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我的大姐肖铮，1942年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1990年，大姐和二姐肖盾随父母回到延安，走遍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那时起，大姐萌发了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直白的文笔，回忆记录下她们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用发自内心的笔触，以娟娟流水般的思绪，抒发了与父母亲的深厚情感。大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大姐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理工科背景的她却一直有着文学的睿思。我自幼受大姐的影响颇深，她带我看电影，带我听音乐，带我读名著……。《长女抒怀》的字里行间，浸润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馨，文字在真挚的情感中流淌，那生动的画面感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父母身边。

大姐的《长女抒怀》就是我们的“简明家史”，是我们怀念父母的共同精神家园。它记录了父母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记录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从哪里来，记录了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记录了子女怎样在父母身边成长。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五人的党龄都接近或超过了五十年，已有三人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为深切地怀念父母，征得大姐同意，将在这里连载《长女抒怀》。

我们愿与大家共同分享庆祝建党百年的喜悦，分享光荣在党的初心不变，分享传承革命事业的永恒心愿。

【长女抒怀】

肖铮

我的父母都是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父亲十五岁在江西苏区参加工农红军，从一个光着脚提着马灯的小战士成长为受人敬爱的将军。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征程中，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扎扎实实的脚印。母亲是知识女性，当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她，一个出身于没落乡绅家庭的年轻姑娘，毅然决然只身投奔延安，义无反顾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长河中。从我记事起，常常看到的就是他们那忙碌的背影，而当我懂事后，则为有这样为革命事业尽心尽责无私奉献的双亲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优秀的品德，有坚毅的追求和可贵的情操，还有对同志，对亲人那真诚丰富细腻的情感。他们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最亲爱的父母，更是我做人的楷模。在他们的革命生涯里，有那么多可让后人称颂的功绩，在他们身上更有那么多须让晚辈继承发扬的优秀品质。他们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待人宽厚善良有情有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功名利禄，从不曲意逢迎趋炎附势；从不哗众取宠故作姿态，从不着意卖弄自我炫耀；从来都只有付出而无索取，但他们把这些都看得很淡很淡，走过去就不再回头追寻诉说昔日的辉煌。

我想用笨拙的笔忠实地记录下他们走过的足迹，回忆那些像电影画面般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的难忘的往事，抒发女儿对他们满含深情的敬仰。感激和永远蕴藏于心底的爱。

一.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肖前，原名肖锡尧，号钦明，小名过生。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阴历丙辰年二月初四辰时）生于江西省万安县枧头乡横路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肖家世代以务农为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到祖父肖天炳时，家境更加贫寒。因生活所累祖父母都壮年早逝。父亲七岁丧父，十一岁失母，只上了两年小学就辍学种地，小小年纪就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当时他姐姐肖涵英已出嫁，姐夫郭光炳农忙时常来帮忙，困难时也主动给予接济。平日主要还是靠父亲辛劳耕作，操持家务，养活年幼的妹妹肖壬香和童养媳谢冬。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父亲五、六岁时，祖父就抱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给他当童养媳。这女孩姓谢，因是立冬那天所生故取名一个“冬”字，家里人都亲热地叫她“冬来”。她和父亲两小无猜,情同兄妹,感情很好。由于父亲从小受艰苦环境的磨练，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做事踏实认真刻苦。

万安县是我们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1922年就有《万安青年》杂志，宣传马列主义思想，1926年开始有党的组织。1927年底，党所领导的万安农军武装暴动成功，建立了万安苏维埃政府。

1931年在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万安县就一直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父亲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早就参加了党组织的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查路条、破除迷信，并配合赤卫队参加战斗与国民党地主武装打仗。

1931年春，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政府劝说妇弱老幼离开万安，疏散到泰和等红军所在地去，并动员青壮年参军保家乡。父亲当时虽只十五岁，但仍积极响应号召，离家到东固参加了红军，父亲被分配到红三军团8军6师特务连当战士。当时正值红军在做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战前准备，他参军不久即行军打仗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父亲年少长得又矮，部队领导不太想要他，让他提马灯背军号跟在队伍后边。几个急行军下来不少人掉队，但队尾还有父亲那瘦小的身影。他的草鞋都磨得破烂不堪了，就干脆甩掉鞋子光着脚紧紧地跟着。首长很满意说：“这个小鬼不错，留下吧”。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从敌人手中缴了枪，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当年,父亲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他相继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这期间,组织曾安排他到江西广昌三军团教导营学习了二、三个月，随后调他到三军团5师14团团部通讯排任班长，不久又提升任排长。

1933年，父亲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转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天，上级送他到瑞金九堡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即第一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指导员。至此，父亲通过实战锻炼和学习提高，初步成长为有一定作战经验，又具备革命思想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四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部队行动前，学校的干部缩编，组成了干部团，其余的同志均分配到基层部队。父亲被调到模范瑞金师当指导员。

1934年10月4日，父亲离开瑞金，告别了家乡离别了亲人，随第一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领导者错误地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顽强拼搏，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部队却损失惨重，人员从开始的八万锐减到三万多。

队伍过了大苗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川黔新根据地，对部队进行整编，父亲被调回到3军团5师14团当指导员。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根据部队变化情况和战斗需要，父亲多次被调动，先后任过3军团5师12团指导员、军团教导营指导员、新组建补充师指导员等。每回他都是毫不犹豫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而且在每个位置上都出色完成了任务。

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史诗。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以对革命、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铁流二万五千里，粉碎敌人的尾追堵截，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翻越禽兽绝迹空气稀薄的大雪山，通过旷无人烟气候瞬息万变的茫茫草原，吃草根嚼皮带，历尽人间艰辛，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奇迹。

父亲作为一名基层连队的指导员，战斗在第一线，更是九死一生。他能成为一名幸存者，除了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生命力外，更有他勇敢善战，超人的毅力和不可或缺的聪明机智。长征刚出发时，每个人员都发了一定量的粮食自己背着，有不少人缺乏计划性和长期打算，饿了就吃，结果很快就断炊了，粮食又无法补充，有的就是死于饥饿。而父亲从一开始就特别节省，不到饿得难受绝不动粮食。这样不但自己坚持的时间长，在实在熬不下去的紧要关头还可以给战士们救急。父亲还说过，过雪山时哪怕累得喘不过气，也绝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1996年10月在举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时，父亲应邀出席了瑞金老红军座谈会，巧遇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钟明老伯。钟老伯回忆了攻打遵义的一场战斗：当时近黄昏，他们准备向前面不远处的敌人发起进攻，但之间是一片开阔地，若硬冲损失会很大。他刚要冲锋，被父亲一下按在一个小土包后面，躲过了一排敌人射过来的密集子弹。父亲果断地决定等到天黑再进攻。结果不但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且避免了战士们不必要的牺牲。钟老伯感激地说是父亲救了他的命。

到陕北后，父亲先随部队驻扎保安，再到瓦窑堡，几个月后又调他到后方政治部巡视团当巡视员。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巡视团的主要工作是下部队，一方面把总部的作战思想和意图传达到基层，另一方面把战斗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经常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

1936年秋天，父亲到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直属队任总支部书记，分管直属队的党政工作。因没有固定的地点，就随总部在陕甘宁边区活动。工作稳定下来后，父亲给家乡的谢冬写了一封信，让她到延安来找他。可是考虑到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战乱年代父亲归家又将是遥遥无期，怕耽误她的终身，又嘱她若不能来则不要再等，可另行安排自己的生活。

谢冬长大后出落得很漂亮，白净的皮肤高挑的身材，而且唱得一手好山歌。别以为《十送红军》是纯艺术创作，在真实生活中，谢冬就是歌者之一，当年她就是强忍悲痛，和着流不尽的泪水，唱着山歌送父亲和红军北上的。自父亲走后，谢冬和姑姑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加之想念父亲常常以泪洗面，接信后更是绝望地痛哭不止。她一直在家等到二十四岁才嫁。此后他们之间再无联系，也再也没能见面。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中央在延安师范学院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父亲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和张闻天同志的报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秋天，在部队整编前，父亲离开总指直属队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抗大”主要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父亲是第三期二大队学员。这一期是1937年8月到1938年3月，学员都是八路军干部。学习期间除学习军事、政治理论外，还自己动手挖窑洞。学校起初在城里的师范学院，后因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又疏散到城外。

1938年1月，抗大学业还未结束，由于工作需要，中央抽调父亲离校。他受命组建“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组建时在延安兰家坪中央政治局所在地，大队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警卫工作，实际上就是中央警卫团，因对外保密,故称“教导大队”。组建时从地方部队调来一个连，人较少，边工作边慢慢扩大，继而增加到两个连，战士中很多是红军老战士。后来又从前方抽调部队人员，扩编发展到七、八个中队。

从组建队伍至此一年多一直是父亲军政全面负责。1939年吴烈同志调来任团长，父亲任政委。张思德同志就是中央教导大队的战士，他牺牲后毛主席为他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1940年5月，作为在职培训，组织安排父亲去马列学院学习。

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冀中平原来的女学生，一位热情开朗活泼的年轻姑娘，他被深深吸引并爱上了她。她就是后来成为父亲的妻子，成为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成为我们姐弟五人亲生母亲的陈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