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世松，经过多年研究移民问题得出结论，入川移民冒籍、隐籍和攀附现象普遍存在。入川余姓也是如此。入川余姓移民冒籍、隐籍和攀附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我们也更多引用陈世松主任的研究来说明。

一、“铁改余姓”“冒麻城孝感乡之籍求荫以自庇”陈世松研究员在研究中说，在四川姓氏中，70%-80%的人都会提到“湖广填四川”和“麻城孝感乡”。大多数铁改余姓也是如此。这不是巧合，他们是“冒其籍求荫以自庇”。

陈世松说，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历史上的“麻城孝感乡”,实际上在明成化八（1472）年就已被撤销建制,为何在清朝初期达到高潮的“湖广填四川”中,还有众多移民声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孝感乡”呢?

陈世松说，在元末明初，确有大量的湖北移民进入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元末红巾军起义首领邹普胜是麻城人，所以，麻城成为当时湖广农民起义的中心。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不少麻城人纷纷逃往四川，成就了麻城的历史地位。而在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之后,不少麻城孝感乡家族成为四川社会中的主流。这批人入川时间早,资格老,在清初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不仅如此，这批人素质很高,人才辈出,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于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人三分。移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为了面对来自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就选择了“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这样，就逐渐淡化了移民者本来的祖籍，大多变成了麻城孝感人。

陈世松说，除了“冒籍”,还有“误籍”、“ 隐籍”等，也是导致众多移民声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孝感乡”的原因。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没有文化的贫民,在战乱中辗转迁徙,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确切的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在所难免。

在铁改余姓中，“冒籍”、“误籍”、“ 隐籍”者也众多。如江津余家坝余兴支系桐梓芭蕉族谱记载，始祖余兴，1587年生，始自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余家村长茅坟，生一子余凤宇，娶妻王氏生二子，余应陛、徐氏，余应拔、张氏。弟兄同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应陛祖生三子，天佑、天佐、天禄。应拨祖生六子，天福、天寿、天祯、天祥、天喜、天乐。因洪武十二（1379）年红兵反乱，应陛、应拔兄弟同携九大房，迁入四川重庆府巴县广原坝余氏大田落业。该记载有诸多错误，其中之一是，余兴1587年生，崇祯十三（1640）年张现忠反蜀，携子孙迁贵州遵义避乱，后迁桐梓娄化里，现余兴、凤宇、应陛、天佐的墓都在贵州桐梓县芭蕉镇尖山子，怎么会在近300年前的元末红兵反乱（1351年）之前由江西吉安府太和县余家村长茅坟迁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呢？这明显的是在“冒籍”麻城孝感乡“求荫以自庇。”

陈世松说，近几年来,每年川渝地区有数千人到湖北麻城“寻根”,最后能得偿所愿的只有10%左右的人。主要原因是 “其中冒籍者众多”。这其中也有不少是铁改余姓族人到麻城孝感乡（今麻城沈家庄）“寻根”，他们在麻城沈家庄找到的只有传统余姓，没有元皇室铁木姓和铁改余姓，结果无功而返，原因是入川的铁改余姓不但“冒籍”、而且还“冒姓”。

陈世松认为，今天许多移民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祖籍地时,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写道:“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他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重申,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但是在艾芜的笔下,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见陈世松《移民让四川成了姓氏水库》华西都市报2014-08-24）

二、入川余姓“冒铁改余姓求荫以自庇”陈世松说，因移民而改姓，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又一个特殊现象。华西都市报曾经在“四川百家姓”中报道过这样一则故事：湖广填四川中，一批移民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迁入四川达州渠县土溪镇，其中有李、向、左、温、周五姓，一同改姓了雷。

报道中说，渠县当地的《雷氏家谱》记载，清顺治（1644-1661）年间，早先移民到渠县雷巨坪的李君佑回到湖北老家探亲，与左邻右舍谈及移民的好处，并约了4位老人向朝忠、左先、温让、周连山，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来到像玉带环绕一般的雷巨坪鸡公寨下桥坝定居。

这段时间，李君佑经常提起自己被本地姓氏欺负的事情。向朝忠提议，李、向、左、温、周5个姓氏都改成同一个姓——雷姓，以壮声势。自此后，至今300多年，传承20代，总人口超过8000人。

渠县雷氏的宗祠中，曾提及过“五姓改雷”的事件。而且，在雷姓家谱中，不同姓氏先祖的雷姓也使用不同的字辈，以区别祖先。

入川余姓“附会” 铁改余，大多发生在清朝中晚期，此时明初先期到达内江、长寿等地的铁改余姓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人多势大。不但如此，他们还使自己的汉姓铁改余，华丽转身为元皇室孛儿只斤铁木改余，有一个神圣的光圈。“附会”铁改余，实际是变相的改姓，也是为了“冒其姓求荫以自庇。”

陈世松认为，附会祖先从古到今都存在。在家谱中附会祖先，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所谓附会祖先，就是指通过“考据订正”手段，重新将已经查清的近始祖，与难以查清的远世祖连接起来的嫁接编造过程。

因为在编修族谱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断头谱”的问题，在追溯年代久远的祖先（远世祖）的来历时，往往找不到与之相连接的先祖。特别是从外省迁来四川的一些家族，由于他们一般是以入川始祖作为开基祖，对于开基祖以下的世系（近世祖），容易查清；但要追寻到开基祖以远的祖先时，就显得十分困难了：要么找不到开基祖已远的祖先的具体住地，要么找不到与他们相连接的世系。

由于远世祖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已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就能查清的。这样，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就只有通过编修者来编造。根据广东地区族谱的研究成果表明，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文化人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陈世松认为，想要追寻自己准确的祖先，必须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首先，应尽可能将近世祖的情况查清楚，以便积累更多资料，为追寻远世祖提供更多详尽可靠的信息。

其次，需要将查证的远世祖的问题（如住地、世系、身份等），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从相关的历史背景、地区中寻找线索。

再次，在考证远世祖问题的过程中，应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切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时查不清的问题，不要武断作结论，可以存疑，留给后人来解决。

第四，采取恰当的体例，以族谱序跋的形式，记录修谱者在连接近世祖与远世祖上的做法，切忌将尚待考证的来源，勉强坐实到自己世系中去，以免“认错祖宗”。

疑似铁铉后裔的铁改余姓后裔（因为重庆周边地区铁改余老谱中多记载“问我余氏有根涯，铁铉我祖是我家”，并记录了铁铉家史，是山东历城县人，“历系原来是铁家”），为了“永振家声”，把始祖从铁铉家族演变为元太祖铁木真家族，既有不甘铁铉遇难后社会地位的落差，也有冒铁木真之家族求荫以自庇之意。西南地区大多数铁改余姓近世祖清楚，但远世祖无法追寻，尽管断代多，他们也追随疑似铁铉后裔家族，把元太祖铁木真作为自己的远世祖，虽是“旁搜显人而尊之”，乱认祖宗，但也有冒其姓求荫以自庇之意。

以上讲的是基于世系血缘连接的祖先追寻，至于出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对于各姓氏的人文始祖的追寻，如对于夏商周三代以远的受姓始祖的追寻，以及对于以古代帝王、郡望堂号为姓氏始祖的追寻，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一概而论。（见陈世松《移民让四川成了姓氏水库》华西都市报2014-08-24）

三、冒名门盲目统宗统系“求荫以自荣”《百家论坛》在2011年5月29日发表的文章《民间修谱中存在的问题》中指出：盲目的统宗统系，是导致随意上溯，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泛滥的重要原因。

该文认为，当代家谱的编修方法源自宋朝。欧阳修（1007年生，1072年卒）以自己主持编篡国史的经历，以其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也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家谱只从其可知之祖写起，不存在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问题。

该文认为，统宗统系的家谱撰修方式，源于明嘉靖皇帝（1522-1566）以后。嘉靖推恩允许民间建祠堂，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由于姓族间的竞争攀比，又使得民间祠堂的规模越修越大，一般姓族不堪重负。为缓解筹资压力，民间又逐步兴起了联宗修祠之风。而联宗建祠的成功，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联宗修谱之风，各姓各氏都开始出现了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开始出现。

该文认为，清朝以后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清朝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谱采用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为彰显门第，采用宋朝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影响到了封建世袭、继承制度的实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以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

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嘉庆、道光（1796-1850）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各姓各氏均以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联宗修谱，以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为祖先封官加爵者有之，为祖先取名按讳者有之，为祖先娶妾生子者有之，为祖先添兄加弟者有之，为祖先认父攀祖者有之。所谓南北朝人以南宋人为祖，隋唐人以明清人为祖比比皆是，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该文认为，1949年以后，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1985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至今，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但这波修谱的谱牒质量却明显不如清代。且在世系方面故意弄虚作假、进一步统宗统系的陋习较之于明清时期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西南地区众多的铁改余姓，除了传统余姓入川后“冒籍、冒姓求荫以自庇”外，盲目的统宗统系修谱方法，也是导致明清以来入川传统余姓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重要原因。明清有影响的铁改余谱，不少都是联宗谱，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普遍存在。2008年西南地区《蒙古族皇室后裔铁改余姓总谱》，把西南地区地区上百万余姓的远祖都统一到了蒙古族皇室铁木真名下，使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修谱乱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千古笑谈。“两统一”就是这一千古笑谈的集中体现。

四、极端虚荣心导致部分冒姓铁改余族之后人失去应有的思辨力和判断力从我们的考察中知道，在入川余姓中，确实发生过铁改余历史事件，但这只是入川余姓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入川余姓都是传统余姓冒姓铁改余。冒姓的原因除“冒其姓求荫以自庇”外，元皇室孛儿只斤铁木的华丽皇冠，极大的满足了冒姓铁改余的虚荣心。而极端的虚荣心，又导致一些冒姓铁改余族人丧失了对自己先祖的基本思考判断能力。

首先，历史上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或元成宗孛儿只斤铁木耳都没有一个叫铁木健的弟弟，元代诸王不出仕不尚科举及元代无太守之职，《元朝进士录》中根本就没有九子一婿十进士的姓名，这是稍懂一点元史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常识。但冒姓铁改余族出于极端的虚荣心，违反基本的元史常识，非要找出一个铁木真或铁木耳的弟弟铁木健、以及九子一婿十进士、四太守五尚书的皇族后裔来作为自己的祖先。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其次，顾名思义，铁改余是铁姓改余姓，但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或元成宗孛儿只斤铁木耳都姓孛儿只斤不姓铁，这也是常识。但冒姓铁改余族出于极端的虚荣心，不顾这些常识，非说元太祖、元成宗姓铁木，铁改余就是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改姓余。

再次，目前全国的余姓人口共五百四十余万，而西南地区铁改余姓就自称有一百多万。传统余姓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而铁改余姓在传统余姓发展二千余年后才产生，只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不及传统余姓发展时间的四分之一。但人口达到传统余姓的四分之一，其发展的速度是传统余姓的成百倍。同时，中国元末蒙古族（含色目人）人口一百余万，现在全世界蒙古族（含色目人）人口一千余万，增长约九倍，元末所谓皇室后裔九子一婿十进士十人，只是当时蒙古族的十万分之一，发展到今天达百多万，增长约十万倍，其繁衍能力是其他蒙古族的一万倍，这不是一般的违反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冒姓铁改余族出于极端的虚荣心，非说孛儿只斤铁木真家族人种强悍，妻妾多，繁殖力强，西南地区一百多万铁改余，都是孛儿只斤铁木家族后裔，难道铁木真家族繁衍到第五代就铁木健一个人？其他铁木真后裔就不强悍，繁殖力就不强？按照这样推算，铁木真家族人口且不是有上十亿人？其他蒙古族、中国各民族繁殖力就这么低？

第四，认远祖，世系不能断代。只要一代接不上，上溯的祖先就不确定。这是常识。但冒姓铁改余族出于极端的虚荣心，随意上溯，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普遍。世系断代占冒姓铁改余族的三分之二以上，不断代接上九子一女的是少数，其中还有不少是嫁接的。所有九子一女的世系，都与孛儿只斤铁木家族世系接不上，还非要说自己是孛儿只斤铁木家族，违反基本的识谱修谱常识。

第五，修谱必须能够识谱。这也是常识。在西南地区铁改余姓族谱中，不少是讽刺和否定元皇室后裔铁木改余姓的。如《重鐫余氏宗谱》中，余德中用虚虚实实的13个余姓，构画《形影之序》铁改余姓家庭的基本成员。九子一女的名字分别为天开文运，喜气迎人，经天緯地，春日载阳……等。虚构的铁改余姓13个家庭基本成员共有18位夫人，17个姓氏取自《百家姓》前18个姓氏：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魏，蒋沈韩杨，朱秦游余。刻意漏掉不常有的储姓，以“游余”（由余）结尾，这既是对元皇室后裔九子一女铁木改余姓的讽刺，又暗示虚构的铁改余姓基本上都是传统余姓由余的后人。但冒姓铁改余族在极端虚荣心的蒙蔽下，就读不懂该谱是对元皇室后裔九子一女铁木改余姓的讽刺和否定，真以为铁改余姓的秀庚公名天开、号文运…….等。极端的虚荣心，使冒姓铁改余族丧失了基本的思考判断能力，是西南地区铁改余姓雪球越滚越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