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铭箴：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字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译】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语言要谨慎”；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必须了解它的名称。正定名称而明确其作用，是为了重视言行谨慎这种美德。鲁国的臧武仲论铭曾说：“写铭文，对天子应以颂扬其美德为主，对诸侯应以肯定其功绩为主，对大夫则只能称赞其征伐的劳苦。”如夏代帝王有德，九州的首领便送上金属，铸成金鼎；周代帝王为了传示其美德于后代，便在肃慎国送来的箭上雕刻铭文。这就是关于颂扬美德的例子。吕望辅助周武王的功绩，曾用金属铸成铭文；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绩，也曾刻在周代的记功器上。这就是关于肯定功绩的例子。晋国魏颗的战功，曾刻在晋国的景公钟上；卫国孔悝祖先勤于国事的功劳，曾记在孔悝的《鼎铭》中。这就是只称征伐之劳的例子。至如说飞廉得到天赐的石椁，卫灵公得到黄泉之下的谥号；铭文竟出现在地下的石椁上，这就太奇怪了！又说赵武灵王曾派人在番吾山上刻他的大脚印，秦昭王叫人在华山上刻了个大棋局：都是用虚夸不实的铭刻来显示后人，这就很可笑了！仔细看看以上正反两面的例子，铭文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到秦始皇时，有《泰山》、《琅玡台》等山岳的刻石，虽然秦代政治残暴，这些刻石的文辞却较为润泽，也还有其畅达之美。到了汉代，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铭》，张昶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其序文也写得很长了。蔡邕的铭文，更是独冠古今。如歌颂桥玄的《黄钺铭》，模仿《尚书》；歌颂朱穆的《鼎铭》，就完全写成碑文了；这是蔡邕惯于写碑文的原因。至于冯衍所写刀、杖、车等杂器的铭文，虽取法周武王，却写得事不称物，详略不当。此外，崔骃品量器物的铭文，赞颂多而警戒少；李尤写的大量铭文，内容单薄，文辞琐碎。他把蓍龟之类神物的铭文，和戏玩的《围棋铭》搀杂在一起；把写衡量器的《权衡铭》，放在关于杵臼的铭文之后。李尤在品量器物名称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怎能熟知事物的道理呢！曹丕写了九种宝物的《剑铭》，所讲的刀剑是锐利的，文辞却很平钝。只有张载的《剑阁铭》，写得清明而有辞采。他的铭文有如快马疾驰，后来居上；晋武帝下令把《剑阁铭》刻在氓山、汉水之间，那是得到适当的处置了。箴，就是针刺，用以批评过错，防止祸患，好比治病的石针。这种文体兴起后，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箴》和《商箴》，还留下几个残余句子。周代的辛甲，要求各种官吏都写箴辞，用以针刺天子的过失。其中只有《虞人之箴》一篇，箴体的格式和内容都比较完备。到春秋时期，这种文体逐渐少起来，但还没有衰绝。所以晋国魏绛曾用《虞人之箴》中讲的后羿，来讽谏晋君；楚庄王曾用“民生在勤”等话来训诫国人。战国以后，抛弃道德，专求有功；因此，铭辞代之而兴，箴文就基本上绝迹了。到了汉代，扬雄考古，才模仿《虞人之箴》，写了卿尹、州牧等各种官吏的箴文共二十五篇。后来崔骃、胡广等又加以补写，总称为《百官箴》。按照不同的官位，提出应该箴戒的事项，充分发挥鉴戒的作用，这就可以说是学习古人的清风，继承辛甲的做法了。汉末潘勖的《符节箴》，比较简要，却失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内容广博，却过于繁杂；西晋王济的《国子箴》，虽然旁征博引，内容却很贫乏；潘尼的《乘舆箴》，内容正确，但又写得过于芜杂：所有这些相继出现的作品，很少写得恰到好处。至于魏国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了进去，虽也有了戒慎的意义，但在箴中写这种东西是不恰当的。《杂箴》的文词简明扼要，是学周武王的铭写的；但它写一些水火井灶之类，就显得拉杂不已了，这是立意不正造成的。箴是官吏对帝王讽诵，铭是用来品题器物，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虽然不同，但起警戒的作用是相同的。箴主要用来抵御国失，所以文词必须准确切实；铭则兼有褒扬赞美的作用，因此，其篇体以弘大润泽为贵。总的来说，铭和箴所讲的事，都必须确实而清楚明白；所用的文词，都必须简要而深远。这就是铭箴二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但由于说直话的风气逐渐消失，记功的制度也长期不存在，所以这两种文体都不多用，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今后的作者，应注意取其弘润、深远的特点。总结：铭主要是彰明器物，箴主要是规范道理。应该牢记警戒的语言，而不要徒取名箴的形式。要用这种真正的勉励，来警戒人的实际行为。内容合于常道就能弘大，文辞则以简要为美好。

诔碑：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挚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骃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叙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韵。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赞曰∶写远追虚，碑诔以立。明德纂行，光采云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译】周代帝王的德泽盛大，所以有铭诔产生。古人说过：能胜任大夫的人材，遇有丧事必须能写出诔文来。所谓“诔”，就是积累；就是列举死者的德行，加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夏、商两代以前，没有关于诔的传闻。周代虽然有诔，也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咏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祭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住功劳；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意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篆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总结：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