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晚，申军良从济南抵达广州增城。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3月7日晚，申军良终于见到了被拐15年的儿子。

15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还只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宝宝，如今成了身高一米七的大男孩。他在广东一所乡镇中学读初三，健康、阳光，爱打篮球。十多年来他并不知道，自己竟是个被拐卖的孩子。

“今后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补偿欠他15年的父爱。”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这次见面，他给儿子准备的礼物，包括一套从里到外的运动品牌新衣服，还有5个N95口罩。

此次认亲，是否意味着申聪被拐一事划上句号？申军良不这么认为。一方面，今后申聪在哪一边生活，亲生父母与养父养母的关系如何处理，还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申军良觉得儿子被拐一案还没有槌音落定，“所有拐卖我儿子的人受到严惩，梅姨也落了网，这个事才能算划上圆满句号。”

可是，被申军良认定为拐卖案重要中间人的“梅姨”，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这依然是待解的谜团。

“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

警方找到申聪的这一喜讯，申军良是在2020年春节前夕得知的。

那是1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新城派出所的民警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住处，并核实他是否为寻找儿子提供过DNA信息。通话后申军良才反应过来，马上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的办案民警，证实了“天大的喜事”——儿子申聪找到了，DNA比对信息完全符合！

当时申军良马上打电话给澎湃新闻记者。“我兴奋得不行了。站也不行，坐也不行。”申军良激动得几乎哽咽，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不停地捶打身边的床垫。“可能捶了有几百下，”他笑道，“我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发泄。”

在那次“报喜”的通话中，申军良强调：“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假不了。”

十多年来，申军良因为“发现儿子”这类消息，空欢喜了很多次。

1977年出生的申军良是河南周口人。2005年他在广州增城一家企业务工，与妻子以及儿子申聪在当地租住。申聪是那一年1月4日被“明抢”的。后来警方查实，当天两名男子趁申军良不在家，闯入其租住的房屋，捆绑他妻子，然后将一周岁的申聪从床上强制抱走。

申聪一岁前的照片。 受访者 供图

因为失子之痛，申聪的母亲一度精神失常，申军良则走上漫长的寻子之路。他变卖了家中房产，投奔山东亲友，并筹钱到广州、东莞、珠海、深圳等地寻找儿子，十多年张贴寻人启事80多万份，欠债50多万元。

申军良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寻子十五年。有时候找不到任何线索，不知往何处寻找，他会将手机放到水泥地上轻轻一转——手机头指向哪里，他就往哪个方向前进。

2016年3月，牵涉拐卖申聪案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被警方抓获，这给身心俱疲的申军良注入“强心剂”。起初张维平向警方供称，他把申聪卖到增城的湘江路一带。于是申军良到湘江路周边挨家挨户找了几个月。他住宿的那家旅馆老板同情他，将每天房费从80元降至45元。

有一天，一位女居民悄悄告诉申军良，她的闺蜜在2003年买过一个小孩，可能是申聪，就在申军良所住旅馆的对面中学读书。于是申军良按提示观察那男孩——皮肤白白的，双眼皮。“孩子年龄以及拐卖的时间、地点都吻合，我觉得肯定没错。”申军良于是将孩子信息提供给警方，然后天天爬在旅馆的窗户边，寻找“儿子”上学、放学时出现的身影。可后来鉴定结果出来，那孩子并非申聪。

2017年夏天，希望又来了。“人贩子”张维平交待，他把申聪卖到了河源市紫金县。于是申军良将寻子的“主战场”锁定在紫金。

在紫金县一个镇上，有人向他反映，镇中学一名初中生是其家人以前“买”来的。他便租了一辆面包车停在校门口观察。“那孩子身材瘦瘦的，脸型轮廓像我弟弟小时候。”申军良悄悄拍了对方一张照片，发给一位有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判断。“他说相似度有90%。”申军良于是深信不疑。有段时间，帮助他盯梢的一位线人，每天向他报告“你儿子上学去了”“你儿子刚刚放学出来……”弄得申军良心里“痒痒的”。

可后来的DNA比对结果出来，这一个男孩也被排除了。“当时太失落了，觉得心里很痛。”申军良说，此后他得到类似消息，都会有意识地控制情绪，不敢让自己太兴奋，“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直到2020年1月，寻找儿子的15年梦想，终于照进了申军良的现实。

申军良在济南的租住屋内翻看行李箱的寻人启事。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图

跨省认亲，疫情时期的特殊之旅

1月15日得知申聪的消息后，申军良马上向广州增城警方提出，希望接申聪回家过春节，民警告诉他，尚有许多工作细节要落实。

距离2020年春节一周的时候，广州的办案民警赶到山东济南，向申军良简要反馈案件进展，并商讨认亲计划。

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据民警透露，申聪在一所乡镇中学读初三，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在上学；其养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家中生活不大宽裕。

“我有些难过，感觉申聪过得并不好。”申军良说，后来民警安慰他，“孩子身体很健康”，他才松了一口气。这些年他看过被拐孩子手脚残疾的报道，就一直担心申聪的身体是否正常。

申军良和办案民警约好，正月初七之后赴广东认亲。然后，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河南老家过年。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2岁。“他们三兄弟，刚好隔两年生一个。”申军良笑道。申聪出事之后，有人说“聪”谐音“冲”，是“两滴水把孩子冲出了家”。于是申军良给孩子取名更讲究了，后来两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带有一个“家”字——申军良希望他们扎根家里。

在河南老家过春节的时候，申军良将找到申聪的消息告诉了一些亲友，但瞒着他年逾七旬的母亲，“我妈的性格比我还急，知道了这事肯定天天睡不着，她身体又不好。”

申军良说，今年春节期间他“非常煎熬”，“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变得严峻，他南下广东的计划一再推迟。

那段时间，他每天关注着广东的疫情，还关注着与他熟识的一位办案民警的“QQ运动”。如果看到对方哪一天步行超过一万步，他会马上发信息问对方是否有所“行动”——去找申聪和他养父母了？

3月5日晚上9点，得到警方信息的申军良立马出发。离家之前，他已将租住房的一间屋子腾出来，床板、书桌洗干净，作为申聪回家后的卧室和书房。

申军良带着妻子和弟弟，开着他弟弟的汽车，从济南出发驶向广州。一路上，三人精神亢奋，不停地讨论接回申聪后的安排——比如在济南游玩，是先带孩子去爬千佛山，还是先去看趵突泉？

申军良一路开得很快。“老是感觉速度太慢，就想一下子赶到。”他记得导航语音里很多次传出“严重超速”的提醒，“不知不觉就已经加了油门”。

3月6日申军良抵达广州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3月6日晚上8点，申军良一行抵达广州市增城区。1800多公里的长途路程，他们开车仅花了23小时——通宵熬夜行驶，饿了吃方便面。申军良开了20个小时，到达增城与澎湃新闻记者见面时，戴着口罩的他，累得几乎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当晚，申军良一行在公安民警的安排下，连夜到医院做核酸检测，以确保未感染新冠肺炎。

申军良夫妇在医院接受检测时，广州警方连夜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在广东梅州找回申军良的被拐儿子申某，将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认亲。

失散15年后的见面：既期盼，又害怕

开车20多个小时到达广州的第一个晚上，申军良几乎通宵未睡。

当晚10点多，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约一千字的长文。“想了很久却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才能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他在开头写道，“今天跟大家宣布一件喜事，我的儿子申聪找到了！”

申军良在这篇长文中，对侦办、督办申聪一案的警察、领导，以及新闻媒体和亲朋好友一一表示感谢。他在结尾写道：“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我是申聪的爸爸，我的儿子找到了！”

当晚，申军良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后来不敢再接听，“有两百多个未接电话。”他在所住的宾馆里，一遍又一遍地接受媒体采访，直至天亮。极度疲倦的他却没多少睡意，面对媒体滔滔不绝地聊起寻找申聪的故事，口干了喝口水接着聊，戴着的蓝色口罩几乎湿透。他说话常伴着手势，情绪起伏，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神情黯然。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申聪。十五年不在身边了，我也不知道见到他会是什么场景，我心里既期盼，又有点害怕，”他对澎湃新闻说，“我怕申聪心里一下接受不了，怕他不愿意跟家人走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陌生而排斥我们。”

申军良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19年11月广州增城警方找到另外两名被拐十多年的孩子，组织了亲生父母认亲，但此后双方沟通并不顺畅，孩子至今未随亲生父母回家。

不过申军良坚信儿子会跟他回家。他向澎湃新闻透露了他的“底线”——就算申聪因为中考需要在广东学习生活一段时期，也得先把他的户口迁回老家。

3月7日一大早，申军良的一位同学从东莞赶到增城，送来了申军良让他代购的物品——一套著名运动品牌的衣服，包括内裤、鞋袜。这一套“从里到外”的衣物花费约2千元，是申军良给儿子准备的见面礼——一天前，他才打听到申聪身高约一米七，身材不胖不瘦。此外，申军良还为儿子准备了防疫的5个N95口罩。

当天中午，增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将申军良夫妇接到刑警大队。闻讯赶来的国内50多名记者聚在门口，等候申军良认亲的消息。按照计划，申军良会和申聪及其养父母见面。

3月7日有媒体援引申军良代理律师的话称：申聪明确向警方表示，强烈要求和父亲申军良回家。不过，此后该律师予以否认。当天下午四点多，申军良终于来到门口，他神情严肃，对着媒体的镜头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并请大家不要拍摄和公布申聪个人形象。他还说，其代理律师说的一些话，并不代表他和家人的观点。说完，申军良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快速走进院内。

聚在公安局门口的许多记者当时感到，申军良此次认亲或许不大顺利。

3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介绍案情。

当天下午五点多，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召开情况通报会。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介绍，申军良夫妇与申聪还未见面认亲。“还没有见面，到此时此刻还没有，但是我们会安排的。”李光日说，双方见面，还需要情感上的缓冲期。至于何时安排见面，“要看双方的接受度”。

李光日透露，他与16岁的申聪见过面，觉得他很健康、阳光，“他还没表达在哪边居住的愿望。”

直到3月7日晚上10点，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通报：今晚19时许，在双方意愿下，广州增城警方安排了申军良夫妇与失散15年的儿子申某团聚。

张维平拐卖儿童案牵涉包括申聪在内的9名儿童。部分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小时候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划上句号？“梅姨”还是谜

3月7日晚与儿子申聪相认后，申军良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他曾告诉澎湃新闻，找回孩子后，他想过平静的家庭生活。“申聪回归家庭后，我们全家会让他过得舒心快乐。”他说，他会重新找一份工作，好好过日子，“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

不过，申军良表示，儿子被拐一事目前还不能完全“划句号”，“希望拐卖我儿子的人都受到严惩，梅姨也尽快落网，这样我也可以安安心心回归家庭，好好生活。”

目前已查明拐卖申聪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均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来自同一个村，2018年12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刑，其中张维平、周容平被一审判处死刑。

此案被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还在审理。在二审阶段，申军良夫妇继续表达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诉求。

被“人贩子”张维平拐卖的儿童，不止申聪一人。广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参与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名儿童。被拐的9名男童中，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

2019年11月，广州警方找回此案中被拐的2名儿童，其亲生父母分别来自贵州、四川。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放弃对9个被拐卖小朋友的查找。”在3月7日的通报会上，增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说，“剩下6个小朋友的查找，我们还在开展工作，但目前还没法给大家一个预期。”

而据张维平此前交待，他拐卖的9个孩子，都是通过中间人“梅姨”介绍，卖往广东紫金县等地。

“梅姨”到底是谁？“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2017年在广州中院接受审理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他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

增城警方2017年11月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

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在此次情况通报会上，李光日介绍，2017年以来广州警方接到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逐一核查，均被排除。

李光日说，警方曾根据张维平的供述，核实了“几乎所有的细节”，仍没有查到“梅姨”的身份信息，“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欢迎媒体朋友和热心群众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李光日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非常负责任地去一一核实。”

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申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