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文心雕龙讲记》，作者：龚鹏程，版本：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教人读书、读人、读世、读理

龚鹏程文史哲无所不窥，号称“龙学”的《文心雕龙》（以下多简称为《文心》）研究自会涉及。事实上，他1978年22岁还是个研究生之时，已发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1）；此后陆续有相关论文发表，经过多少龙年马年猴年的“积学储宝”，在2021年岁首，其五百页龙学大著《文心雕龙讲记》（以下简称为《讲记》）面世了。《讲记》共十五讲，是他在北京大学讲课的记录。各讲的标题顺序为：《文心雕龙》导读；刘勰其人；刘勰生存之时代；经学礼法社会中的文论；文论中的经；文学解经的传统；《文心雕龙》的文；刘勰的文学史观；文学史与文学史观；文字-文学-文化；《文心雕龙》文体论；《文心雕龙》文势论；《文心雕龙》与《文选》；《文心雕龙》与《诗品》；文心余论。

孟子有“知人论世”说，我们论文也应该“知文论世”；知文论世，与西人论文时所说“内在研究”和“外延研究”结合，有相通之处。龚教授这本《讲记》，与一般龙学论著有别，正因为它“内”“外”兼顾之际，特别重视“外”的方面。他论《文心》其文，兼论作者刘勰，这已可称“外延研究”；殊不知在第三讲论刘勰的时代时，连南齐和北魏时期的军事政治社会环境也分析个透彻。他写道：“萧道成要人家禅位给他，受禅以后，竟又把原来老皇朝的宗嗣全部杀掉，非常残忍。”（页68）这件事与刘勰并无关联，博学的龚教授在此显示他丰富的历史知识。

又好像由《文心》讲到佛教，又讲到印度，又讲到印度的语言，他就指出：印度的“官方语言就有十几种，非常复杂”（页49）；其他“无关”的内容尚多。无关，却可增加读者的知识和阅读本书的趣味。龚教授何等聪明，他讲述这些“无关”（或关系不大）事物，可能引起误会或批评；所以要清楚告诉读者，他这本书“目标不在书上”，“只是以这本书做个例子，教人如何读书、读人、读世、读理”。他引《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以明其用心。（“自序”页2）阅读《讲记》可说是上了个小型的中国文史哲通识课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市，祖籍江西吉安。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称号。2004年起，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散步》《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书艺丛谈》《国学入门》《龚鹏程四十自述》《中国诗歌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等一百六十多种。

纯文学、杂文学之分是个假命题

当然，不管本书这只大鹏飞得多高多远，它始终围绕着《文心》这个中心。对关键词“文”字，他有重要的话要说，在第七讲。中国的“文”字，如龚教授所言，含义的确非常复杂：对此他分析出“文”的十个意义，比已故华裔学者刘若愚在其《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所分析出来的含义多出好几个。刘勰所论的“文”（我们为了方便讨论，姑且把它等同于今天的“文学”一词），包含甚广；当代很多龙学者都认为其范围太广、内容太杂。龚教授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说“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实是个假命题，从来找不出这个‘分’的界线”；“诗赋是纯文学吗？周啸天得了鲁迅文学奖的诗，如‘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之类，有良知的人恐怕都不会认为它比原本是应用文书的《出师表》更具文学性。”（页198）我深然其“纯”与“杂”不宜划清界限之说。

文字组织起来，以人、事、物为内容，以抒情或说理为目的，有章有法，就是文学了。有人视为“非文学”或“杂文学”的应用文，岂不就是如此？文学的题材和思想，本来就非常“杂”，如何“纯”得了？现在我们仿效西方，把文学的体裁分为诗、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以为界线清晰了；但大类中有小类，类与类之间有“跨类”（如所谓散文诗），文学那里“清”得来、“纯”得来？四大类之分虽然获得广泛支持，却并非人人服膺。韦勒克（Rene Wellek）和华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就把四大类中的散文（prose）排斥在“想象性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Dichtung）之外。中国是“诗之国”，也是“散文之国”；排斥了散文，中国文学不去掉半壁江山，至少去掉四分之一了。

龙学者之中，“纯”文学论者受到龚鹏程的批评。章太炎赞成《文心》的文学观，即兼容并蓄观；龚氏称美章说，写道：“刘勰讨论一切文章又有何不对呢？也就是说，中国人论文，范围从来就是对的。只现代人上了现代西方‘纯文学’说的大当，还反过来嘲笑古人。”（页199）我一向的看法是：文学的分类问题异常复杂，很多类目难以划清界限。四大类的分法我们可以参考甚至采用，但是韦勒克和华伦想把散文这一大类剔除掉，想法绝不可取。文学的种种都可议可论，对作家的表现可褒可贬；但对何为文学这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容乃大”。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作者: 龚鹏程，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淋漓透彻论述《文心》与经学的关系

《文心》的另一个核心论题，是刘勰这部经典在思想上和写法上所受的影响为何。有不少学者对中华民族的逻辑性、体系性思维没有信心，他们知道刘勰研习佛教经典，《文心》里面有若干佛经词汇，就认定此书的论述手法和组织方式，乃从佛经学习得来，此书的思想也与佛教大有关联。

先说思想。认真读过《文心》的人，一定会认为此书传扬的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这样写道：“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这大段话，加上《原道》《征圣》《宗经》几篇的内容，不必再引述其他篇章了，还不足以充分说明此书的写作动机吗？不足以充分说明要传扬的是儒家思想吗？《讲记》的第五讲以“文论中的经学”为论题，就是要清楚指出刘勰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特别要说明刘勰文论与经学的“紧密结合”。龚鹏程写道：此书所论“所有的文体都推源于五经，五经也是最高的写作典范，对各文体，则依古文经学的讲法做阐释”（页122）。这一讲可能是历来对《文心》、儒家思想、经学三者关系所作最淋漓透彻的论述。

《文化符号学》，作者：龚鹏程，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文心》的分析性、体系性写法来自佛经？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体系和结构。《文心》体例严整，很多学者包括饶宗颐认为其写法乃受到佛教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书写一般零零散散，如《论语》《老子》均没有结构体系”，而佛经则有。龚鹏程在第五讲中批驳道：“讲这些话的人，对于汉代经学真是太外行了。”（页135）他列举好几种“成体系“的汉人著作”如《说文解字》《释名》《白虎通义》等以为“受佛教影响论”的反证。

我对《文心》体系性、结构性来自佛经的说法，也期期以为不可接受。百余年来，信奉西方而不自信中国的人，常有厚诬古人的。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就认为国人缺少分析头脑，缺乏体系建构的能耐。最近播映的电视剧《大秦赋》提到吕不韦领导编写的《吕氏春秋》，我们就以此书为例看看：它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凡二十多万言，内容虽“杂”，却正是有体系的一本大书。刘勰至少三次提到《吕氏春秋》，其一且称誉它“鉴远体周”，“体周”正是体例周备的意思。他也论及《淮南子》《史记》等书，这些书不也是分析性、体系性都强吗？情形如此，一些龙学者认为《文心》分析性、体系性都强，因为受了佛经的影响，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文心》为什么不是受到《吕》《淮》《史》等书的影响，而只能受到佛经的影响？

我们推崇《文心》，最简要最常用的褒语是“体大虑周”，“体”正是体系之意。体系涉及结构。此书当然有组织有结构，刘勰在《序志》篇里对此有其“夫子自道”。向来的龙学者或完全根据“自道”加以演绎解说，或认为刘勰“自道”的结构之树，枝条不够清晰分明，而加以调整。正如龚鹏程所说：认为此书“结构有问题的人其实也有很多，这些问题所指主要集中在下半部”。（页437）他引述王梦鸥、李曰刚对此书篇章的重新排列为例，指出众多学者“对它的组织结构不满意”（页439）。事实正如此。

《龚鹏程四十自述》，作者：龚鹏程，版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年5月

《文心》的篇章组织等方面不满人意

龚鹏程曾说《讲记》的宗旨之一，是“以这本书做个例子，教人如何读书”，这里龚老师的确给出了一个“教训”：我们要慎思明辨，要实事求是。《文心》是经典，甚至可称为伟大的经典；但它不是“圣经”，其内容不是“一字不能易”的宗教性真理。中国文学最早的经典之一《离骚》，如何分节分段，向来众说纷纭，这正表示它的结构有问题；对此我不避“冒犯”经典之嫌，发表过《委心逐辞，辞溺者伤乱》一文议论之。巧的是我用以批评《离骚》结构的正是《文心》中《熔裁》篇的理论。（2）

诚如龚教授所言，《文心》的结构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半部”，即第二十六篇开始的下半部。我对《文心》篇章的重排有两个做法，可能是历来最为“大胆”的。其一是：1-5篇为“文原论”，6-25篇为“文体论”，这两部分依从众说；以后的二十五篇，我分为七部分：“文思论”“文风论”“文则论”“文采论”“文人论”“文评论”“文史论”，各论包括的具体篇章，这里不列出来了。其二是：以《文心》篇名“情采”和“通变”为关键词，以《文心》主要内容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全新的“重排”是对《文心》极具颠覆性的建设，有我的“雄心”在，这里也不便详细述说（3）。《文心》的内容，确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各篇的组织结构只是其一；其他如龚氏所言“词意不稳定、界说不分明、引用语句常变更其含义，或譬喻太多之类”，概括来说，就是“本身用语及理论不严密”（页334）。我完全同意龚氏的评断。试举一二例子：《风骨》篇的“风骨”二字，龙学者对其含义辩论了至少一百年，最是众说纷纭，结论是没有结论；《文心》首篇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德”字，应作何解释，也没有定论。

《练字》篇指出练字的重要，《论说》篇认为论述文字应“锋颖精密”，但刘勰笔下常有做不到的。我曾在研讨会中开玩笑，谓《风骨》篇大概是刘勰喝酒三分醉时草就之章——其实刘勰喝酒不喝酒我不知道，也许要请博学的龚教授考证一下。至于做不到“锋颖精密”，我可以引用《指瑕》篇的“古来文才，……虑动难圆，鲜无瑕病”为刘彦和打圆场。《文心》本身有“瑕病”，我们应该指出；龙学者的见解如不妥当不中肯，我们也应该指出。

对龙学前辈率直批评

龚鹏程1978年曾撰文“痛批前辈徐复观先生”的《文心》文体论（页315），那时他年少气盛、“恃才傲物”，学术界不少前辈都怕了他。才气纵横，四十岁左右就当了大学校长——所以我常称他为“龚校长”；“气焰”收敛了，温柔敦厚多了，但其直言本色保持不变。不管是从前的徐复观或者后来的饶宗颐，他都不避讳：“饶先生又说因佛教论‘心’最多，所以《文心雕龙》才会命名为‘文心’。这同样也是错的。”（页60）指名道姓批评学者，也批评时下的学术界，并借此为传统辩护：“现代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不擅长思考与辩论”；其实，“我们的讲论，从汉代以来，一直如此。宋代书院中就有主讲、会讲、集论等”。（页119）

作为横跨台湾海峡的学者，龚鹏程兼评两岸，认为双方学者对对方的学术状况不熟悉；在龙学方面，大陆学者所说台湾青年学者的研究不够深入，此说法是不“符合实况”的。他进而指出，“在八九十年代，王更生先生等老辈，其实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的”；当年像他自己一样的“晚辈”，对老辈学者的龙学“业绩其实并看不上眼。我们的研究，正是为了超越他们而展开的”；而且，“我们觉得是远胜于老辈的”。（页330）跟着他描述台湾新一代学者的龙学“新视域”，包括“从中外文论对比的架构来看”《文心》，并介绍“晚辈”学者沈谦、黄维樑（4）、龚鹏程、蔡英俊等的相关著作。

《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作者：龚鹏程，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

别开生面、精义纷呈的宏大论述

《文心》是一本小的大书：它只有三万七千多字的篇幅，却论述了千余年的文学，包括两百多个作家、三十五种文体。尽管文字浓缩，内容却非常丰满。《文心》本身是一本“宏论”，因它而起的龙学必然是门大学问。这大学问百年来吸引了大批学者来研究，龙伯龙叔龙兄龙弟龙姐龙妹合力把龙学推高成为显学，论著数目年前经过戚良德教授统计编列后又增加了很多，真是计算不清。“为什么我还要来加一本呢？”龚鹏程像多位同行一样问道。因为有话要说，而且有很多重要的话要说。我这篇读书笔记引述《讲记》深获我心的内容、让我深深获益的内容，实在引得太少。例如他辨别《文心》与《文选》的不同，一新读者耳目；又如比较《文心》和《诗品》的异同，精彩纷呈。这些议论和许许多多其他的，都来不及征引评介。《讲记》不无若干可斟酌商榷的地方，我的阅读笔记篇幅已长，这里也不及述说。

我的龙学方向，一是通过中西比较，彰显《文心》的理论特色，并说明它所具备的地域普遍性和时间恒久性；二是把它的理论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说明其实用性。《讲记》以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作为论述材料，有时也参引西方论著；讲者的龙学聚焦和我不同，因而我读其书，对我的龙学知识，很有补充增益的作用。

读《讲记》每有返老还童的感觉：我好像是个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冬日清晨八点钟背着书包准时上学堂，天色蒙昧中听龚鹏程老师讲《文心》、讲“如何读书、读人、读世、读理”，从蒙昧听到明晰，收获大大的教益。《讲记》是龙学的一本“宏论”。我改用时下一个文学热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把这本著作称为别开生面、精义纷呈的龙学“宏大论述”（grand discourse）。

【注释】

（1）引自龚鹏程著《文心雕龙讲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315；以下本文所引本书内容，只在正文内注明页码，不另加注释。

（2）关于本人对《离骚》结构的批评，请参考黄维樑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第八章。

（3）请参考黄维樑著《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第二章。

（4）本人的论著多有在台湾发表和出版的，也曾多年在高雄中山大学外文系和佛光大学文学系担任教授或客座教授；龚鹏程把我放在台湾学者之列，大概基于这些因素。

作者｜黄维樑

编辑｜张进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