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

1945年2月，山东潍县集中营，埃里克·利道尔（Eric Henry Liddell）的生命进入到最后时刻。这位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短跑金牌得主，此时却连爬四层楼都感到费力。他被送进了集中营医院。在医院里，他因中风导致右脚部分瘫痪，一只眼睛失明，讲话含糊不清，神情恍惚。医生怀疑他罹患脑瘤，但在战争期间医院里没有X光机等设备，无法确诊其病因。一批批难友来看他，问他头痛好些了没有。这位苏格兰人半开玩笑地回答道：“要答复这个问题，我需要知道我脑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2月21日，埃里克口述了一封写给妻子芙洛斯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导致了轻微的神经衰弱，在医院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感觉好多了。医生建议我换工作，放弃教书和体育，改为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改变。很高兴收到你七月写来的信，乐嘉丽夫人的身体好了，戴维斯和奈玛正在准备4月18日的婚礼，真希望你能一起庆祝……”在信的最后，他写道：“爱你和孩子们。”显然，埃里克并没有说实话。在口述完这封信不久，他对身边的人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这是完全的降服。”说完他浑身抽搐，失去知觉，随后陷入昏迷。当晚9时20分，埃里克·利道尔病逝，享年43岁。

很多人知道埃里克是因为英国电影《烈火战车》。在这部奥斯卡最佳影片中，他因拒绝星期天比赛而放弃几乎到手的金牌。在历史真实中，埃里克人生后半程的种种选择，也依然值得细细品味和琢磨。

金牌还是上帝？奥运赛场上的抉择

1902年1月16日，埃里克·利道尔出生在天津。其父詹姆斯·利道尔是伦敦会教派派驻中国的牧师，母亲玛丽是一名苏格兰人。1899年9月11日，玛丽历经一个半月的海上航行从英国来到上海。10月23日，詹姆斯和玛丽在上海的教堂举办婚礼。随后，新婚不久的利道尔夫妇被指派到华北传教。彼时的华北，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一家人在华北辗转多地。詹姆斯曾感慨，这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像是活了四辈子似的。”

在这四年间，罗伯特·利道尔和埃里克·利道尔相继出生。埃里克出生不久，詹姆斯拖家带口到了枣强县萧张镇。该镇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家乡，也是伦敦会教派在华北的重要传教点。侯仁之之子侯馥兴曾在《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中写道：“萧张镇，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座小村落，现属河北省衡水枣强县。村名初为粮广店，曾名集贤镇，后来人们为纪念西汉萧何、张良和张耳，改名为萧张，沿用至今。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传播逐渐深入内地，萧张镇成为英国伦敦会教派在河北设立的传教中心之一。1876年，英传教士建有基督教会教堂三间，1899年时被焚毁。1902年在西街口正南重建基督教堂一座（简称北会堂），在教堂左右两侧，创办了中等男、女校各一所，取名‘抡才’，即选拔人才之意。”在利道尔其后的人生中，这个小镇和他的牵绊仍在继续。

1907年，在中国度过9年风雨岁月的詹姆斯·利道尔回到了故乡苏格兰。利道尔兄弟先是就读于苏格兰德里门公立小学，随后又转学到伦敦东郊的传教士学校——布莱克西斯学校。埃里克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求学生涯。读书期间，埃里克很快展现出体育方面的天赋，他在16岁时曾担任学校橄榄球队队长。

1920年秋，埃里克进入了爱丁堡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尽管依旧是学校橄榄球场上的常客，但他很快也在田径场上展现出天赋。在1921年爱丁堡大学运动会上，入学不久的埃里克力压夺冠热门史华特，获得100米短跑金牌。1921年6月18日，他在圣安德鲁斯运动场获得了100米冠军。仅仅一周之后，他又在“苏格兰业余运动员协会锦标会”上获得两个短跑单项第一名。“苏格兰飞人”的名声不胫而走。8月11日，《格拉斯哥先驱报》上写道：“爱丁堡大学业余运动社的埃里克即将成为英国冠军，甚至可能成为奥运赛场上的英雄。”

预言很快成真。1923年，埃里克入选英国奥运代表团。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当得知100米预赛被安排在7月13日（星期日）举行，埃里克·利道尔决定退出该项目以及4×100米和4×400米两项接力赛，因为这两项也被安排在星期天举行。在埃里克心中，安息日是奉献给上帝的星期日，不宜参加任何其他活动。最终英国代表团在这两个项目中只获得了银牌和铜牌。一份英国报纸不无遗憾地评论道：“如果埃里克参加，英国队就有可能赢得接力赛的金牌，但他的信仰不允许他在星期天比赛。”这样的评论相当委婉客气。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斥责“他是祖国的叛徒”，他也几乎成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随后的情节正如《烈火战车》中描绘的那样，英国代表团林赛勋爵决定将自己在400米的参赛资格让给埃里克。7月10日是星期四，在这天下午6点半举行的奥运会男子400米决赛中，埃里克跑出了47秒6的佳绩。这不仅帮助他摘得该项目的奥运金牌，还打破了世界纪录。这项记录一直保持了12年，直到1936年才被同胞格达菲雷·布朗在柏林奥运会上刷新。赛场上的成功让人们忘却了之前退赛的插曲。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埃里克从“最不受欢迎的人”成为“迄今为止在400米项目中最伟大的运动员”。

冲刺时的埃里克·利道尔，他的仰头跑法曾经引起广泛关注

就在埃里克站在体育事业的最巅峰时，他突然决定放弃运动员的道路，回到出生地中国。

体育还是教育？人生赛道的选择

在获得奥运金牌一周后，1924年7月17日，苏格兰飞人从爱丁堡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当埃里克·利道尔登台领取证书时，场内欢声雷动。全体观众都起身鼓掌，副校长阿尔弗雷德·伊文爵士多次高喊，请求大家安静下来。伊文爵士在授予学位时说：“埃里克先生，现在除了主考官，没有人能够超过你（Pass you）。”这句话一语双关，既是指“使你通过考试”，又是“超越你”。这说明，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田径赛场上，埃里克都是学校乃至苏格兰的宠儿。

爱丁堡大学纪念校友和奥运冠军埃里克·利道尔的铭牌

毕业后的埃里克其实有多种选择，他既可以留在英国从事和化学相关的职业，也可以在英国从事神职工作，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心爱的田径事业。22岁正是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他至少还可以再参加两届奥运会，不断巩固自己在短跑领域中的霸主地位。

但就在这个关头，埃里克决定回到中国，到天津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任教。这对于埃里克而言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早在毕业之前，新学书院就给他提供了一个临时教学岗位——之所以临时，是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既然拿到了学位，那么他决定履行之前的约定。

为什么埃里克·利道尔情愿牺牲自己的田径道路上的光辉前程，不远万里回到异国他乡？朱利安·威尔逊在《神圣的终点——埃里克·利德尔传》中写道：“他所追求的是让别人分享他从自己的信仰中获得的巨大欢乐和坚定信念。”埃里克在天津的室友戴维·麦克格温写道：“他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同时也是一个不通过自己的影响引导人们皈依救世主耶稣就寝食难安的人，救世主耶稣在他心中的地位无比重要。”另一位朋友回忆道：“他在课外时间指导《圣经》课，出席者十分踊跃。他对我们谈起那些把全部身心奉献给基督的男孩时，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无论多忙，他总能抽出闲暇接见来访的中国学生，和他们亲切交流。他深得孩子们的爱戴，我估计他学生中百分之九十都听过他的《圣经》课。”在他心中，无论是去巴黎争夺奥运冠军，还是去往中国成为一名教会学校的老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光。

随着埃里克融入神学教师的身份，奥运冠军的光环淡去，他逐渐淡出了世界田径赛事的跑道，而只是参加一些区域性的运动会。1929年，埃里克曾在天津和德国短跑运动员奥托·帕尔佐博士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后者曾是500米、800米以及1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结果，埃里克在强项400米中夺魁，而德国人在800米项目中胜出。在更衣室内，帕尔佐问埃里克是否会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太老了。”帕尔佐笑着回答：“太老了？我32岁，可我还要代表德国参加下届奥运会。”事实上，从1930年开始，埃里克就没有再参加过重大的田径比赛。

埃里克的体育天赋似乎只能在一些突发场景中才能得以展现。1928年，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一次运动会后，埃里克本打算乘船返回天津。但在离开赛场上，英国国歌《天佑国王》和法国国歌《马赛曲》先后奏响，这让苏格兰人错过了近在咫尺的出租车，等到他赶到码头时，轮船已经解缆离岸。正当埃里克觉得船离得太远无法跳上时，一个浪头把船推回了一把，趁着这个机会，他掷下包裹，飞身一跃，“我仿佛成了一只瞪羚，一跃而起，刚巧落在了船上。”这一幕恰好被坐在出租车上的记者看到。他声称，那天埃里克跳了4.5米，苏格兰飞人雄风依旧。只是他的事业已经不在赛场上，而在学校了。

埃里克在中国的时间是战乱频繁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六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中，他没有选择离开……

前线还是安宁？抗日战争期间的抉择

从1925年回到中国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埃里克·利道尔在中国生活了12年。这12年间，尽管战争阴云一直未曾散去，但他本人的生活平静安宁。在这期间，对于他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婚姻和家庭。

埃里克的夫人芙洛斯·麦肯齐是加拿大人。她的父亲休·麦肯齐是加拿大联合会派驻河南商会的财务和商务经理，母亲安妮在河南卫辉县从事福音工作。1926年，麦肯齐一家结识了詹姆斯·利道尔，并由此第一次见到了埃里克。安妮对这位未来女婿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谦逊，温文尔雅。”1929年，埃里克与芙洛斯相爱了。按照传记作家朱利安·威尔逊的说法，“他们俩一位害羞、扭捏、脸上常常挂着迷人的微笑；另一位爱开玩笑，然而颇有骑士风度——总之是一位完美的绅士。”历经五年的恋爱，1934年3月27日，埃里克与芙洛斯在天津结婚。《京津时报》在头版上刊发报道：“今天下午，许多中外宾客在天津基督教合众会堂聚集，参加知名奥运冠军埃里克牧师与芙洛斯小姐（德高望重且备受尊重的麦肯齐夫妇的千金）的婚礼。”

埃里克·利道尔和芙洛斯·麦肯齐

尽管两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并且都远离故土，但埃里克与芙洛斯的婚姻幸福美满。1935年，两个女儿帕特丽夏、希瑟相继出生。在写给父亲的家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女儿们从蹒跚学步到小步疾跑的样子。“帕特丽夏很喜欢坐在我自行车杠子的小坐垫上，我们骑着车在院子里兜圈子或上大街。希瑟乖极了，整个晚上都睡得很熟，除了晚上10点喂一次食，她能一觉睡到早上6点，几乎从来不妨碍我们休息。两个孩子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要我们半夜起来给他们喂食，这也是两个孩子最省心的地方……”

芙洛斯·麦肯齐和三个女儿的合影

很快，生活起了变化。1936年7月，伦敦传教协会在北戴河召开年度会议，议题是有关新学书院的教员安排问题。由于经济因素，书院必须在3年内将伦敦会提供费用的教师减为4人，被裁下的人员将被派往华北乡村布道。在新学书院的教师名单中，有的年纪太老，身体虚弱；有的只是教师，而没有教会身份；有的自称“不擅长学语言”。埃里克成为被裁的最适合人选，他一开始婉拒了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中文能力太差。但到了1936年，教会仍旧坚持这一决定，埃里克面临着停发工资的压力。到了1937年5月，埃里克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决议已经下来了，芙洛斯和我从9月开始就要到萧张镇去。”

抗日战争时期的埃里克·利道尔

就在写完信两个月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由于华北形势险恶，埃里克只能孤身前往萧张镇，此后他和芙洛斯聚少离多，时常处于分居状态。在萧张镇期间，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亲眼目睹了在日军铁蹄下中国的惨状。在他的书信记录中不止一次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这是一个被毁的人家，整幢房子除了两间屋子之外，其他都已经焚烧殆尽，只剩下又大又长被烧焦的木栅栏，两位寡妇带着两个女孩还守在此地。之前，日本人来过这里，带走了家里的男人，由于没有及时凑齐赎金，男人被枪毙了，留下两位寡妇苦苦挣扎，无奈面对这悲惨的世界。我走进了院子，弯腰恳请上帝保佑她们，话才出口，又禁不住反省自问：‘上帝又能怎么做呢？’”但埃里克并非只是悲愤与无奈，在抗战期间他多次救助被日军残害的百姓。他曾经冒着被日军抓捕的危险，将一位被日军砍头而尚未咽气的中国男子送到医院。

在此期间，埃里克还有机会离开险境。1939年6月，伦敦传教协会执行委员会曾让他回国修养一年再回来。当年8月，埃里克全家从天津经由加拿大绕道回到英国，并于11月初抵达爱丁堡。与战火纷飞的华北相比，当时的苏格兰享受着后方的宁静。面对回到中国还是留在英国这一选择时，埃里克做出的选择是：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加拿大，然后只身返回中国。芙洛斯曾回忆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埃里克本来有机会和我们一起走，可他认为他不应该走。他担心，万一他们扣押我们当人质，他就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从来没认为他的工作重于一切，事情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可他认为，既然别人留下来，他也可以。”

另一个支撑埃里克回去的理由是他对日本占领区人民的同情。早在1938年秋，他就撰文写道：“我能奉命离开城市，能在此途中有机会目睹此地和天津之间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地区的惨状，对我来说受益匪浅。”有朋友问他：离开比较安全的天津和学院，他是否感到后悔。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从来没有！在我的工作中，我还从没像在这儿有如此多的欢乐和自由！”

最后的岁月：带着尊严冲过终点

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再无净土。1941年春，传教士团接到日军命令，要求他们限期离开萧张镇，一周之后，传教士团驻地被夷为平地。8月，埃里克其实还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仍旧选择留下。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随即对日宣战，在中国的英美侨民也成为日军眼中的敌侨。12月11日，天津的新学书院被日军关闭，学生被遣送回家。此时，已回到天津的埃里克被要求搬出英租界。在动荡中度过两年后，1943年3月，这批在天津的英美侨民被日军押解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根据大卫·麦卡斯蓝在《直奔金牌》中的记录，埃里克是最后一批被转移到这里的英美侨民，此时集中营的人数已达1800人。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已是强弩之末，本国物资贫乏，加上羁押的英美侨民众多，集中营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居住空间狭小，食物严重不足。

集中营的住宿条件实在是拥挤，住在公共宿舍里的单身男女，每人可以分到长度183厘米（6英尺），宽度仅91厘米（3英尺）的空间，床与床之间相距只有46厘米（18英寸）。已婚夫妻可以拥有一间房间，但其大小不足8平米。

集中营的食物也很匮乏。曾经身处其中的难友回忆，每天都是毫无营养、千篇一律的菜单：早餐是两片薄面包，常常烤得又硬又瘪。有时是小米或者高粱稀饭，偶尔加一点白糖。正餐或者午饭是乱七八糟杂烩，包括一点软糊糊的茄子，通常人们称其为S.O.S(老一套杂烩)。偶尔供应一道甜食，通常是汤，实际上是老一套杂烩掺水的另一种叫法。曾经担任外交官的奥斯瓦尔德·达拉斯成了潍县集中营的面包师，每当面粉不足的时候，他就用花生壳磨粉做面包。“热的时候，还能勉强凑合着吃，可一不小心凉了，就硬得像石头。”后来，日本人在集中营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人们偶尔可以买些花生、鸡蛋、蜂蜜、应时水果等。

与住宿和食物条件相比，集中营的卫生状况更加恶劣。兰登·吉尔在《山东的院落：压力之下的男男女女的故事》中描绘道：“当我们打开门走进男厕所，一股恶臭直冲鼻孔，我们恨不能立即退出，重新回到室外三月的清新空气中来。东方的厕所，陶瓷便盆嵌在地下，如厕时不得不蹲在上面，令我们感到不适。便盆上方的墙上，挂着带着长长金属拉链的瓷水箱，但没有一根拉链连着便盆。上管道不通，便盆内均已满得往外溢淌。拘留营内没有清洁工人，没有管道修理工，也没有自来水，几乎不可能制止便盆内的秽物外溢。”

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埃里克的身心俱疲。表面上，他愉快如常，不愿意透露内心深处的想法。但由于长期和妻女分开，加上剧烈的头痛，他开始意志消沉，度日如年，“在集中营里，人们常看到他对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发呆。”他有时也会对狱友感慨，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没能把更多时间留给芙洛斯。到了1945年1月，埃里克遭到流感和鼻窦炎的双重袭击，治疗效果也一直不明显。狱友们看到他身体每况愈下，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期间，他突然中风，导致右脚部分瘫痪，讲话含糊不清，神情恍惚。医生怀疑他长了脑瘤，可对此却束手无策。2月21日，他在潍县去世，这时距日本投降已不足半年。

直到5月，远在加拿大的芙洛斯才获悉丈夫去世的消息，她把两个女儿搂进怀里说：“爸爸到天上和爷爷在一起了。”1984年6月14日，芙洛斯在加拿大去世，此时埃里克在地下等待了她39年。埃里克和芙洛斯共育有三个女儿，她们后来都生活在加拿大。

埃里克曾经供职的天津新学书院在抗战后得以恢复，1950年被新中国接管，后改名为天津市第17中学。值得一提的是，中学二楼的一个房间曾经存放着埃里克在1928年11月在民园运动场赢得的一枚400米金牌。日军投降后，潍县集中营大部分被囚的欧美侨民都回到各自的国家。他们相互联络，组织潍县集中营难友会，建立网站，撰写回忆录，并且多次回到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故地重游。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老人们渐渐凋零，回来探视的难友越来越少。

在集中营的旧址上新建了潍坊市第二中学，学校里专门辟有展览室来陈列这段历史。在学校的一角树立着一块爱丁堡大学捐赠的纪念碑，一面用中英文铭刻着埃里克的生平事迹，另一面镌刻着摘自以赛亚书40章21节的经文——

“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翅的雄鹰；

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惫。”

潍坊第二中学校内的埃里克·利道尔铜像和纪念碑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