朱家角办养殖场呢！

采访者：听说亚美麟记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评弹、越剧和滑稽戏，而且还提携过许多年轻的艺术家，请陈先生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陈治文：当时越剧十姐妹还非常年轻，要办自己的学校，借助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做宣传。考虑到会有很多越剧迷蜂拥到亚美麟记广播电台来，会有安全隐患，所以最后还是把直播室临时设置在大同里29号的客堂间，也就是我们家里。之后《山河恋》也是在那里录音的。

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全体播音员与陈子祯（后排左一）合影，摄于上世纪40年代初。

采访者：其他戏曲如滑稽戏等名角也在亚美麟记广播电台播音演出过吗？

陈治文：滑稽戏播出的频率不是很高，但是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和笑嘻嘻等名家的滑稽表演都曾经在我们电台播出过。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是民国早期，我父亲和广东人合伙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开办了国华电器行，之后又开办了国华电台，以评弹为主要演出形式，并且出版了《广播漕》杂志，自己编写剧目，还得到《新闻报》的采访和邀稿，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父亲一直在改编《长生殿》的评弹剧本。

采访者：当时你们在经营广播电台时，竞争肯定非常激烈，你们是通过哪些途径来体现自己竞争力的呢？

陈治文：亚美麟记广播电台晚上六点到七点黄金时段有一档节目叫做“海陆空”。主要是为听众播报港务、铁路、航空等全方位的信息。记得当年“江亚轮”沉没的时候，电台里的电话蜂拥而至。大家都来电台打听自己亲人的消息。

当时，另外一家广播电台聘请了著名主持人万仰祖，主持了一档叫《百万金空中书场》的节目。由于主持人主持得非常有特色，所以吸引了很多上海的听众。为了应对我们广播电台听众流失的困局，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由茂昌眼镜公司赞助，制作一个特别节目，由评弹名家韩士良做主持，安排了一天一部评弹曲目演出，如《三笑》《玉蜻蜓》等，这使我们重新夺回了一批听众群。后来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上海听众由于喜欢万仰祖，所以比较倾向于收听《百万金空中书场》，但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因为覆盖了上海和江苏、浙江等地区，所以听众较广。总的来说，收听率最后还是亚美麟记广播电台略胜一筹。

采访者：听说在您父亲开办的亚美麟记广播电台里，您作为经理曾经和当时上海有名的文化人接触，请您做一些相关的介绍。

陈治文：我们广播电台有一档音乐节目是专门播放轻音乐和当时有名的好莱坞电影音乐的，其中包括秀兰·邓波尔主演的电影音乐和《绿野仙踪》《简·爱》等影片音乐。朱曾汶作为美国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广告宣传部经理，经常来推广华纳公司的电影音乐，而张芝[注：1928年出生，中国第一代播音员。17时就开始了广播生涯，从业50余年。1958年上海电视台正式成立，成为上海第一位电视主持人，曾现场报道刘少奇陪同原苏联元首访华。]是这档音乐节目的播音兼主持。朱曾汶英俊潇洒。张芝年轻貌美，性格活跃。由于朱曾汶经常到电台来和我联系工作，所以无形中我等于做了他们的媒人。记得当时播放好莱坞电影音乐时，观众都非常踊跃地打来电话，发表评论和点播自己喜欢的曲目。

朱曾汶和妻子张芝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

采访者：请您再回忆一下是否有其他知名人士和你们接触过？

陈治文：我夫人朱如馨在40年代至50年代时，曾经在上海有名的“程慕颐化验所”工作。当时上海有许多私立医院是没有自己的化验科的，血液化验和体液化验都需要送到“程慕颐化验所”进行化验。而程慕颐是程乃珊的叔公（程乃珊祖父程慕灏的亲哥哥），所以程乃珊小的时候经常由祖父程慕灏带着到我夫人工作的化验所去玩。有一次，程慕颐、程慕灏兄弟俩有事外出，请我夫人将幼小的程乃珊送回家。程乃珊小的时候剪了一个童花头，非常活泼可爱。

采访者：我晓得你们是苏州人，对评弹情有独钟。您父亲还开了沧州书场，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评弹名家都在你们的广播电台和书场演出过。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陈治文：父亲和生意伙伴杨敬冰关系一直很不错，在尝试了多次投资失败之后，当时的著名评弹演员薛筱卿就建议父亲去开办书场。当时，父亲的一位表兄在平安大戏院和哈同爱俪园[注：俗称“哈同花园”，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征用该地，建成中苏友好大厦，即今上海展览中心。]之间开设了一家沧州饭店（即现在的锦沧文华大酒店）。一开始，我们是借助饭店里的一个场子作为评弹演出的场所，所以取名沧州书场。谁知道后来获得了巨大成功，连爱俪园里的广东佣人也来沧州书场听苏州评弹了。这样的话场子就显得太小了，急需扩大演出场所。通过朋友介绍，我们将上海著名商人虞洽卿[注：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抗战时期坚持抗日爱国，日军占领租界后赴渝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待抗战。]位于南京路成都北路口的宗祠借来，当做新的沧州书场。当时一楼是ADK雨衣，二楼是沧州书场，三楼是福记咖喱饭店，四楼是亚美麟记广播电台。书场有400多个座位，规模在当时相当壮观。书场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也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1942年，我从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本来沧州书场和亚美麟记广播电台都是由我兄弟来管理的，但当时我兄弟生重病，他过世之后，我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留在家里，帮助父亲经营书场和广播电台。

采访者：听说沧州书场当时有一大批著名的评弹艺术家驻场演出。您能介绍一下吗？

陈治文：当时在沧州书场驻场演出的有张鉴庭、张鉴国兄弟，蒋月泉，王柏荫，唐耿良，潘柏英，张鸿声，韩士良，周云瑞，陈希安，他们当时被封为“七煞档”。他们十个人轮流演出，名躁一时，轰动申城，可谓是评弹艺术界的老法师了。现在我们经常听见的吴君玉是他们的晚辈了。另外还有像严雪亭、李伯康等评弹名家也经常到书场来演出。评弹皇后范雪君由于档期排满，电台不能请她来直播，只能去她家上门录音，然后再在电台里播出。一般她的演出都是放在黄金时段播出的。

采访者：现在戏曲频道有一档节目名叫《评弹风云》，里面还专门介绍了沧州书场的历史，节目中还提及沧州书场的陈经理。请您再回忆一下关于书场演员的往事吧！

陈治文：严雪亭想学《杨乃武》这出戏，但苦于没有资料，只好雇人把当时名角李伯康的戏文唱词都录下来，他反复研究后终于唱完了全本，后来名气反而比李伯康响。

采访者：解放后，各书场都进行了调整，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陈治文：50年代初进行了公私合营，沧州书场、仙乐书场、静园书场三个书场合并，统一管理。我担任这三个书场的私方经理。当时第一位公方经理是一个南下干部，他非常和气，在工作上和我配合得也很默契，真正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但几年后又调来一位女性的公方经理，这时官僚主义的习气就开始在她身上体现出来了。但是我们评弹界还是非常努力的，积极创作和时代相合拍的作品。《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焦裕禄》等一系列新的作品先后在这几家书场上演，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采访者：听说筱丹桂去世时是在乐园殡仪馆出殡的，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陈颂周：我听父亲说，筱丹桂出殡当天，乐园殡仪馆附近是人山人海的。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光捡到的鞋子就能堆成一座小山，这属于殡仪馆开馆以来少有的场景。这次追悼会给大众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亲比较有经商头脑，请了最好的化妆师和最好的音响师等，这些都是成功运营的必要条件。

乐园殡仪馆大堂。

采访者：接下来，请谈谈陈先生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吧！

陈颂周：日军轰炸上海时，上海有很多孤儿需要救治和收容。他开设了一个孤儿院——平江儿童教养院，孤儿院里的所有孤儿都姓了父亲的陈姓。其中有个孤儿生了白癜风，父亲还用土方治好了他的病。除了孤儿院之外，流动诊疗所成了社会上贫苦需要帮助的难民的救治中心。为了便于帮助这些人，还有专车开上街头提供服务，主要是帮人家义务看病。

流动诊疗所医疗人员在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及沧州书场门前为市民设摊服务。

采访者：当年陈先生收养在孤儿院里的孤儿现在是否还有联系？

陈颂周：我听父亲说，平江儿童教养院里有几位孤儿新中国成立后还进入中央工作。只是我当时年纪尚小，他提过的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一定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这些孤儿现在年龄应该都不小了，有些年长的如果活着几乎已经过百岁，小的也要八九十岁了。如果能找到一些当年的孤儿的话，也可以让当年那段历史更加丰富而又清晰地让后人熟知。如果以后出版的书里能够放点当年的照片，有人看见的话，或许可以再找到当初的孤儿。

采访者：有关您父亲作为红十字会理事的事，您还有什么回忆吗？

陈治文：我父亲一贯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抗战时建立孤儿院收养孤儿，成立流动诊疗所，为贫苦人士提供医疗帮助。他还办过义务救火会等组织，还亲自上过火场参与救火，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已经是上海红十字会的会员了。上海解放后，依然是红十字会的会员并有幸被选为常务理事。解放初期，陈毅市长曾亲自接见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爱国工商界人士。

采访者：再请回忆一下您父亲在解放上海前后所做出的贡献吧！

陈颂周：父亲还帮助共产党偷偷搞宣传，头一天晚上在家中录好音，第二天拿去电台播放。所以早上国民党来检查电台时，都没有查到什么。为了更好地便于地下党开展宣传录音工作，父亲在大同里29号客堂间还搭了一个临时的录音棚。记忆中有袁雪芬（越剧袁派创始人）等进步人士也来帮助做过宣传工作。

采访者：陈子祯老先生是在何时因为何事被送入监狱的呢？

陈颂周：听我父亲说，当时有人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诬陷我父亲家里藏有枪支，后来在1958年，政府派人到我家来进行搜查，连房顶的瓦片都被搜了个遍，但并没有搜查出枪支，只搜到了一个杜月笙六十岁生日时的寿碗。后来，父亲就因为这个碗被关进去坐了几年牢，理由是父亲和黑帮人员有来往。事实上，参与杜月笙六十岁生日的宾客不下千人，可能还包括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在内。但父亲却因为那个特定年代的往事，而受到了不应有的冤屈。好在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为父亲进行了平反，总算在我父亲去世前洗刷了冤屈。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他晚年的一件幸事，因为他总算坚持活到给他平反的那一天了。

采访者：这次我看到您保存了一些字画和老照片等，这些见证历史的珍贵信物，在“文革”抄家时是何以保存下来的，请您谈一下好吗？

陈颂周：由于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含冤入狱，60年代初出狱后一直处于失业并被管制状态。“文革”开始后，父亲原单位的人先到我家来抄家，但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又原本是同事，相对比较文明，所以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不过我已经感觉到将来会有更加激烈的行为出现，因为周边经常发生各种抄家事情，打砸抢、拉出去批斗也经常发生，甚至听到某某人经不住这些而自杀了的消息，所以当时的我尽管只有十几岁，但却灵机一动，将家里收藏的几幅较名贵的字画先裱糊在墙上，然后再覆盖上旧报纸，这样别人就轻易看不出来，只会以为是墙上糊着报纸，所以我家几幅较好的字画就这样被我保存下来了。而这些老照片是放在相册中的。当时周边学校的红卫兵得知我父亲的一些历史问题之后，就冲进我家，翻箱倒柜想查所谓的罪证。他们将我家的几本相册全部翻出来，放在弄堂里烧毁，其中有一本正好被几件衣服盖住，他们粗心地没有发现，所以等他们走后，我赶紧将这本相册藏到别处，这样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这些老照片。

采访者：胡赓佩先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慈善家，在香港眼镜行业是位教父级的人物，他在上海创业时的一些故事，我在20多年前曾听您母亲讲述过，现在请您再谈一谈，好吗？

陈颂周：这个听我父亲以前讲起过。胡赓佩是父亲的朋友，年轻时就创办了茂昌眼镜公司，那时可能20岁还不到。当时公司的门面是开在南市等区域，并非在南京路闹市区。恰逢市政拆迁，找不到好的铺面。走投无路之际，他同一位苏州同乡一起到大同里来向父亲求助。但是也不巧，那天我父亲正好去外地出差，他们扑了个空。几天后，他们又登门拜访，才得以与我父亲相见。我父亲是个性格很豪爽的人，他很钦佩胡先生的年轻有为，创业有成，并且大家又是好朋友，所以，就将南京东路的一处门面铺位赠送与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南京路可是钻石地段，有钱也很难租到铺位。果然不出所料，茂昌眼镜公司自从坐落于南京路之后，生意越来越兴旺。胡先生非常感激我父亲，于是和我父亲在生意上经常相互帮衬。茂昌眼镜公司的广告一定是投放在我父亲的亚美麟记广播电台，有时茂昌眼镜公司还会赞助广播电台的一些专题节目。1954年，胡先生从上海移居香港开创了茂昌眼镜公司香港公司，业务扩大至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生意越做越好。胡先生在临去香港前，曾专程到大同里29号来，邀请我父亲同他一起去香港发展。但我父亲当年曾被陈毅市长接见过，对新政府充满信心，所以婉拒了胡先生的邀请。1982年，胡先生特地从香港飞到上海，来大同里29号寻找我的父亲。但我们早已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搬走了，好在邻居知道我们的新住处，就将我们的住址告诉了胡先生，他才找到了我们。遗憾的是，我父亲已在一年前去世，他只遇到了我母亲和我。他和我母亲见面时显得特别激动。当时他就说：我有今天，全靠陈子祯老先生的帮助。当时我为了开办茂昌眼镜店找不到好的铺面，陈先生就将南京东路黄金地段的铺面送给我。正是陈先生的慷慨帮助，所以才有了我今日的成就。这位茂昌眼镜店的老板临走时还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红包。按照香港人的说法，这是“利是”，是给我这个大小姐的见面礼。

采访者：您小时候住在大同里29号，您或者弄堂里的小伙伴们都有些什么样的趣事呢？

陈颂周：我小时候同别的小朋友有些不同，我看见大人们穿着木拖鞋，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响，感到很有趣，就想自己也买一双穿穿, 但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小孩子穿木拖鞋，走路容易摔跤。但是我非常向往，执意要买。有一次，你母亲带我到她哥哥，也就是你住在王家沙同孚大楼的舅舅家去玩。那天，你母亲知道我很喜欢木拖鞋，就为我买了一双。回来的时候，还一起坐了人力三轮车。那天之后，我因为得到了心仪已久的木拖鞋，开心了好一阵，至今还记忆深刻。

另外，由于父母管教相对较紧，不太允许我随便到弄堂里去玩，我只能通过我们家天井里大门的缝隙，向弄堂里张望。看到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路过时，就叫她们等一下，然后我打开大门，让她们到我家来陪我玩。我自己却很少有机会去弄堂里放开了玩。

读小学以后，大同里2号主人的曾孙女王民怡是我的小学同学，我有时会到王家花园里去玩。她们家的花园非常大，有假山、树木花草等，很漂亮。在大房子的边上有一间小房子，门一直是紧闭着的，从来不让小孩子进去。听说是她们家女主人老太太的佛堂，老太太每天都要到里面去念经拜佛。有一次，我们几个乘大人不注意，偷偷钻进这个房间。我看到里面全是红木家具，供奉着许多佛像，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

“文革”开始后，我和几个小伙伴到隔壁弄堂，自在里10号三楼的小伙伴家去玩。我们将她家的被子垫在地上练功、翻跟斗，她们还要我对着墙壁练拳头。她们说，你家成分不好，要练好拳头，以后有人欺负你，你就可以防身了。等到小伙伴的妈妈回家了，我们四下逃避，有的在门后，有的去阳台，生怕她妈妈发怒。

采访者：我们弄堂里有许多人家当时都用保姆的，您可以谈谈你们家以前的老保姆阿宝妈妈同你们一家的感情如何吗？

陈颂周：阿宝妈妈把我从小带大，对我非常好。我记得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父亲被诬陷进了监牢，他被抓走的时候，阿宝妈妈大哭了一场，后来我母亲由于工作关系，到郊区去做防治吸血虫工作，家里只有阿宝妈妈带着我，我们两个相依为命。那时，我虽然只有五六岁，但内心已懂得孤独和无助。我还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吵着要穿裙子去上幼儿园，阿宝妈妈拗不过我，就只能给我穿上裙子，然后再在外面裹一件棉袄。到了幼儿园，老师说：“陈颂周，你的打扮怎么这么难看？”我听老师这么一说，赶紧将裙子脱掉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给我吃顿好的，阿宝妈妈通宵去国际饭店排队，早上等我和母亲前往时，只见她用报纸铺在地上睡着了，母亲和我都感动得落泪了。

阿宝妈妈对我的照料是无微不至的，她的户口也是报在我们家的。原本我们是打算让她跟着我们家，一直到她老了为她养老送终的。但是，“文革”爆发后，我们一家遭到冲击，在别人欺负我时，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挡着，许多拳打脚踢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好几次，我晚上看见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幼小的心灵从此埋下了心结，我始终不肯原谅那几个人。

1968年，我们家被扫地出门。一家三口人住进了武定路12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实在是安置不下阿宝妈妈了，她也只好回到苏州老家去了，非常遗憾！

“文革”结束后，母亲试着去苏州寻找过阿宝妈妈，当时也有心让我转到苏州下放，到阿宝妈妈身边去，相互间也能有个照应。不过她女婿土根告诉我母亲，阿宝妈妈回苏州老家后不久，又去上海找我们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我们全家都感到意外，不知她的下落。如果在世，阿宝妈妈应该有90多岁了。祝好人一生平安！

采访者：“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你们是哪一年搬离大同里29号的？记得你也去插队过，出去那年你多大？

陈颂周：我出生于1953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只有13岁。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有时也成为父亲被批斗时的陪斗。我们在大同里以及隔壁的自在里、南阳公寓等地，相继被当众揪斗。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是极度的羞愧和自卑。因为这几条弄堂里都有我的同学，大家平时都非常熟悉。我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被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陪斗，真是感到无地自容。

我是68届初中生，当时我的中学老师对我很好，她同情我的遭遇，暗地里尽可能地帮助我。68届正好遇到上山下乡一片红，虽然我父亲是坚决反对让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去外地农村插队落户，但由于我父亲的成分关系，红卫兵为了逼我去插队，就天天到我家来揪斗我父亲。那年我只有15岁，我的班主任老师私下同我讲：“看来，你不去插队是逃不过去的了。如果你再顶着，你父亲就要被斗死了。”当时，我父亲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全身浮肿，十分衰弱，身心疲惫。我年纪虽然小，但我感到我必须为家庭、为我父亲分担忧愁。所以我下了决心，将家中的户口本偷出去，偷偷地将户口迁出。至于当时插队的方向，往北方去就是内蒙古、黑龙江，往南方去就是江西、云南。老师为我出主意说，内蒙古是牧区，不用一年四季干农活，相对吃苦要少一些。所以我就选了内蒙古。当父母知道我已经将户口迁出，要去内蒙古插队落户时，他们当场抱头痛哭起来，我母亲更是非常的伤心，哭成了泪人。就在这一年，我们一家三口又被赶出大同里29号的客堂间，被安排到武定路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我与父母分别去内蒙古时，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

采访者：你年龄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和家乡，到内蒙古这么远的地方去插队落户，肯定吃了很多苦，可以谈谈当年插队落户的经历吗？

陈颂周：我离开上海去内蒙古插队时刚过15周岁，连16周岁都不到。我们这一批知青到达内蒙古后，当地的老乡接待我们还是比较热情的。他们把几家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安排给我们住宿，但是我们上海去的知青还是不能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地老乡无论男女老少，全家人是睡在一个炕上的。尽管老乡把炕头让给我们知青睡，因为炕头最暖和，在当地都是留给老长辈睡的，可见他们对我们已经是够热情的了，可作为大城市来的我们还是不习惯。我们一起去的八位女生，同时提出异议。当地老乡就把一所学校的教室改造了一间出来，给我们八个女生居住。

采访者：你当年在内蒙古插队时具体做些什么？

陈颂周：内蒙古的冬季是不干活的，他们那里一年只干半年活，到了冬季就躲进屋内。我还算幸运的，因为当地缺医少药，加上我母亲是位医务工作者，所以政府的慰问团就指定我到上海来学医，回去后做赤脚医生。我曾经在延安西路地段医院、第一妇婴医院等医院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

回到内蒙古后，我作为赤脚医生，用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为当地老乡服务，很受欢迎，还接生了好几个小孩呢！ 两年后，我父亲得了严重肝腹水，病危通知频发。我母亲一个人要上班，又要照顾父亲，实在忙不过来。我的一位亲戚就和我母亲提议，想把我从内蒙古调到安徽插队，这样能离上海近点。因为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到上海起码要两到三天路程，而从安徽插队的地方基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回到上海，要是有什么急事，也可以尽快赶回家。为了能调到离上海近点的地方，我的这位亲戚通过熟人联系，将我调到了安徽宿县插队。说句真心话，在内蒙古插队时，我的工作相对轻松，而到了安徽之后，尤其是碰上农忙，反而比较艰辛。当时，安徽宿县不是像内蒙古那样是用牲口犁地的，而是用人力进行的，非常辛苦。但是，辛苦归辛苦，在安徽插队期间也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拜了一位很好的美术老师。我的老师刘季雨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是著名画家关良先生的高足。刘季雨先生在艺术上是很有成就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无辜地卷入漩涡，下放到宿县任教。我很幸运，能在宿县插队时遇到这位刘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专业，第二名也是一位上海知青。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左的一套思想还禁锢着人们的脑子，安徽当地的青年也有想进入上戏，所以当地的招生办就为当地青年争取了两个名额。当地招生办用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说事，说我的名字叫陈颂周，就是陈子祯的狗崽子。而另一位上海知青家庭成分也不过关，所以，当地招生办以我们两个政审不过关为由，替换上两个他们的人。不过上戏到安徽来的老师很惜才，并且充满正义感。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位叫戴文明，一位叫程锦和。这两位老师认为我们两位上海知青专业很优秀，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不能被录取，他们情愿放弃两个招生名额，不再招当地推荐的没有业务水平的人。最后，当地的两个上戏名额就这样给作废了。

采访者：这桩事对您的打击肯定很大，因为当时能考进大学是件非常不容易，也相当荣耀的事。

陈颂周：我得知我的专业成绩地区第一名，并被录取时，心里很高兴，打包好行李，就发往上海。村里的老乡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也纷纷前来送行。但谁知道，当地招生办的人为了私利，竟利用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做文章，使我失去了进上戏的机会，我整个人都崩溃了。由于行李已经托运到上海去了，回村里已无法生活，我只能暂住在县城的招待所，一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地发呆了好几天。刘季雨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很同情，他说：“为了你的前途，你要和你父亲的姓名作切割，以防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帮我改名字，我就姓我母亲的周姓，名字改成庆华。他说：“庆华可以解释为庆祝中华的意思，这样不是很革命吗？”所以我就改名字叫周庆华，一直沿用至今。

采访者：你们当年去插队落户收入是非常可怜的，您是通过什么方法维持生计的？后来返城大潮出现，您又是在何时返回上海的？

陈颂周：当年在内蒙古插队时，每天挣的工分钱是少得可怜的。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分钱，干农活的话连口粮也很难保证，更别说来回上海的路费了。当时内蒙古到上海的单程旅费就要30多元，回一趟上海探亲的路费是根本没法挣到的。我们一同插队的几位男生，比较有经济头脑，他们看准了一些商机。比如内蒙古的火柴很缺，价钱也比上海贵好多，上海当时是卖2分钱一盒，到内蒙古就可以卖到四五分钱一盒。还有一种治疗头痛的中药叫头痛粉，在内蒙古是很难买到的，也比较贵，但在上海却可以买到。所以他们每次回上海就带些火柴、头痛粉回去卖。火柴上海0.02元，带回去就可以卖到0.04—0.05元。后来，我们女生也学着男生的样，搞起了“跑单帮”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将来回的路费挣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像这种火柴是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列车上是不允许大量携带的。当时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想想真的后怕。到了安徽以后，芝麻、花生和麻油等土特产，当时的上海奇缺，我们就顺便带一些回去送人或转让掉，抵些路费。不然的话，这些来回的路费就只能靠家长资助。我们知青也很要强，不希望给父母增加经济压力。当时我们这些做法被称为投机倒把，理论上是要受批判的，但我们也是出于无奈，为了生计呀！

采访者：很高兴能够采访到陈家祥先生本人。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弄堂里最聪明的就是你这个大哥哥陈家祥了。据我所知，你围棋下得很好，象棋可以和对手下盲棋。请谈谈你接受教育的情况？

陈家祥：我是五四中学65届高中毕业的，受到了国家与学校老师们的良好教育。在小学时担任大队长，中学担任校学生会宣传委员，并在少年宫参加科技培训，所以对科技方面很着迷。祖父被人诬陷，不但受了牢狱之灾，出狱后还成了被管制分子。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三种人的直系亲属是不能够被大学录取的（被杀、被关、被管）。所以我参加高考时，虽然数学、物理都考了120分（100分满分，20分附加题）、化学考了98分（100分满分，无附加题），按照当时的成绩，是超过了名优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的，但由于祖父的原因，大学录取通知并没有发到我手上。在一本、二本录取完成后，我突然很幸运地被上海科技大学录取，进入无线电专业学习。一年级学了一个月之后，跳级读二年级。1966年“文革”开始后，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刘芳被人贴大字报，指出政策明文规定“被杀、被管、被关的直系亲属不能进大学”，但刘校长还是破格录取了我。当我从大字报上了解到这一真相后，深深为刘芳校长的精神所感动，因为她使我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弟弟学习也很好，但也是因为成分的关系，连高中都不让他读。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临湘县广播局工作。改革开放后，参与筹建岳阳市电子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所长十四年。岳阳市电子研究所在我任所长期间，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的成果和专利技术。90年代末由于我弟弟突然中风，父母年迈需要照顾，所以我作为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调回上海并在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工作，担任副总工程师。

采访者：作为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却因为受到你祖父的牵连，在择校方面受到非常大的挫折，连上大学的机会也差点被剥夺，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陈家祥：当时我年纪很轻，由于出身问题受到牵连，心里肯定是很痛苦的。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社会时代的变迁，反过头来再看祖父曾经做过的事情，他在抗战时期并没有贪图自身的享乐，而是积极参与对孤儿的救助以及对贫困人员的医治。国共内战时，他还通过广播电台积极为进步人士做宣传。抗美援朝时也积极捐款捐物。这些行为在我们后辈看来，祖父称得上是个好人，他具有中国人的正义与善良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