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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灵活务实,完成汉化

胡族汉化、民族融合是永嘉之乱至隋统一南北二百余年间的时代主题。然而孝文过激的汉化进程,一度造成鲜卑人的族群撕裂,间接引发了毁灭北魏帝国的六镇之乱。这场带有民族矛盾与政治分裂双重性质的大乱,孕育了北朝后期分峙东西的两大政治集团,他们对于汉化态度,难免受到北魏后期汉化与胡化矛盾的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便是最终完成北朝汉化任务的西魏宇文泰集团。

宇文泰的胡风与汉风

宇文泰家族是胡风浓重的鲜卑武人,同时也是孝文汉化的受害者。宇文泰之父宇文肱是武川镇的低级武官,在北魏末年清浊分途的潮流下,宇文氏家族与独孤氏、贺拔氏等都长久地被抑压于没有出路的军镇。所以当六镇起义爆发后,宇文氏家族的表现耐人寻味,时而与起义军作战,时而又卷入义军的队伍中与北魏官军作战。宇文泰父子兄弟五人,四人都死于这场浩劫。可以说,宇文泰没有任何倾向汉化的感情理由。

宇文泰倚之以成大业的军事政治集团,也多为六镇武人。以后世称道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而论,八位柱国中宇文泰、元欣、独孤信、侯莫陈崇、于谨五位均为鲜卑人,赵贵、李虎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只有李弼一位是汉人。十二大将军中,元赞、元育、元廓、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王雄、李远、豆卢宁、宇文贵、贺兰祥、杨忠,除李远、杨忠外,其余全是鲜卑或鲜卑化的汉人。

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灵活务实,完成汉化

六镇起义要图

这样一个军政集团,天然带着浓郁的胡风,似乎已经决定了宇文泰集团是一个野蛮的鲜卑族集团。然而对比魏末诸帅,宇文泰的作为,却迥异于尔朱荣、尔朱兆、高欢、贺拔岳等人,鲜少见到其狠毒残暴酷烈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作风,而更像一位传统的汉人统帅。

《周书·文帝纪下》在传论中颂扬宇文泰“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此言固是后见之明,宇文泰出身低微的鲜卑武人家庭,天生亲近儒术自然不可能,所谓的崇尚之言,当是指平定关陇后,信用苏绰、卢辩、卢诞等汉人名士而言。但以一位鲜卑豪帅、伧荒武人,而能不排斥汉人经学,亦反映出他性格中沉稳、中允及开明的优点。

宇文泰虽然终生不改鲜卑语,他的几个儿子直到北周末年还能使用鲜卑语,例如周武帝接对群臣还经常说鲜卑语,据《续高僧传》载,天和四年(569年)周武帝与众僧人对话说的鲜卑话,众僧无人能懂,后来还得靠一位懂鲜卑语的僧人法藏从中通译,才能继续问答下去。但宇文泰却不固执地坚持沿用鲜卑胡风,从其诸子孙的命名变化中可看出端倪。

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灵活务实,完成汉化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之周武帝

宇文泰本无汉名,鲜卑名叫黑獭,后来功成名就,取汉名为泰,黑獭变为字。其三位兄长都只有名而无字,子侄辈如什肥、菩提、菩萨、元宝、萨保等名,皆是鲜卑的汉译音或是宗教名,这都是鲜卑风俗。宇文泰诸子,皆以传统的汉字名之,如毓、震、觉、邕、宪、直、招、达、盛等,都与汉人无异,区别只在于,宇文泰的儿子们仍有一个鲜卑语的字,如长子宇文毓字统万突,三子宇文觉字陀罗尼,四子宇文邕字祢罗突,五子宇文宪字毗贺突,其余诸子均是以突结尾,周一良先生曾有专论考证,说这是鲜卑人取名的习惯。到了宇文泰的孙辈,则是名、字皆取以汉字。如宇文泰之孙、北周宣帝宇文赟,字乾伯,其兄弟辈名、字也全是汉字,已是浓浓的汉风了。

当然,只从风俗上看,并不能说宇文泰就是完全回归鲜卑或是倾向汉化,判断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的倾向,自然要以政治作为为依据。

粉碎贵臣政治

贵臣政治是北朝胡族政权的一大通病。其通常形态,表现为宗室贵族或是强力辅臣掌握朝政,强势臣子的力量凌驾于制度之上左右政治走向。

北魏如此,全盘继承北魏的东魏北齐更是如此。高欢建立东魏后,出现过“四贵”,即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高岳。北齐武成帝时,又有和士开、娄定远、赵彦深等称为“八贵”。北齐后主时,再次出现韩长鸾、高阿那肱、穆提婆“三贵”。贵臣政治在变乱时代有其一定生存土壤,盖因其事权在人而不在制度,反应速度与变通度都很高,有利于应对频繁的战争和变幻不定的政局。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贵臣政治不仅对制度造成侵蚀,更直接瓦解君权,给政权带来极大不稳定性。高欢及后代君主虑不及此,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贵臣政治,高齐国祚短促,与此不无关系。

西魏也有自己的招牌贵臣,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名头比高齐的四贵、八贵、三贵更响,但柱国、大将军是西魏府兵系统的官职,宇文泰将这些贵臣的权力牢牢限制在军队范围内,不使其越界掌权。对军权的控制,宇文泰也防范得十分严密。八柱国之一李虎因早年推戴贺拔胜接掌关中军团一事,一直与宇文泰若即若离,李虎死后,宇文泰即图谋将其军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

十二大将军之一达奚武本有资格升任柱国大将军,但他得悉宇文泰的意图,坚辞不受,而是推举元氏贵戚元子孝接任。这是师法另一柱国元欣“从容禁闱”的故事,让元子孝当一个挂名的柱国,而另以下级部属实领兵。达奚武辞让后,元子孝接任,兵权果真被宇文氏的姻亲阎庆接掌——阎庆之母系宇文护姑母,宇文护又系宇文氏核心成员之一。

宇文泰的这种防范收到了很好效果,其稳健的运行体制很好地顶住了贵臣的觊觎。宇文泰死后,遗命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侄子宇文护辅政。八柱国中的元老普遍忿忿不平,当年立下翊戴之功的赵贵、独孤信尤为愤怒,密谋发动政变废黜宇文护。二人功勋名位都非常高,但苦于权力一直被死死限制在军队,个人威望不足以挑战宇文泰遗命,结果被开府将军宇文盛揭发,政变就此流产。

对文臣的防范,宇文泰也颇有独到之秘。《周书》42列传,其中文臣传仅10篇,较为显名者只有苏绰、卢辩二人,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北齐。《北齐书》列传亦为42篇,但文臣传多达22篇。不仅数量差距巨大,北齐地位较高的文臣,在政局中发挥的作用也带有贵臣政治的特点。

文襄帝高澄任用崔暹、崔季舒、陈元康等文臣,二崔极力打压鲜卑勋贵,一度凌驾鲜卑势力之上,结果在高澄遇刺后招致强烈反扑,几乎被处死。文宣帝高洋重用杨愔、燕子献,杨愔权力过大,引发宗室力量的敌视,终于导致一场夺位斗争。武成帝高湛及后主时代,祖珽一度擅权,亲手导演了斛律光被杀事件。北齐文臣反复做出超越权力范围的事,其实正是胡族贵臣政治的变相传承。

宇文泰十分信任名士苏绰,不仅全面接受了他的政治思想,诸如复周礼、行六条之制、推行文书账目格式等等,还授予他极大的决策参与权。宇文泰每有外出巡行,为了不耽误处理政务,竟能把预先盖印的空纸留给苏绰,允许他临机制宜,事后只需及时汇报便可。苏绰向宇文泰举荐的人才,宇文泰知无不任,其中多有因此而当上大官的。

但是宇文泰骨子里对苏绰也是有所提防的,并没有无限制地让他参与一切政治决策。以东西魏五次大战为例,苏绰仅参与了沙苑之战的讨论,其余历次战争均未见其踪影,这既可理解为术业有专攻,也可理解为宇文泰刻意将其摈斥于军事之外,以防其涉及面过大。河桥之战后长安变乱一事,更能鲜明地看出宇文泰的用心。

河桥大战西魏失利,西魏安置在长安附近的原东魏降卒赵青雀率众作乱,辅佐魏太子出奔避难的,是大将李虎和尚书仆射周惠达。特别是周惠达,此公虽位居高位,又是苏绰的引荐人,但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宇文泰将其尊于显位,苏绰却始终屈居下僚,只任职行台度支尚书,其政治地位与宇文泰表面上的信任并不匹配。

对受重用的人进行抑制,表面上看似乎委屈了苏绰之类的能臣。但从长远来看,既利于国也利于个人。西魏北周的文臣队伍没有出现擅权争权的白热化斗争,在有力的皇权约束下,始终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这是宇文泰娴熟的政治手腕带来的长远效应。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反过来推定宇文泰就是本着防范贵臣政治的原则限制文武贵官,而只能说,宇文泰成熟的政治心态与高超的驭下之术,达成了限制贵臣政治的客观现实。

当然,必须承认,宇文泰死后,一度出现长达十余年的宇文护专政情况。这是不是贵臣擅政呢?其实当在两可。宇文护辅政究其实质,是宇文氏皇权代际传承的特殊形态,彼时宇文泰诸子不足以镇慑诸老将,宇文氏宗室人丁单薄,皇权传递面临极大危机,所以宇文泰去世前才冒着儿子被篡权的风险遗命侄儿辅政。而从宇文护后来履行职能的情况看,他很好的发挥了过渡作用,以贵臣命名其实并不准确。

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灵活务实,完成汉化

辫发、窄袖的鲜卑服饰风格

复鲜卑姓与赐胡姓的争论

宇文泰的诸项政治措施中,也有被目之为鲜卑化逆流的。比如复鲜卑姓与赐胡姓。

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魏帝下诏“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魏书·魏本纪第五》)这一政策,专门针对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鲜卑人改汉姓。北魏帝室的姓氏由元氏改回拓跋氏,其余诸改姓者都恢复了太和汉化前的原貌。

魏恭帝元年(554年),宇文泰又以强力手段推行了赐胡姓。据《周书·文帝纪下》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如果说第一波复鲜卑旧姓,还只是特定人群的改革,那么第二波次的全面赐胡姓,并且是赐了一些极不常见、已经无人使用的胡人老姓,这一行为的涉及面、影响力,就足以令论者坐不安席了。这难道不是对北朝民族汉化潮流的疯狂反扑吗?非也。

复鲜卑旧姓与赐胡姓,从时间点上看,都比较敏感。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便可发现一些端倪。大统十五年是西魏府兵建制比较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八柱国”中的六位,都先后晋升为柱国大将军,这标志着柱国、大将军体系的完善。府兵系统是西魏赖以生存的军事根基,宇文泰一直对维系军人凝聚力比较关注,甚至不惜采取重赋敛的方式维持府兵的供给。在如此重要敏感的关头,宇文泰做出一些超乎常理的行动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复鲜卑旧姓便是这些超常行动中的一环。

如上文所述,柱国、大将军中多数为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恢复旧姓相当于强化鲜卑民族认同,拉近宇文泰与诸大将的感情距离。这与宇文泰与柱国、大将军广泛通婚,从其意图上看是别无二致的。

恭帝元年赐胡姓,历史节点也值得琢磨。赐胡姓的内容其实有二,一者,对大量功勋卓著的战将赐予鲜卑姓,《周书》中记载了多达30位的胡汉将领被赐姓为新的鲜卑姓;二者,府兵系统中按照部兵与主将同姓的原则赐胡姓,比如隋朝名臣高颎的父亲高宾,因其隶于独孤信的帐下,便被赐姓为独孤,高颎直到隋朝建国后,还被文帝独孤后称之为“独孤”。

若说以改易姓氏笼络军心,大统十五年的复旧姓已可笼络大部分高级将领,为何恭帝元年又有如此大范围地赐姓?其动力来自于宇文泰的政治意图。

宇文泰扶立元氏建立西魏,前后经历了四位元魏皇帝,分别是孝武帝、文帝、废帝、恭帝。文帝在位十七年甘心当傀儡,与宇文泰相安无事,但元氏皇族并不甘于任宇文氏摆布。废帝上台后,随即爆发了宗室元烈谋变之事,史书对之语焉不详,宇文泰以雷霆手段处死元烈。废帝对此颇有怨言,宇文泰随即于553年逼其退位并毒杀之。

恭帝元年,西魏相继吞并了汉中、蜀中和荆州,疆域大幅增加,国力不断增长,宇文泰的政治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之前宇文泰之所以没有取魏而代之,就在于国内人心不附,还须借元氏的招牌笼络人心。此时距西魏开国已过去了20年,若是再长久拖下去,难保不会夜长梦多,再出现元烈事件,那就是弄巧成拙了。

对比东邻,高氏已在550年篡魏建齐,宇文泰大概觉得时机条件已然成熟,或许已在逐步展开禅代之事。而大范围赐军人以胡姓,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似是诸多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项。

依违于胡汉之间的宇文泰:灵活务实,完成汉化

周齐陈对峙全图

然而无论本心如何,宇文泰复旧姓、赐胡姓,毕竟在形式上造成了一定胡化影响,对孝文帝以来已趋主流的汉化风潮是一大倒退。毕竟政治家也是人,人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全都有客观理由。作为鲜卑族的首领,又亲身经历了魏末汉化造成的灾难式影响,宇文泰不可能不对本族文化有所认同,一些政策偶有回流,想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大局看,这一形式固然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终究影响不了宇文泰主张汉化的主流意图。

远法周礼的汉化精神

汉化落实在政治层面,最核心的是制度的创革。在这一方面,宇文泰无疑引领了北朝的潮流。

宇文泰统一关陇后,对儒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周书·儒林传》载,“及太祖受命,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这段话的重点在结尾:复姬旦之茂典。

宇文泰并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对儒术产生什么兴趣,古奥艰深的儒家坟典并不是他一个代北武人所能理解的。支撑他崇尚儒术的动力有二,其一是寻找治国的理论武器,其二是占领政治法统的高地。

第一条好理解,毕竟十六国以来诸胡受汉化潮流影响已深,诸国基本上一建国就要全盘沿用魏晋旧制,石勒、苻坚开太学、重用儒生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真正能体现出过人之处的是第二条。

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武帝入关,从法统意上说,本来要比高欢拥立的清河王之子元善见更为正统。但孝武帝入关不久便与宇文泰发生龃龉,被后者毒杀。高欢抓住这一把柄,反复实施军事、政治之挞伐,加之东魏拥有的国力优势,西魏的法统基础其实很薄弱。

相比一直自谓为正朔的南朝,西魏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即如高欢,也自承不及梁朝法统,《北齐书·杜弼传》载高欢之评论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面对东方和南方两大强国,怎么办?宇文泰石破天惊地创造出复周礼、设六官的手段。

从时间上看,宇文泰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方始下令依《周礼》设六官,但这一过程却不自当年始,而是经过十几年的酝酿,政治和学术准备都达到了一定程度,才全面铺开的。

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苏绰就先后帮助宇文泰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十二条新制,下发了复周礼的指导性文件《六条诏书》,其阐述的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等内容,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苏绰还以革易魏晋以来浮华的文风为切入点,将官方文书格式改为西周的大诰,从各方面营造复周礼的氛围。

复周礼的着眼点在于哪里呢?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宇文泰将西魏法统内涵直接上承西周,以复古改制的方式,对抗南朝传承的中原正朔和东魏北齐的汉魏旧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状态下,这是宇文泰解决法统危机唯一可走的路。关陇地区残破的文化环境,迅速被宇文泰集团以周礼为旗帜统领起来。如《周书·儒林传》所描述的:“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 同传中肯地评价西魏北周的文化风气,“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宇文泰复古改制没有走当年新莽复周礼的老路。周制六官的创设中,虽然恢复了西周公、卿、大夫、士,撰次周礼朝仪,车服器用全依古礼,但其实际行政制度,却并没有食古不化。

六官是指中央的六个行政部门,分别是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以其具体职能而论,大致能和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相对应。实际施行过程中,周礼官制其实仅在中央及少数州郡推开,绝大部分地方行政系统仍然是汉魏旧制,毕竟在实际运用中,汉魏制度比遥远呆板的西周制度更为实用。六官制一度造成北周制度杂芜之局面,但此事应当观其大者,复周礼、设六官起到了绍绪古法稳定人心的作用,至于制度杂芜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则是可以左右处之的小节,总体上看,宇文泰的复古改制是积极的进步的。

宇文泰一生对于北朝民族融合无疑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虽然他依违于胡汉之间,对本族的风俗文化不能做到决然的断舍离——这固然也是不符合人的基本情感认知规律的,但他终于能以灵活务实且大度的政治策略,在数百年汉化大潮中完成看似水到渠成却也难能可贵的临门一脚,这位杰出的鲜卑政治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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