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意识到口吃的尴尬和羞愧，是小学五年级开学没几天。

1987年，八义集撤乡建镇，八义集中学（八中）和八义集二中（联中）的招生范围有所变化，全县小升初政策有所改动。

根据教育政策变化，几个外村村小四升五的学生也并进了八义集小学（八小）。那时农村还没有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是五年制，毕业后只有三种选择：成绩好的上八中（县教育局管辖），一般的上八集联中（镇教办管辖），大概一半考不上的，回家务农，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做个农民。

为了确保考入八中的升学率，八小直升的四年级五个毕业班，每班抽5名成绩差的、捣蛋鬼和刺头儿，和外面学生，一起扩编为五（6）班，这个班级其实是作为“放弃”考虑的，不希望他们影响到其他班的好同学。由于我一贯调皮捣蛋的表现，也被“发配”过去了。

我们这些差生，在陌生的教室里开始还有些拘谨，大半天之后就原形毕露了，分座位时就闹哄哄的，班主任声嘶力竭地吼了几次，才压下了大家犹如进入聚义厅的兴奋情绪。

第一堂班会课，夏老师就给我们来个下马威，称呼我们这些叽叽喳喳、毛毛糙糙、鼻涕邋遢、交头接耳的（6）班学生为“害群之马”。

“知道为啥把你们揪出来，送到我班上来么？因为怕你们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静一下，你看看，排个座位，一个个都能上天入地、疵毛撅腚的，咱们骑驴看唱本，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

夏老师四十多岁、高个子、国字脸、不怒自威、点子多、学生间一直流传着他的威名，据说体罚手段一向彪悍狠毒，特别喜欢打手心、拔眉毛、单眼皮都能掐成双眼皮。

与其他几个科班出身的班主任相比，夏老师是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家就在附近小南庄，为了顺利转正这根胡萝卜，他工作更积极、更听校长的话，尤其调教不听话的捣蛋学生，一向秋风扫落叶。

接手了我们这个编外的、死马当做活马医的乱班，他多次在班会上发狠话，在6班这个一亩三分地，不管你是哪路英雄好汉，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不然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第一次见识夏老师的厉害，是我和同桌魏艳打架被揪耳朵处理。

（2）我上学比较早，长我两三岁的两个堂哥上小学后，我没人玩了，他们上课时，我就朝教室里扔土块，逗他们。把上课的老师惹烦了，说你别扔了，你也进教室上课吧。

就这样，1983年9月，我成了八小的小学生，本来以为是玩玩的，结果就一路接着上了，以前农村小学，学籍什么的都很简单，有的都是上了三五年级，快小升初时，再补办一个学籍卡。

自打上学后，我的个子一直是矮，同学给我起的外号好几个，几乎一年一个，“钢精锅”、“秤砣”、“板凳”、“辣疙瘩”、“短脖”，我都无所谓，成绩不好不坏，座位一直是第一排。

因为家里穷，裤子膝盖经常带着补丁，不知道主动学习，就顾着在学校里疯玩，冬天操场上追逐抢帽子、夏天西河边瓦块打水漂、秋天去苗圃厂摘桑椹、春天跑野外吃毛公纽.......

于是，经常被老师留校、罚抄作业、也被老师打过N次，浑身都皮实了，还是恋着玩，书本作业本翻卷的毛包一样乱，上课了找不到文具书本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学生家长有的认识八小老师的，街里、路上遇到老师，通常毕恭毕敬，劝老师“在学校，孩子不听话，您尽管狠狠地给我打，打坏了算我的，不打不成材。”

就这样，我一路混到了五年级，自我感觉还不错。没想到成了五（1）班的“害群之马”，被赶了出来，当时背着书包离开（1）班时，还是有点难为情的。

进入五（6）班，调皮玩闹的恶习仍然不改，课间抢乒乓球台、踩着放学铃声跳窗户回家、围着校门口零食摊口水吧嗒吧嗒的、钻进隔壁酱菜厂探寻秘密、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和外村的小孩子放学路上开骂打架.......都少不了我的身影。

那段时间港产电视连续剧《偏向虎山行》、《陈真》、《霍元甲》等正在热播，下课就和班里的同学比划着长拳短打，汗流浃背的泥猴子一样一个个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

我们这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被夏老师一次次逮住，他的体罚措施别出心裁：下雨天屋檐下一半湿、一半干的顶着书本罚站；站在教室后面蹲着马步听课；墨汁画黑脸、顶着扫帚讲台罚站；罚抄作业、罚擦玻璃........这些体罚措施，施加于同案犯，我不过是其中之一，虱子多了不痒，那么多陪绑了，我倒是不怕，反而有一种有难同当的英雄气概。

凭借夏老师的铁腕体罚手段和循循善诱的开导，班里调皮捣蛋的大为减少，班中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他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一副烂牌，但如果能打出高分，岂不是八小的一颗卫星？

于是，每天一有空，他就在教室后面的窗口巡视，一经发现“捣乱的烂蛆”，就雷厉风行地几步冲进教室，把人揪出去一顿狂扁。大家人人自危，课堂纪律也有所改善。

（3）那次和同桌魏艳打架，其实责任不全在我。我个子虽矮、但自尊心强，不服输，一惹就跳。魏艳家里是街北头杀牛的，矮胖壮实，泼辣不讲理，经常欺负我。

因为她和男同学吵架干仗都不落下风，我实在惹不起，就偷偷给她起了个外号“能不够”。后来大家叫开了，她不知怎么知道是我起的，对我的态度就更坏了，三天两头掐我拧我，我小小年纪，被她折磨得苦不堪言。

魏艳的座位在外面，我的座位靠墙。出来进去，我都得跟她请示汇报，因为不能碰触她的衣服（怕我弄脏），后来干脆烦了，我就天天从桌底爬进爬出，她态度倨傲，有时我钻桌底时她还是给我使绊子，挑衅意味十分明显。

一次在外玩久了，上课铃响了，老师进来了，没法钻桌底进去了，从她后面挤着进去了，她说弄脏她的衣服了，课间就掐我，并恶言恶语，我无奈迎战，结果被她摁到地上打了一顿，脸上还留下几道印痕。

被打后当然不服气，我利用腿快的优势，薅了她一下小辫子、抓挠了她几下，然后拔腿就跑，结果慌不择路，一头栽到前来上课的夏老师的怀里，被逮了个正着。

夏老师把我提溜起来，腾云驾雾般到了办公室，先打了两个火辣辣的耳光给我提提神，我被打得头脑蒙蒙的，他的手估计也麻得够呛，因为他改成揪耳朵、掐眼皮了，疼的我直叫唤，体罚我累了，他让我罚站，面壁思过，他去上课去了。

下课后，见我反省的不彻底，他继续打我，我被打的眼冒金星，嗫嚅着不知所云。

也不知遇到什么事情了，夏老师那天心情出奇的差，朝我身上全武行发泄了一通后，恶狠狠地说，“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这一天到晚窜天入地，还能得不行！谁不比你个子大，下午放学前在讲台检讨。”

我不怕挨打，打过之后，就完事了，肉体上的惩罚很容易过去。可面对下午的讲台检讨，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起来，慌得厉害。

那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检讨自己。我如同光腚的小丑，面对台下黑溜溜的目光，想好的检讨词，一下子忘了个精光。结结巴巴地说了个开头，就张口结舌了，嘴巴打瓢一样，不知所云，面红耳赤。

接下来是我的批斗会，夏老师以我为反面教材，强调课堂纪律、课间打闹、作业规定、放学排队.....等事情，我站在台上，一句都没听进去，耳朵嗡嗡的，就盘旋着那一句，“说的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成句，穿的破破烂烂、还整天调皮捣蛋，.......早晚是个少年犯。”

那是第一次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站在台上，面对大庭广众，脸上火辣辣地，无地自容。

（4）据说，口吃有遗传因素，也有后天发展的。回忆一下，我父亲讲话有些含混不清，支支吾吾，但唱戏无碍，不喝酒时表达也算正常；二舅有点口吃，也不算厉害。我小时候和二舅接触不多，一直在街里长大。

家人们后来帮我回忆，我从小并不结巴，反而是爱说爱笑、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后来一个长辈气愤地告诉我，“村里几个小孩的结巴，都是甘骚教的，这个人太坏了，天天没事撩拨小孩，不干人事。”

甘骚是个村里的二流子，天天在村里端着茶杯、村干部一样的乱转悠，谁家有事他都要凑上去，帮倒忙、趁机揩油捞好处。你要不给他好处，红白喜事他给你捣蛋。后来自干五给镇计/生委//搜集超生人口情报，被提拔做了计//生专干助理后，更是做了许多坏事。

甘骚喜欢招摇撞骗，人品恶劣，自我感觉还挺好的。最坏的是，自己结巴，更喜欢教小孩子学坏、偷鸡摸狗拔蒜苗、骂人打架撬门锁，他都喜欢撩拨小孩子去学着做，看着小孩子们学的惟妙惟肖，他就一旁嘿嘿干笑。

大人们说，有段时间，醉醺醺的甘骚兜里装着从红白喜事讹的小孩酥（徐州特产）、瓜子、花生等零食，招呼小孩近前来，教小孩结巴，谁学得快，学得好，就给谁糖吃。结果一天到晚，一群小孩，跟着甘骚学结巴。

气得家长们都骂甘骚不得好死 ，甘骚是不以为意，天天嘻嘻哈哈的。四十年前，这群小孩中，就有我积极活跃的身影。

偶尔学了点结巴，并不以为意，大概还觉得挺有趣，因为说话的节奏、音调、重音和别人不一样，能引起别人的关注，还有甘骚的糖吃。隔三岔五，和小伙伴见到甘骚，还主动接受甘骚的抽查，甘骚鬼坏鬼坏地说，“就....这样....这样说，好～听，好～～～听。”

三四年级一次在村里玩耍时，已经隐隐知道讲话结巴不好了。有一次在赵燕家玩，一群孩子，玩得热火朝天。就听赵燕的妈妈说，“你们在一起玩可以，可别跟草根（我的乳名）学结巴，这毛病一贴上嘴，就揭不下来了，当紧当忙，嘴巴跟塞布条子一样，说话让人听了费劲。”赵燕马上接口，“草根结巴学得快，说得比甘骚还好。”我一下子胀红了脸，那天讪讪的回家了。

家人开始知道我有点结巴后，并不以为意，觉得自然会好。倒是四叔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之前几次见我围着甘骚转，都要训斥我，我自小就有些怕他的严厉。

四叔教给了我家人几个办法，比如，下雨天顶着席夹子在外面淋雨、打喷嚏；站在门后含着小石子大声说话；说话时冷不丁的让我姐给我来几下爆栗子、然后急急的让我回声......可是并不奏效。

稀里糊涂中，我就带着口吃的小毛病，进入了五（6）班，刚开学就遇到了捅破窗户纸的、以严厉刚猛著称的夏老师。

10岁的我，在农村小学毕业班里，自尊心受到了强烈伤害，我第一次对贫穷和口吃，给我带来的困扰，产生了深深的自卑。

从心底深处第一次发出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以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