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皇帝：他虽然能力有限、作风保守，但在位30年间始终勤于国事、不曾懈怠；他在政治上大力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惩治贪污，军事上平定了边疆的叛乱，经济上大胆尝试漕粮海运，并修改盐法、开放矿禁，效果也堪称卓著；即便是在私德上他也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比如不好声色、崇尚节俭，连龙袍破了都打上补丁继续穿……

史书对于皇帝的评价通常宽容得很。只要是不昏暴的，哪怕才能平庸点也不算啥毛病

这样的皇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其实也是不多见的，放在大部分朝代都能混上一个“明君”的称号。如果他能换个朝代当皇帝，哪怕最终仍是无力改变帝国衰败颓丧的局面，大概也会被当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而为人称颂、受人缅怀。

然而因为在一场战争中无能、愚蠢的表现以及其后的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恐怕再过个两千年也无法脱身。

他就是清朝的第八位皇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道光皇帝。

不过道光皇帝的功过是非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他的名字——在旻宁成为道光皇帝之前，我们是不能叫他“旻宁”的，而应叫他“绵宁”。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清仁宗颙琰按照密建皇储的家法，将绵宁的名字写进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边的鐍匣里时，就给他改了“旻宁”这个名字。

嘉庆、道光、咸丰在哪朝哪代的皇帝中都能排行中上，咸丰甚至算得上有为之君，但生在清末只能是“然并卵”

嘉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古时有个叫做“避讳”的制度。为了不给自己和臣民们添麻烦，嘉庆皇帝即位后就把自己的名字由“永琰”改成了比较生僻的“颙琰”，现在轮到他的儿子，自然也不能放过。

皇帝因为避讳制度而主动改名，永琰和绵宁当然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后两个。

避讳这种事情，麻烦得要命，但却是自找麻烦。避讳，是指按照儒家“尊尊”、“亲亲”的礼法要求，当说话、书写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时，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而是要采用其他方式隐讳的表达，用以表示尊重。

“弘”字故意缺一笔，就是典型的避讳写法

避讳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应不晚于三代之时。避讳的对象以圣贤、君主和亲长为主，当然下属对上官也不能直呼其名讳，但身为老百姓一般就不用鸟他了。不过要是很倒霉的摊上一个既膨胀又小心眼的父母官，老百姓也只能屈从，但是就免不了要被传成笑话：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卷五》宋·陆游）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典故的由来。

像改“灯”为“火”这种对上官名讳的避讳通常被称为“宪讳”，相应的还有针对皇家的“国讳”（也称君讳、公讳）、针对家族内父系长辈的“家讳”（也称私讳）、针对家族内母系长辈的“内讳”（也称妇讳）、针对圣贤的“圣讳”，还有针对自己名字的“个人讳”——田登的下属避讳“登”、“灯”等字是宪讳，但他把避讳的范围扩大到百姓，这就属于“个人讳”了，而且是一种非常让人讨厌和鄙视的行为。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因为避讳问题引出的笑话

避讳的方法最常见的是改字法。改字法就是用同音或同义的字替换需要避讳的字，其中基本以同义字为主。像上边的那个例子中，田登对同音字“灯”也无法容忍，只好改用同义的“火”字，这就是使用同义字的改字法。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为了避讳刘邦他老婆吕雉，“雉”这种鸟才成了我们熟悉的野鸡；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猪八戒的梦中情人由姮娥变成了嫦娥；为了避讳隋文帝杨坚，“甄”字的读音被迫由“jian”变成了“zhen”（现在一些地方方言中，“甄”字仍然读“坚”的音）；为了避讳李渊他家的“八辈祖宗”，老虎一度改叫了大虫；为了避讳宋英宗赵曙，一种原本叫薯药的食物被迫改名叫了山药……

尤其是避国讳最麻烦，有时候搞得人连“姓名权”都保不住。比如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先祖本姓敬，为了避讳后晋皇帝石敬瑭只好改姓文。好容易熬到后晋灭亡又改回了敬姓，万万没想到再摊上个宋太祖赵匡胤他爷爷叫赵敬，只好又改成文姓……

为了避讳逼人改姓就过分了，当然老文他家也是倒霉透顶

于是敬彦博才成了文彦博。

另一个经常把大家搞晕的例子就是初唐名将李勣。李勣本姓徐名世勣，直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投唐以后被李渊赐国姓，于是改叫李世勣。贞观初年，李世勣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本打算改名李勣。但是李大帝很大气，根本不在意这些小节，还特意下了“二名不偏讳令”：

“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传世藏书·集库·总集》）

所以在武德及贞观年间，李世勣还是叫李世勣，压根不是某些资料里胡诌出来的李勣。

直到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打着“孝悌”的旗号穷讲究、瞎折腾，废掉了“二名不偏讳令”，李世勣才不得不改名为李勣。

再看到贞观年间管李世勣叫李勣的，可以直接笑话他

还有为此改官爵名的，比如为避汉武帝刘彻之讳，将彻侯改为通侯（也称列侯），再比如还是因为“事儿精”李治，“治书侍御史”才改称我们熟悉的“御史中丞”；还有改地名的，比如三国时期的东吴末帝孙皓为了避他爹孙和的名讳，将禾兴县改名为嘉兴县，再比如东晋时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将建邺改名为建康；还有改前朝年号的，比如欧阳修在作《新唐书》时，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不得不把李大帝的年号由贞观改写成“真观”或“正观”；此外还有改干支纪年名的、改动植物名的，反正麻烦得要命。

除了改字法以外，缺笔法和空字法也常被使用。空字法很好理解，就是遇到需要避讳的字或是留出空格不写，或是以“某”或“讳”字代替，或是干脆画个小方框表示留白。比如在魏徵主编的《隋书》中，为了避讳（追尊的）唐太祖李虎和唐太宗李世民，便将韩擒虎和王世充分别写作“韩擒 ”和“王 充”。结果就有不求甚解的抄书匠因此生造出“韩擒”和“王充”这两个人物来，闹出了“常凯申”式的笑话。

如果不了解避讳这码事，看见“韩擒”和“王充”肯定会一头雾水

缺笔法就是仍使用本字，但必须省缺笔划以示避讳。比如在初唐名臣于志宁的墓志铭上，就将“世”字写成了“卅”。

避讳这种事情，说起来可大可小，可是真要追究起来轻则仕途受到影响，重则脑袋搬家也不是稀罕事。更重要的是太麻烦，经常把人搞懵——比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为了避开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人们只好称其表字代名，叫他刘子玄。本来大家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他了，结果清朝又冒出个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于是人们又不得不给已经死了快1000年的刘老先生改名，叫他刘子元……

话说从刘知几到刘子玄再到刘子元，不熟悉这位老先生的，谁能知道这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是世界上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况且臣民犯了避讳虽然可以处罚，但皇帝也算是被冒犯过了，谁愿意成天被冒犯？于是皇帝们想到了一个让大家都不那么麻烦的办法，那就是干脆自己改名得了。

皇帝因避讳而改名始自汉宣帝刘询，在两宋时达到高潮，明清两朝也没少跟着凑热闹。史书记载中第一个因为避讳问题而主动改名的皇帝，是西汉的孝宣皇帝刘询。

刘询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守成之君

刘询原名刘病已，他幼年因受巫蛊之祸的牵连经历了许多苦难，还曾流落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因此当刘病已即位后，便决定改个生僻点的名字，省得给百姓添麻烦：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

刘询不但以身作则自己改名，给儿孙取名时显然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比如他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和孙子汉成帝刘骜名字就绝对够生僻，像我这种半文盲不查字典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读。不过此后的汉朝皇帝有的能想起这码事，也有了汉平帝刘衎、汉章帝刘炟、汉安帝刘祜、汉质帝刘缵这样的名字；但有的皇帝则完全不在乎，名字起得跟闹着玩似的，比如汉哀帝刘欣、汉顺帝刘保、汉桓帝刘志这种“大众名”，不成天被人冒犯来冒犯去的就有鬼了。

在两汉之后，还有很多皇帝有意使用生僻的名字，比如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叡、高贵乡公曹髦，两晋的晋愍帝司马邺、晋穆帝司马聃、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唐朝的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等。但真正形成风气的，还是在两宋。

宋太宗赵炅原来叫赵匡义，不过等他哥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为了避讳只好改名叫赵光义（都怪万恶的事儿精李治）。不过他显然是挺在意避讳这码事的，“光义”这个名字用的还都是常用字，所以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天天在皇宫里边打喷嚏，所以当上皇帝以后就把名字改成了赵炅。

所以从来都没有过宋太宗赵光义，只有宋太宗赵炅——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人还真不少。

从赵炅开始，两宋皇帝在取名时就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是全部采用单名，毕竟这样一来需要避讳的字就少了一半；二是全部采用生僻字取名，像赵顼、赵旉、赵昚、赵禥、赵昰、赵昺这样的名字，大都得逼得我这种半文盲懒鬼拼命翻字典。

宋朝皇帝取名的特点：单名、生僻名、爱改名

两宋皇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热衷于改名，尤其是北宋，除了赵匡胤和赵佶（宋徽宗的名字也没有改的必要）以外，其余的都改过名字，像宋真宗赵恒还一口气改过3回。而皇帝最终使用的名字，通常是在被册立为太子时才最终确定的。到了南宋以后，因为皇家在取名、改名上的经验丰富无比，一般都是皇子提前取好合适的名字，所以一般不需要改。只有当皇帝出现绝嗣的情况、需要从宗室中挑选子弟承继大统时，才需要再走一遍改名的程序。

明朝皇帝在取名时是否考虑了避讳的问题，这事就有点说不清了，恐怕只有明太祖朱元璋自己知道。

朱元璋就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父母”，试图包办子孙一切事，结果尽给子孙找麻烦

老朱自己就改过两次名：最早他叫朱重八，后来改叫朱兴宗，直到加入红巾军以后才叫朱元璋。哪怕改了名，老朱恐怕也没法严格按照避讳制度要求他的臣民——大明朝的德祖玄皇帝叫朱百六、懿祖恒皇帝叫朱四九、熙祖裕皇帝叫朱初一、仁祖淳皇帝叫朱五四（后来被老朱改成了朱世珍），再加上个朱重八——要是严格避讳起来，还能不能让大明朝的臣民好好的数个数了？

不过老朱给他的儿子取名时，显然是考虑了避讳的问题，导致他的26个儿子名字千奇百怪，反正不查字典大多数字我都不认识。

老朱还是个爱操心的命，一心想把大明朝万万年的事情全部搞定，其中就包括怎么给子孙后代取名的问题：

“所立双名、每一世取一字以为上字。其下一字、临时随意选择。编入玉牒。至二十世后、照例续添。永为定式。下字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大明会典·卷一·宗人府》）

从老朱给太子朱标的后代定下的排辈字来看，好像并没有考虑避讳的问题（倒是给肃王、韩王、安王等不怎么起眼的儿子定下的排辈字颇为生僻）。不过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反正他的败家孙子朱允炆很快就被朱棣给“靖难”了。朱老四抢到帝位后，倒是老老实实的按照老朱给他安排好的排辈字给子孙取名，只可惜才排到由字辈大明朝就完蛋了，还剩下10个字没用上，怪可惜的。

老朱生下26个儿子，至少作了24首五绝排辈诗，真是个爱操心的爹……

子孙后代名字的第一个字定好了，第二个字老朱也不打算放过：规定“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而且先拿自己儿子“打了个样儿”——朱元璋26个儿子的名字，全都使用了木字旁。

话说老朱当过和尚，据说还信过明教，不知道为啥在取名这个问题上偏偏钟意源出道家的五行，所以才会见到像朱佑樘、朱厚熜、朱载坖这样名字看起来很奇怪的明朝皇帝。

皇帝还好说，问题是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宗室子弟的数量起码有好几十万，这下子取名就成了个麻烦事。因为就能用这五个偏旁的字，相对蕴意美好、听起来不错的字大都被用完了，只好随便找个字凑合凑合得了。

于是看起来高大上的宗室子弟中，就出现了像朱申锯、朱恩钱、朱弥铲、朱弥钳这样看起来跟闹着玩似的奇葩名字，还不如朱重八呢……

清朝的皇帝开始是不怎么讲究避讳的，比如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就曾特意下诏“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允许臣民不必避讳“福”字。不过在此后的康雍乾三朝，大清国的子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前文提到过，因为避讳的问题，可怜的刘知几老先生死了快1000年还被迫改名，这事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不过康熙皇帝深谙汉文化，所以给儿子取名也取得很有水平。比如“九子夺嫡”几位主角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十三阿哥胤祥（这位除外）、十四阿哥胤禵，光看名字就“皇气”十足啊！怪不得一个个都信心十足的去抢那把龙椅。

哥几个名字都被老爹取得那么生僻，显然是都当成接班人培养啊

雍正年间发生过“维民所止”案，乾隆年间发生过的胡中藻案、王锡侯案等都是因为避讳问题导致好多人头落地——话说其实清朝是不怎么避讳年号的，比如“光绪”之于“道光”，也就是胤禛、弘历这爷俩神经过敏，导致大批人跟着倒霉。

嘉庆皇帝颙琰虽然才能比不上父祖，但起码性格比较正常，延绵了康雍乾三朝130多年的文字狱到嘉靖朝戛然而终，而且还给自己和儿子改了名字。

不过中国皇帝因避讳问题而改名的历史，到了道光皇帝也就到头了。虽然清朝此后又历经四帝，不过要么无需改名，要么就根本顾不上这点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