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未经授权，禁止二传，违者必究。本文作者：直江信纲 日本电影《寻访千利休》当中，虚构了一段日本历史上的“茶圣”千利休少年时与被掳掠到日本的朝鲜贵族女子的邂逅。追兵四起，正在逃难的朝鲜少女偶遇千利休，二人语言不通，只能在纸上以汉字问答。千利休问：“汝欲成蛮王奴婢乎？”少女看罢摇头；千利休又问：“难以归国，汝欲生乎？欲死乎？”少女沉吟片刻，写下了这句白居易的诗——“槿花一日自为荣”，之后服药自尽。

槿花，韩国人称之为“无穷花”，是韩国的国花。韩国人相信，花期漫长的木槿花象征着他们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日本吞并韩国前后，有无数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组织抗战，在隔海相望的中国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奇。被后人誉为“韩国屈原”的文学家金泽荣，就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22年。

金泽荣

金泽荣，本贯花开金氏，1850年生于开城。少工诗文，清人俞樾评价他“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1891年，年过四旬的金泽荣中进士，前后任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参书官、史礼所辅佐员、弘文馆纂辑所委员等职务，始终从事史学撰述。20世纪初，日本对韩国步步紧逼；1905年迫使韩国签署《日韩保护条约》，金泽荣于是离开韩国，前来中国投奔知名的实业家张謇。张謇曾经在1883年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随住朝鲜，期间因观览朝鲜诗文结识了金泽荣。金泽荣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当时的张謇“神宇英爽，意气磊落，笔谈如流”；张謇也不吝赞美之词，称金泽荣诗文为朝鲜“翘楚”。一别二十载，两人居然又在南通相见，不可不谓传奇。

张謇铜像

但是当时的金泽荣，还远没有以反日救国为己任的想法，他的最初动机其实是意图归隐。在他写给朋友的诗中可见一斑：

贞妇宁能窃美名，愧君诗写铁崖情。

只需认我沧江畔，捉蟹叉鱼一老氓。

铁崖，即“元末三高士”之一的杨维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遣有司“请”至南京，留百日而去，时人赞之“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金泽荣表示自己不能和杨维桢相比，不过是在江畔捕鱼的老翁罢了。这固然是他自谦之词，但也表明了日后那个以笔为刀的金泽荣，此刻还没有痕迹。

但是，时移世易。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动，身在中国的金泽荣也不免被祖国情势所牵挂。祖国日削月割之下，金泽荣的爱国之心终于被点燃了。1909年，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了逼迫韩国签署《日韩保护条约》的元凶、前朝鲜统监（日本设立的统监夺走了韩国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俨然韩国的实际控制者）伊藤博文。金泽荣听闻此消息，为安重根赋诗，诗中云“平安壮士目双张，快杀邦仇似杀羊”，又为其作传记，广为流传。1910年，韩国亡国，金泽荣身着素服，为祖国挂孝三日，并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光祖”，即光复祖国之意。1911年辛亥革命后，金泽荣为之赋诗“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今日始醒来”，甚至想过加入中国国籍（因为韩国已亡，金泽荣自视为无国之人，又不愿入异族之清朝国籍）。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金泽荣还曾为之代写《陈情书》，以两国古今“为瓜为葛，为唇为齿”的紧密关系，恳求民国政府支援韩国独立运动。金泽荣终于从一位避世之人变成了“沐共和新化”而愿为祖国独立而奔走的战士。

《寻访千利休》截图

金泽荣来到南通以后，被张謇安排在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校之职。翰墨林印书局，是张謇在1903年创办的，至1951年与韬奋印刷厂合并。在当时这里成为了引进西方书籍的一个重要渠道，先后出版了《日本统计学五百例》、《英国国史》、《物理学计算解释》、《初等水产学》等书籍，影响遍及全国，书籍甚至远销海外。

有大富豪张謇照拂，衣食无忧的金泽荣发愤著书，以传播韩国历史文化。1906年，他选择韩国古代的著名诗文，辑录为《丽韩文选》《丽韩九家诗选》等书出版。后来他还搜集整理了他的好友、自杀殉国的韩国文人黄玹（号梅泉）遗作《梅泉集》；协助因日本当局钳制而无法在韩国出版的《明美堂集》（韩国文人李建昌著）在中国出版。

此外，他还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沧江稿》《韶护堂集》续、补和《韶护堂三集》等。关于出版自己著作的动机，金泽荣在序言中谈到了古代的渤海国，他认为渤海国虽然一度非常强大，但是不论文人墨客还是将军大臣的事迹，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导致空有二百年的历史而亡国之后少有人知。他觉得今天的韩国就像曾经的渤海国一样，人们需要通过书籍保存自己国家的文化——即使这些书籍里的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此外，金泽荣还撰写韩国历史相关的书籍。在他离开韩国之前，曾经在1901年撰写了《东史辑略》一书，该书因为记述精确，思想上忠君尊儒、排斥日本而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并被韩国学部（即主管教育的部门）作为历史教科书刊印。在中国，他更加发愤著史，先是将其《东史辑略》增补为《韩国历代小史》（张謇为之作序），还出版了《校正三国史记》、《新高丽史》、《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等书籍。在南通期间，他还和在南通国文专修馆任职的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的作者）广泛交流，二者在撰述中引证的韩国历史资料，多有赖于金泽荣之协助。

使金泽荣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是他的著作《韩史綮》。1918年出版的该书，可以看作是金泽荣看过韩国山河破碎、中国旧邦新命以后，对朝鲜王朝五百年历史的反思与评述。

《韩史綮》书影

该书直书太祖李成桂“易姓革命”是篡权弑君，世祖李瑈的“癸酉靖难”是残杀骨肉以窃位，并且毫不留情地评价说，“自古国家之事有成败而无顺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对燕山君发动史祸，金泽荣指责其残酷手段导致朝鲜文人不敢书史，朝鲜“遂为无史之国矣”。他还批评肃宗因“怀尼是非”（宋时烈和门人尹拯等人之间的党争）而禁止弟子非议师长（即所谓“师门乱贼之禁”）是摧残人才的发展。

由于他身处在实业发达的南通，所以对于工商业发展颇有耳闻目睹，也就反映在书中对儒学流于空谈而不关注经世致用、国家一味重农而不鼓励工商发展的批判。在他看来，“高谈大言，虚伪成风”的党人们不过是“假国家之一大案以为一身禄位之媒介”，将儒学当作批判政治对手的武器和自己进身的敲门砖。此外，他还以清末“劝商业以取其税”的做法为例子，批判朝鲜王朝末期对工商的忽视态度。他表示中国的税收除了田赋和盐税之外还有关税、印花税、厘金、矿税等，因此才能广开财源；而朝鲜除了鱼、盐、红参之外，对商业完全不关注，是“坐弃其财于地”。

金泽荣还批评了朝鲜王朝末期，统治者不自立自强，反而意图在大国之间朝秦暮楚，以求苟安的态度：“使太上皇（朝鲜高宗李熙）乘此十年之暇，卧薪尝胆，兢兢自治，则日本将如之何哉!无如卖官鬻爵，禳神观剧之外无一所知，万几万事日就乱亡之途，而惟欲仰俄罗斯之鼻息以为一缕之命噫！……故曰韩之亡，非俄罗斯之败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

此书一出，引来韩国国内无数批评之声，上千人联名声讨该书，甚至撰写了两本《韩史綮辨》与之争锋。他们称金泽荣为“史贼”、“儒门之叛卒”、“妖怪孽芽”，列举其七大罪状：“肆然加诬蔑于我列朝”（即金泽荣认为檀君朝鲜之事存疑）、“辱说我先后”（即直书明成皇后亲日专权诸事）、“恶骂我先帝”（即指责高宗李熙误国）、“大恶我英祖”（即直书英祖杀其嫡子思悼世子事）、“夷狄我太宗”、“篡逆我太祖”（即直书李氏先祖仕元、李成桂篡高丽与弑君之事）、“侮毁我先贤”（即对朝鲜历史上儒学空叹误国的批判）。

为其辩护的，只有曹兢燮等寥寥几人。曹在给友人许塽的书信《答许可亨书》中如是说：“所可惜者，士大夫为势利所眩，法律所缚，习见所锢，不知有公正之论者数百年矣。今则大防已决，洪流将返，而天下至大，万世至远，非一家一时之私，所宜明目张胆以究是非之真，洗涤肠胃以荡私陋之痼。而乃尚溺于旧而胶于偏，宁终身自甘于迷惑，而不肯一醒其醉梦。”对当时的风气做出了直接的批评。

金泽荣墓

金泽荣虽然自知 “以吾邦风气之狭隘，肯容此书之行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此过程中，金泽荣的“平生知旧，不知发一语”，有些甚至因此与其决裂。紧接着，1926年8月金泽荣在中国的唯一挚友张謇去世，给金泽荣精神上的打击愈发严重。1927年4月，金泽荣在南通自杀，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