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儿春秋

●郝惠文

一、凑着热闹，我来到这个世界

1950年8月里的一天，天交子时，我凑着热闹，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家的这个小院儿，呱呱坠地。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奶奶生了五男二女。可惜，两个女儿早年就去世了。我父亲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兄弟。一个寡妇婶子带着一个独生儿子，因为没有了生活来源，跟我奶奶一家生活在一起。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们和堂弟都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另立了门户。我父亲受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影响，在我大哥刚满十七岁那年，独自做主，给我大哥订了亲，娶了我大嫂。

那是解放后的第二年。也许是全国解放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安宁和心情的放松，我奶奶在她六十岁的时候，又得了五个孙子孙女，一个侄孙，还有一个重孙子！我奶奶属虎，家里一下子又添了七只小老虎，一时间，乐坏了，也忙坏了我的奶奶。一大家子，媳妇们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哪房也没落下，一家生了一个，就连我的妈妈，十来年不生育了，还生了我这个老丫头，跟着来凑热闹。

老人们重男轻女，光看起的小名就知道了。男孩子起名，都带个大字，大虎，大乐，大宗，大强，可见对男孩子都是寄托着重望，格外重视。尤其是我大嫂生的是个男孩儿，家里添了四辈儿，全家人更是喜上加喜。而女孩子起名就随便多了，我因为要当小老姑了，大家就都叫我小老姑。只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可气，竟把那个“姑”字省略了，直接叫我小老，一直叫到我上初中，才改叫大名惠文。

我的妈妈这辈子一共生了八个孩子。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 二哥下面本来还有两个哥哥，却都夭折了。最后又生了我。

小院儿里，住了一大家子人。

我大姐、二姐小时候没上过学，都是在解放后的识字班里学的文化。我妈妈算是个挺开通的人，没着急把我两个姐姐早早嫁出去，而是让她们识字学文化，又一起报名，到大沽化工厂上班，当了工人。我大哥、二哥、三姐也都学业有成。我爸爸妈妈接受新思想，支持孩子们努力工作，跟共产党走。我大哥和姐姐们积极要求进步，也都早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那几年，我家四世同堂，人丁兴旺，我父亲开着的小饭馆，也生意兴隆。沾了全国解放的光，不再受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欺负，事业发达，家庭和睦，亲戚朋友相处和谐，也算是家里家外一片欣欣向荣。

二、我是个命硬的孩子

我妈妈一直说我是个命硬的孩子。

我妈妈怀我那年，已经四十多岁了。十来年不生育了，突然停经，身体也感到不适，怕是有了毛病，去看中医。大夫说是经血不畅，得用中药调。我妈妈喝了几十副汤药，不但不见好转，却出现了妊娠反应，而且反应越来越厉害，腹部也渐大，这才意识到是怀了孩子。妈妈后来常说，喝了这么多副汤药都没给你打下来，你真是个命硬的孩子。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正在牙牙学语。有一天突然呕吐，发高烧，连奶都不吃了，一直昏迷不醒。那时候，小孩子夭折是常有的事，家人看我快不行了，怕我死在炕上，就拿了一个搓板，把平的一面朝上，把我放在上面，等待我慢慢死去。

我的大姐二姐都比我大很多，那时已经二十多岁了。解放后，国家提倡普及文化，街道开办妇女识字班，姐姐们在识字班里，也认识了不少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家里是开诊所的，听我姐姐讲了我的病情，说她家有一种药面儿很好使，可以退烧，开窍醒脑。两个姐姐赶紧跑到她家，去淘换这个药。当时诊所大夫说，要尽快想法让孩子把药面吸进鼻孔里，只要是打了喷嚏，这个孩子就有救了！死马当活马治，家人立刻按诊所大夫说的，把药面儿抹在我的小鼻孔下面，让我急促的呼吸把药面儿吸进去。不一会儿，我果然打了一个喷嚏！接着，居然慢慢地退烧了。我三婶家的一个哑巴姐姐，那时七八岁，跑来看我，我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叫了一声：“丫丫儿！”

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妈妈喜极而泣，爸爸从此更加疼爱我这个得来不易的老闺女了。

从此，爸爸更加疼爱这得来不易的老闺女了。

按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得的应该是脑炎之类的病，是重症。妈妈后来提起这一段往事，总是感慨地说，是咱家遇上了贵人，并且还说是我的命硬，这样严重的高烧都没把我烧傻了。

后来那个哑巴堂姐的结局，倒是一个悲剧了。刚解放那几年，开始给儿童们打预防针。轮到我们那一片儿孩子打针的时候，正赶上哑巴姐姐身体不舒服，按理说她是不能打预防针的，可是七八岁的堂姐不懂得这些，跟着其他孩子们一起去了。结果，打针没两天就稀里糊涂地没有了性命！本来就是个哑巴，没就没了吧，也没有人去追究其中的责任与原因。

后来听妈妈说，这个哑巴姐姐特别稀罕我，总是到我家咿呀咿呀地逗着我玩儿，是个挺好的闺女，没得太可惜！从我懂事时起，听了妈妈的这些话，我就经常想念这个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的哑巴堂姐。

三、父亲和他的小饭馆

我父亲出生在静海的唐官屯。唐官屯毗邻南运河和津浦铁路，是北方有名的水旱码头。昔日南运河上的船帮一直蜿蜒数十里，大为可观。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南运河一直是全国南北货物流通的重要水上通道。津浦线更是国内一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因为铁路唐官屯站设有一个大水塔，南来北往的列车都要在这里停留，通过水鹤给蒸汽机车上水，所以唐官屯人流物流集中，商客云集，餐饮业也异常发达。各地的几大菜系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我父亲小的时候，家境贫寒。祖上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难民。我爷爷是担八股绳沿街叫卖的小商贩，辛辛苦苦养育着五男二女一大家子人。爷爷奶奶把希望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四年私塾，在十四岁那年，送到一家挺有名气的饭馆学徒。

那时候，师傅收徒弟也是要挑挑选选的，因为徒弟日后是否有出息，也关系到师傅的声誉。我父亲憨厚老实，又上过私塾，师傅收下了，并且订了生死合同。四年学徒，一年谢师，没有报酬，期间生死勿论。

按照惯例，一开始学徒是不会教手艺的，要先学会伺候师傅一家人。清晨早早起来，倒尿盆儿，做家务，然后才能到后厨帮工。以前人们都是认为，这是师傅在剥削人。其实，这也是师傅收徒的第一课，是让徒弟先学会勤劳本分，学会温良恭俭让，学会怎么做人。

学徒期间是非常艰苦的，挨打挨罚是家常便饭。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徒弟来干，还要悉心学习手艺，起早贪黑，没有一天休息时间。父亲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经过几年的锤炼，学得了一手好厨艺。谢师一年，上灶掌勺，鲁菜，川菜，甚至西餐，都做得很好，手艺精湛，得到了师傅的认可。

几年后，父亲羽翼逐渐丰满，独自一人来到塘沽打拼。凭着他的好厨艺，慢慢站住了脚，并且看到了商机。于是，我母亲从娘家取回了她当闺女时做外活存的私房钱，资助我父亲开了一个小饭馆，起名东来春。

当时不知是为了图吉利，还是有讲究，我父亲还把他的名字振邦改为了振东，从此一个“东”字，把我父亲和这个东来春饭馆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得知我父亲开了个饭馆，老家的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投靠，父亲都逐一收留。我爷爷奶奶也带着一大家子人来到塘沽定居。我奶奶的娘家亲戚，我妈妈的娘家侄子，还有父亲的几个兄弟和堂弟，都在东来春帮工。

开一个小饭馆，要养活这么多家子的人口，再好的买卖也难以支撑，我父亲肩上的担子越发沉重。父亲一边带徒弟，一边亲自掌勺，因为客人们下馆子，奔的就是东来春掌柜的手艺。就这样，我父亲和店员们一起，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才有了这些亲朋好友们各家子的正常生活。

东来春饭馆，每天掌柜的亲自掌勺。

东来春饭馆最初开在塘沽新街上，临近永利碱厂正门，生意还好。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塘沽，在新街一带横行霸道，小饭馆无法正常经营，被迫迁址到新兴路北侧，与后来的电影院对过的一个门面。这条路，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叫新兴路，日本投降后改称中正路。解放后更名为解放路。这里是塘沽商铺集中的繁华地段。

父亲做生意，讲诚信，口碑好，对供应食材的商贩从不赊账，都是当场结账付钱。对顾客更是礼让有加。因此，虽未占据天时，却得了地利与人和，小饭馆逐渐走上了正轨。我父亲带了几个徒弟，其中最器重的是我的表哥。他是我妈妈的亲侄子，从小没了父亲，十几岁就来到塘沽投奔姑姑和姑父。他勤奋好学，深得我父亲喜爱，因此也学得了一手好厨艺。

那时，我家的小院儿真的成了东来春的后勤部，我大姐、二姐一天到晚帮着收拾鱼虾，择菜，剥虾仁，供着饭馆用。妈妈整天抱着一个大木盆，都顾不上吃饭，清洗饭馆撤下来的台布。一家人都成了小饭馆的后勤兵。

东来春自开办以来，历经磨难，熬过了日本人占领塘沽的日子，闯过了国民党兵横行塘沽的时期，父亲的小饭馆几度风雨飘摇。解放后，社会安定了，小饭馆才又开得有声有色。父亲凭着他辛勤的劳动和高超的烹饪技术，还有诚实忠厚的信誉，每天顾客盈门，生意兴隆。东来春，一度在塘沽地界上享有盛名！

多年以后，据一位知情的老公安说，1952年10月，毛主席来塘沽永利碱厂和塘沽新港视察期间，在专列上的用餐，是经有关部门在东来春点的，菜肴出自我父亲之手。那时严格保密，我父亲本人并不知晓。

后来，大约在1953年塘沽解放路实施道路改造，铺设下水管道，整条道路断行。这样一来，较长时间没有了顾客，就没有了收入，员工们的家庭生活成了问题。我父亲权衡再三，不能以歇业等待，这么多人家吃饭最要紧。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下狠心放弃了饭馆的经营。父亲及众店员不得不去另谋事由。从此，解放路上这个知名的东来春饭馆彻底关张了！

员工们都有手艺，很快就在几个大企业找到了工作。我表哥是我父亲最得意的徒弟，因为手艺好，进了永利碱厂。作为原东来春的掌柜和知名厨师，我父亲也被永利碱厂高薪聘请，在高级职员休养所当了领班大厨，成了永利碱厂的一名正式员工。

这个高级职员休养所，坐落在永利碱厂职员居住的新村里，范旭东先生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矗立其间，西边紧靠着小花园，是个恬静优雅的所在。这里除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职员在此休养以外，还经常接待有业务关系的外国友人前来用餐。我父亲的精湛厨艺，常常得到他们的啧啧称赞。我父亲曾多次骄傲地对人们讲，许多外国友人给我父亲敬过酒，有的还兴奋地伸出大拇指，说着生硬的汉语：“好！了不起！”每当这个时候，我父亲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