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叡（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