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贵州改革”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事迹，弘扬浩然正气，感悟精神力量。今天介绍的是马元熊、乔光鉴2位革命先烈事迹。

马元熊

（1918-1949）

马元熊，1918 年 6 月 2 日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县城关复仁坳一个贫民家庭。马元熊六岁时入铜仁县城南小学(现逸群小学)读书。次年，父亲病逝，生活更为艰难，但他仍坚持刻苦学习， 1930 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1931 年春，马元熊考入铜(仁)、松(桃)、江(口)、省(溪，即万山)四县联立中学。1933年毕业后，受聘任教于铜仁私立端模小学。

1938 年，国立第三中学在铜仁创立，马元熊考入该校高中部。在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他积极参加进步教师刘苇等组织的进步读书活动和抗日宣传队，曾徒步八十余华里山路，深入到苗族集聚地区的牛朗、沙坝等村寨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1940 年春，国立三中江口实验部与初中部学生揭发校长叶桐的贪污事件发生，叶桐扬言系“异党分子”煽动，要逮捕刘苇老师。刘苇星夜潜往贵阳,1940 年暑假到重庆十四中任教,并写信介绍马元熊赴该校高中部读书。在刘老师的关心和培养下,马元熊进步很快,1942 年毕业之后,考入沙坪坝磐溪国立艺专学习油画。在此期间,他与同班学雕塑的同学李枫认识,经常与《新华日报》、南方局青委会负责人刘光、张黎群接触,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4 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1945 年 7 月，马元熊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党组织派遣他和李枫(中共党员)一起回家乡开展工作。1945 年 7 月他们回到铜仁。由于马元熊的岳父谢献廷是地方知名人士,在铜仁政界很有影响。因此,马元熊一回到铜仁就利用这一关系,找到了掩护自己身份的职业,被安排到县教育科任督学兼县中教师,李枫同志在教育科任科员兼铜仁师范美术教师。他们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先后到大兴、川硐、铜仁矿务局等处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调查。并在部分工人、农民及国民党旧职人员中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

1945 年 12 月,李枫同志接上级党组织通知,返回重庆。马元熊在送行时,请李枫同志转告张黎群同志：“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坚持斗争，请组织放心。”

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地下党组织关于逐步在湘、黔边区建立、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1946 年 8 月,马元熊离别了家乡和妻子儿女,来到湖南省芷江县。到那里不久,经进步教师周子厚、廖少华的推荐,他先后到省立十中、私立宏济中学任教。在十中和宏济中学期间,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罪行。

1947 年夏,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捷报频传,反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为配合全国学生反蒋运动,马元熊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学习高尔基的《在人间》《母亲》,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进步书籍，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马元熊还注重学生世界观的形成，对学生的政治倾向、思想信仰给予了正确的引导。他紧紧把握住教育这块阵地的特殊性。以笔为枪、用漫画抨击时弊，把新思想、新观念传播给学生，启发他们觉醒并投身革命。

1948 年秋，马元熊回到铜仁并接受私立豫章中学的聘请,任该校训导主任。1949 年初,马元熊接受私立益州中学的聘请,出任教导主任。当时,益州中学缺乏国文教材,他从培养进步青年出发,冒着危险,选编了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人的进步文章二十多篇,自出经费、印刷排版,汇编成册,取名为《药》，作为益州中学的国文教材。

马元熊回到铜仁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与上级党组织未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以一个共产党员坚强毅力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在此期间,马元熊先后培养了陈建华、段友萍、陈超然、张盛文、谢土彦、谢尚均等人作为组建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并经常与他们秘密研究工作。同时,他写信给芷江的老战友,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为革命培养人才。

1949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马元熊以请客为名,在陈建华家楼上召开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陈建华、张盛文等),分析了铜仁保安团的调防情况,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会后,亲自到各地组织革命武装。由于叛徒出卖，3 月20日,马元熊完成任务后从大兴返回铜仁,途经川硐时,在李钰如家被国民党保安三团逮捕。

马元熊被捕后,关押在川硐乡公所的碉堡里。敌人用种种酷刑百般折磨他。马元熊始终威武不屈,未供一字。敌人无计可施,决计对马元熊下毒手。3月24日下午,他被押往铜仁,在九股坡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时年31岁。

乔光鉴

（1908-1949）

乔光鉴，字孟渊，一字剑英，笔名梦梅， 1908年10月24日生于镇远卫城盘龙街（今西门街）乔家老宅。祖父乔文斗，晚清举人，曾任清军水师军官由安徽调守黔东水域，后任浙江衢州知府及道台，与镇远平冒园云贵总督谭钧培结为儿女亲家。父亲乔运亨（1878—1950），号筱衢，镇远城关人，1905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及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历任镇远劝学所所长，安顺等县县长，贵州省政府秘书、编审、省府管理行政区域实施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善诗文，有《“钧培图书馆”序》《镇远和公祠碑记》《乐采澄先生事略》《赞和耀曾》《赞林品南》《苗俗竹枝词十六首并注》等传世，1950年病逝于贵阳中华北路294号住宅。母亲谢绪荷，1890年生，湖南宁乡人，贤妻良母，勤劳操家。

乔光鉴在镇远高等小学堂毕业后，随父先后在遵义、贵阳中学毕业，192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

作为五四爱国运动发祥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堡垒的北京大学，当时正受到军阀政府的摧残，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了李大钊、范鸿劼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核心中的北大人中坚，取消了“北京大学”校名，将北方九所国立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新军阀蒋介石政府继续取消“北京大学”校名，改“京师大学”为“北平大学”。乔光鉴思想进步，一进北大就积极投入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恢复北京大学校名”以保卫北大革命力量的正义斗争，北大革命师生获胜，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29年8月6日决议恢复“国立北京大学”校名。

1930年4月20日，乔光鉴积极参加了北大学生在东城米市大街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乔光鉴与革命学生一起与向前来镇压的政府军警开展肉搏斗争，乔光鉴这年在学生革命运动第一线的考验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后，乔光鉴与北大学生积极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抗日救国斗争。北大学生会成立了北大学生抗日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并联合北平各校学生举行抗日救亡总示威，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新高潮，乔光鉴善言词，会演唱，此间是“北大抗日宣传队”“北大音乐研究会”的活动骨干，他的抗日救亡广场演讲情真意切，时时激动国人爱国心，他那韵味醇厚的京剧演唱常常启迪国人精忠报国勇于献身。这年12月1日上午，乔光鉴和“北京大学全体南下示威团”230余人举行大会，宣读散发《南下示威宣言》和《北大南下示威团告民众书》，下午3时从北大红楼民主广场出发，乘火车南下向南京政府示威，高呼“打倒卖国贼，我们要抗日！”“反对出卖东三省！”“立即收回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12条口号，并联合南京全市学生共同举行总示威活动，毫不惧怕南京政府千名军警的殴打捆绑，唱响了抗日救国最强音，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乔光鉴1932年北大毕业后，在北京大学附设平民学校任教务主任，兼任北平私立大同、文治、精业等中学教员，并在《北平华报》任副刊编辑。

乔光鉴1935年12月在北京参加了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开展的“一二·九”抗日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参加了北平学生和市民万人大会及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政府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保卫了华北，使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

1936年1月初，在中共通过共青组织号召下，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到河北几个县的集镇乡村，向农民、工人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在这个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乔光鉴按中共北平党组织指示，参加了“民先”这个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群体性组织，“民先”很快就发展成为2万余人的全国性革命组织。

同年，乔光鉴随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转移到武汉，任武汉第一女子中学国文教员并办报，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初与武汉进步青年蔡玉华结婚。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兴起，乔光鉴携家属回黔，在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秦天真直接单线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斗争。经原北大校友、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举荐，先后任湄潭中学校长、国立铜仁三中教员、省立镇远师范学校国文教员、镇远县青溪中学教导主任，以教职为掩护努力开展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壮大进步力量。

乔光鉴1938至1940年任镇远师范国文教员期间，暗中配合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在校组建“读书会”“音乐所研究会”“话剧团”“票友平戏团”等进步社团，在镇远地区城乡广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激发了城乡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和爱国行动。

乔光鉴协助爱国进步校长冯吉扬组建了镇远师范话剧团、票友平戏团在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镇远和平村）演出女兵舞《娘子军》、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及平戏（京剧）《女起解》，当时深深感动教育了和平村里的日军俘虏、朝鲜人俘虏、白俄俘虏及中国台湾人俘虏，产生了国际影响。20世纪八十年代原镇远和平村日本反战人士访华团三返镇远重游再生地时，还对当时观看《放下你的鞭子》《女起解》倍受感动的情景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冯吉扬校长是三十年代贵州平戏名票，他是五四运动期间与同期校友俞平伯（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的曾孙）、王昆仑（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成立的“北大音乐研究会”中一道学习演唱平戏的。王昆仑、俞平伯都是昆曲、京剧名票，王昆仑与女儿王金陵合编的昆曲《晴雯》，20世纪60年代初由北方昆曲院名角演出获好评，现在仍为昆曲院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冯吉扬在北大音乐研究会功京剧净角中的铜锤花脸，曾得到京剧名净金少山及杨派老生杨宝森的面授指点。乔光鉴也是1928至1932年读北大时在北大京昆曲社学习演唱平戏，曾多次观摩过京剧大须生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的精彩演出。 北大出身的净角票友冯吉扬、老生票友乔光鉴当时是镇远师范票友平戏团的黄金搭档。他们在镇远县各机关学校联合演出了《空城计》《捉放曹》《坐寨拜山》等折子戏，乔光鉴妻蔡玉华功青衣，也与冯吉扬同台演出了折子戏《霸王别姬》。乔光鉴、玉华夫妇常演《四郎探母·坐宫》，还携子女在镇远全家登台演出了平戏折子戏《宝莲灯》，光鉴饰父亲刘彦昌，玉华饰母亲王桂英，四岁长子乔钟声饰沉香，三岁长女乔钟飞饰秋儿，在贵州平戏票友界开创了全家人饰演一家人的先河。

乔光鉴是一位杰出的抗日救国戏剧活动家和剧作家，在北大、武汉、黔东各地都曾积极从事戏剧演出与宣传活动，在武汉组织抗日宣传演出，因一时欠付剧场老板场租费，遭到剧场老板殴打。乔光鉴编撰的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历史题材的多幕话剧《民族之爱》，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乔光鉴按照中共贵州地下党指示进入政界，先由贵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徐实圃举荐任该公署视察科长，继由北大校友、贵州民政厅长谭克敏保荐任民政厅秘书，1948年8月出任贵州省关岭县县长。

乔光鉴到苗族等少数民聚居的边远贫寒县关岭主政后，首先深入各区乡民众，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情社情，与贫苦农民同甘苦共娱乐。

乔光鉴在镇远家居时，与近邻小菜园、芽溪一带苗族农民和睦友善，很熟悉、尊重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谙熟苗族民歌词曲，父亲乔运亨对苗族民俗研究颇深，1946年曾撰组诗《苗俗竹枝词十六首并注》刊于贵州省参议会主办《边锋月刊》第5、6期《文艺》栏内传世。乔光鉴在关岭经常深入苗寨，收集学唱苗族民歌。一天，乔光鉴出巡到关岭八德乡客田坡苗寨，特意邀请苗族歌手演唱苗歌。苗歌手潘幺妹、潘满妹要求与县长对歌，乔县长精通戏曲与音乐，此前已能哼唱关岭苗歌调，这时成竹在胸，欣然用汉语同潘家姊妹对唱苗族民歌，博得客田坡苗家老幼齐声喝彩，他们说县长乔老爷与苗族姑娘即席对歌，这是盘古开天第一回。乔县长接着又同苗族姑娘、后生一块儿玩起了“甩花包”民俗游艺，官民同乐，一下子亲和了官员同苗族同胞的情谊，提升了县长的威望。

当时关岭食盐销售由地方个别实权人把持，民间食盐供应匮乏，平民百姓缺盐淡食，怒不敢言。乔县长上任后，决定由各区乡民主推选本区乡食盐经销人，结成顺畅的区乡食盐经销网络，初步扭转了乡村百姓买盐难的局面。

国民党政府当时为缓和地主与佃农的矛盾，曾发布“二五减租”政令，但仅一纸空文，下面并未实施。乔县长上任后按政府文件认真实行“二五减租”，减轻了佃农地租，限制了地主的地租剥削。 乔县长坚决惩恶扶弱，整顿社会风气。花江四方井杜某因小事纠纷活活打死曾某，曾家将尸体埋在杜家堂屋，官司久打未决。1949年春，杜某受兴仁团管区的族叔司令委派得任接兵连连长还乡花江，令他手下兵痞班长刘某仗势再次欺压原受害者曾家，强行迁坟并行凶，乔县长查清此案原委，果断将行凶肇事者兵痞刘某正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县城花江镇钟鼓楼肉市屠户腾某，经常卖肉短斤少两，因而常与顾客吵闹。有一天，乔县长路过钟鼓楼肉市，见屠户腾某又因割肉短称与顾客争吵，且挥刀动武，旁人越劝腾越嚣张。县长询明情况，当众责打屠户腾某五十大板，以儆效尤，抑制了个别屠户欺行霸市的不良风气。

乔光鉴在县长任上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靠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安排担任县政府科长、县辖乡长、边防大队长、小学校长等职，为他们铺设平台迎接贵州解放，并为共产党接管旧政权做了干部准备。

乔光鉴在县长任上按照中共贵州地下党指示秘密调配枪支、弹药支持了中共关岭地下党参加的1949年郎岱县“三·三”反蒋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密令关岭县府缉拿关岭的暴动攻城人员，乔光鉴托词搪塞，保护了参加暴动的革命者。

乔光鉴在县长任上还特意安排中共地下工作者分别担任县辖上关乡乡长、六马区边防大队长，并组织“儿童团”“姊妹队”支持边防大队，还组织枪支、弹药、盐等军需物资运送到下哨游击区，关岭六马区这支三十多人枪的边队大队，实际上就是一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盘北游击第七支队第二中队的基础力量。乔光鉴同志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迎接贵州解放而勇建革命武装的军事贡献功不可没。

当乔光鉴同志正紧锣密鼓暗中组织力量迎接贵州解放之际，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军界要员韩文焕也安插韩之堂弟韩文祥担任关岭县保警大队副，安插“军统”特工韩书存担任关岭县政府会计室主任，严密监视“共党分子”乔光鉴的行踪。

1949年8月15日傍晚，正当关岭县公职人员、各界人士百余人按以往惯例在县府礼堂举行简朴的“同乐茶话会”，隆重庆祝乔光鉴县长任职一周年的欢乐时刻，两天前率一营兵卒赶赴关岭县坐阵的贵州省保安二团副团长许新当场公布贵州省政府一纸急电：命令许新团长护送乔光鉴县长到省述职。

次日，在许新一营兵卒“护送”下，乔光鉴同志到贵阳后，即被关进贵阳保安司令部监狱，继后又关禁于贵阳文昌阁秘密监狱。

面对敌人三个月的严刑监禁审讯，乔光鉴同志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严守革命纪律，从未暴露地下党的机密，使敌人沮丧不已，大失所望。

1949年11月14日清晨，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飞兵进军贵阳的胜利时节，惶恐逃窜云南途中的谷正伦下令在盘县南极观庙中秘密杀害乔光鉴。 乔光鉴同志整了整大衣的衣领，昂首挺胸，走向刑场，用热血映红了贵州解放的曙光。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