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前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

“也不是，天亮后便会很美的！”

——《喜剧之王》

一、

那年秋天，成都的木芙蓉开得很好，老刘看到儿子出生时，却是喜忧参半。

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一个老婆，三个儿子，生活很艰难，吃饭都成问题。

如今，四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拼成一个美好的希冀：“言行美好”。然而不美好的是，怎么让一家六口，每个人都吃饱饭，成了更加紧迫的大难题。

那是1951年的9月，秋风乍起，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节即将到来。

在成都市新津县，像老刘这样的人家，男人在人民法院任职，女人是小学教师，应该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但是子女众多，加上当年实行的是供给制，日子过得真是捉襟见肘。

为了让孩子们都有饭吃，夫妻俩工作之余，还去开荒种地，或者干些帮人洗衣服之类的杂活，贴补家用，勉强度日。

可是后来，刘家忽然又生了个女儿，六口之家升级为七口，压力骤升，女人又因病辞职，靠男人一个人的工资，日子穷得不能再穷，连锅都揭不开了。

大儿子刘永言，因为饥饿过度，得了水肿，眼看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关键时刻，老刘从外面借回来一点米糠，这才救回儿子一条小命。

为了不把全家人都饿死，老刘夫妇理智战胜情感，含泪，将二儿子刘永行送了人。

刘永行当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开始懂事了，他来到养父家只是为了活下来。

养父是个布商，眼里只有生意，对这个养子没有半点父亲的慈爱，每天只把他当做不要工钱的店伙计。

有一天，刘永行因为拿布够不着，踩着高凳子上去，不小心摔下来，腿断了，肿得像水桶一样，布商却非但没有送医治疗，还把他像商品一样退给了他父母。

从此，刘永行的腿就落下了残疾。

老刘看着这个备受折磨，失而复得的孩子，内疚，无奈，万千感受涌上心头。一方面，亲生骨肉，谁舍得送人？另一方面，自己又确实无力养活五个孩子。

这可如何是好？难道真等着饿死不成？

二、

1952年底，刘家又把儿子送人了。

老二腿有了残疾，这次送的不再是他，而是老三。

老三叫刘永美，当时才两岁多，很是聪明可爱，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姓陈，每次见了都会赞叹，对他十分喜爱，想要抱养他。

刘家正求之不得，于是就将刘永美过继到陈家，先改名陈顺民，后又改为陈育新。两家有了这层关系后，并未疏远，平日经常走动，孩子们之间依然以兄弟相称。

刘家的日子好了一点，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勉强填饱肚子的岁月里，刘家全家只有一件好衣服，那是老刘在土改时得来的一件进口毛呢大衣。

父亲穿了老大穿，老大穿完老二穿，传到老三陈育新手里时，那大衣已破旧不堪，母亲怕孩子失望，就花两毛钱买了包染料，准备给它染个色，不料衣服却缩水了。

但陈育新依然十分喜爱，对这件衣服视若珍宝，一直穿到1966年，才辗转传给了老四刘永好。

这个时候，这件衣服，已经在父子五人间传了17年。

这一年，15岁的刘永好成为红卫兵的一员。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前，母亲花两毛五买来一双二手解放鞋，洗干净，再缝好，就成了刘永好人生中的第一双鞋。

此时，21岁的老大刘永言，已是成都电机厂的一名磨床学徒工。

18岁的老二刘永行，平日里喜欢捣鼓些电子设备，对旧家电的修理很有一手。

16岁的老三陈育新，则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正憧憬着念高中、上大学。

但是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刘却遭到批斗，停职改造，工资扣发，家产被抄，一家人又回到了与饥饿做斗争的境地。

“造反派”横行的年代，刘家已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愿望只剩下一个：活下去。

其时，善良的陈家，经常安排养子陈育新，偷偷送些瓜果蔬菜等接济亲生父母。

就这样，刘家又一次化险为夷，从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挺了过来。

老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此时，刘家一共六七口人，谁都没有意识到，未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三、

1973年，28岁的刘永言，因在电机厂做出技术突破，被推荐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深造。

同年，22岁的老四刘永好，因下乡插队表现出色，也被推荐深造，不过他没有和大哥做校友的机缘，而是到了德阳机器制造学校（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好在校表现也很好，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

大哥刘永言大学毕业后，则回到了成都电机厂，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技术员。

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

当时老二刘永行已经29岁，他的儿子刘相宇都两岁了，但他依然坚定地参加了高考，志愿报的是清华和北大。

后来成绩公布，全县1800名考生中，刘永行考了第一，可惜因为家庭的“历史原因”，名牌大学擦肩而过，最后只被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录取。

此时，27岁的老三陈育新，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自文革爆发后，他回到村里务农12年，在做农活之余，也自学了全部高中课程，最后成功考上了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

1979年，兄弟四人历经坎坷，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前途一片大好。

然而父亲老刘却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老刘把四个儿子叫到床前。他说：“我不行了……但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期，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好机会……”

老刘说的没错。此时此刻，中国正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百废待举，万象更新，一个千帆争渡的新时代到来了。

四、

1980年春节，五岁的刘相宇对他老汉说：“爸爸，我想吃块肉！”

大过年的，可以说孩子这个要求一点儿不过分，但是，刘永行买不起。

这个世界很现实，刘永行虽已32岁，但是还在上大学，没钱赚，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钱到用时方恨少，如何去赚伤脑筋。很偶然的，刘永行在一个邻居启发下，忽然想到：“我不是会修电器吗，大街上摆摊去，赚外快！”

说干就干，大年初一到初七，刘永行在路边摆了个修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七天下来一算，整整赚了三百多！

揣着厚厚的一沓人民币，刘永行立马就去给儿子买了两斤肉。

回到家里，看着儿子吃得很香，刘永行微笑着算了算。他眼睛一亮，发现剩下的钱，在交完自己新一年的学费之后，还足够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

这个消息，很快兄弟们都知道了，哥几个一商量，都说：“那既然修无线电这么挣钱，咱们办一家电子厂，岂不是挣得更多？”

于是，精通家电修理的老二刘永行，和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老四刘永好一起联手，很快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取名叫“新意音响”。

这一年4月，女儿刘畅出生，29岁的刘永好也做了父亲。

他踌躇满志地背起音响，来到乡下，准备和生产队合作大干一场，公社书记却批示说：“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

“音响创业梦”就这样，因为领导一句话，惨遭雪藏。但经过这件事，刘家兄弟经商创业的兴致，被激发起来，为他们以后的奋斗埋下了伏笔。

五、

1981年，33岁的刘永行从成都师专毕业，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

他的三弟，31岁的陈育新，也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农业局做了一名农技员。至于大哥和四弟，也各自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一年后，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农村开始发生变化，四兄弟被雪藏许久的创业梦想，再次蠢蠢欲动。

1982年8月，都已捧上“铁饭碗”的四兄弟，围桌夜话，共商大计。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最终达成共识：“脱公服，当专业户，顺应新时代的浪潮，用科技搞养殖业！”

之所以选择养殖业，是因为四兄弟从小就干农活，对养殖领域比较熟悉，再加上老三陈育新四川农学院的教育背景，简直没有比这更适合的行业了。

二次创业，兄弟们都学乖了，启动之前，特意先去咨询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得到肯定答复后，这才回乡创办养殖厂。

然而办厂需要1000块钱，做启动资金。那时候的1000块是个大数目，兄弟几人即使拿了县委书记的批示去银行，依然没有贷到一分钱。

怎么办？是就此退缩，回去上班？还是认定了就去干，哪怕砸锅卖铁、破釜沉舟？

他们选择了后者，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一切值钱的物件，硬是凑足了1000块。

不过，毕竟有家庭，为了保险起见，老三陈育新先办了“停薪留职”，回乡筹办养殖场，其余三兄弟随后再跟进。

不久，以陈育新命名的“育新良种场”正式开门，主营业务：孵小鸡、养鹌鹑。

因为创业资金吃紧，没钱买孵化箱，兄弟几个，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再到工厂租工具自己来做。甚至，他们连一把剪刀，都是自己找来两块废钢制作的。

过了一段时间，鹌鹑产蛋，四兄弟推着车沿街叫卖。

街坊邻居好一顿嘲笑：“快看快看，这就是曾经的大学生呐，好好的铁饭碗不抱，现在都混到，靠养鸡卖蛋为生了！”

六、

1983年底，创业一年后，刘家兄弟粗略算了一笔账，发现“育新良种场”共孵小鸡5万只，养有鹌鹑1万只，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

而他们兄弟四人，仅仅用了一年，就成了街坊艳羡的“万元户”！

但这种艳羡，持续时间不长。

1984年4月，“育新良种场”接到一个大单：邻县有个专业户，预订小鸡10万只！

尝到创业甜头的四兄弟，认为这是大赚一笔的机会，十分难得，把所有资金垫上不够，又借钱加上，购买了10万只种蛋，每天蹲在养殖场盯着母鸡孵小鸡。

不料第一批成功孵化，2万只小鸡交到专业户手上后，那人却跑路了。

这可坑惨了四兄弟，赔钱不说，剩下的8万只小鸡马上也要孵出来，农忙时节，卖给农民没人要，厂里已无钱买饲料，借的钱马上也要还……

走投无路之际，兄弟几个心灰意冷，讨论“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和“隐姓埋名远走新疆”哪个好。

后来觉得都不好，还是留下来，想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好。

但是怎么解决呢？

乡下人不买是吧？那就卖到城里去试试啊。

第二天，擅长吆喝的老四刘永好，率先带着一筐小鸡来到县城的农贸市场。

然而这里的商贩，每个都有自己的地盘，初来乍到的刘永好转悠了一天，都插不进去。

刘永好生性倔强，加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没放弃，跟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个板凳，硬是在市场旁边坐了一夜。

天亮以后，刘永好鼓起勇气，厚着脸皮，再次来到农贸市场，终于用诚恳打动了一位商贩，他挪了个地方给他。他拼命吆喝，一天下来，一竹筐小鸡居然全卖了。

哥几个一看有戏，趁热打铁，一齐上阵，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蹬三个小时自行车，赶到20公里外的农贸市场，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小鸡。

十几天后，所有小鸡全部卖完。随小鸡一起离去的，还有每人身上的十几斤肉。

七、

经此一役，兄弟们认识到孵小鸡这种业务，风险太高，决定专心卖蛋，卖鹌鹑蛋。

这是因为鹌鹑蛋比鸡蛋贵，而且鹌鹑繁殖快，下蛋周期也短。

但鹌鹑的养殖成本也比鸡高。于是刘家兄弟，便成立了以农技员出身的老三陈育新为首的“科研小组”。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很快，四人各显神通，将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上，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还成功将养鹌鹑的成本，也降低到了和鸡蛋差不多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摸索出了“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饲养法。

科技让四兄弟的致富路如虎添翼，他们成了当地有名的“鹌鹑大王”。

1986年，四兄弟的鹌鹑蛋贩卖到全国各大城市，他们的厂，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受他们影响，当地有三分之一的农户跟着养鹌鹑，产品远销海外。

这时，刘家四兄弟已全部辞去公职，他们以父亲在世时常说的词，把厂子改名为“希望养殖场”。

到1988年时，四兄弟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1000元，翻到了1000万元。要知道，那可是个“万元户”都还很稀缺的时代啊。

但这对他们来说，还只是个开始。为了更长远的发展，兄弟四人一商量，定了一条规矩：“家属不参政，谁的老婆都不能参与公司事务！”

八、

刘永好在广州出差时，偶然发现一种叫“正大”的进口猪饲料，价格奇贵，但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

回家和三个哥哥一商量，都认为中国人的餐桌上离不开猪肉，饲料市场会比鹌鹑更大。于是经过调查，四兄弟当机立断，决定转换赛道。

1988年，刘家兄弟果断处理了10万只鹌鹑，在老家古家村买地10亩。

此后投资400万建厂，又投400万作科研经费，聘请30多位专家教授，先后到国内外进行多次交流和考察，全力研制新型饲料。

两年之后，“希望牌1号颗粒饲料”研制成功，增肥效果明显。并且，成本也通过科研技术控制到了最低点，这将成为抗衡“正大”高价格的竞争优势。

万事俱备，只欠销售。

兄弟当中最擅长销售的刘永好，就带着自己刻印的小广告，四处推销。

在城市，主要选择火车站附近打广告，因此还遇上了一个叫詹国团的莆田人。

在农村，先在每家每户的猪圈上贴小广告，后来又在墙头印大广告：

“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

“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

这些浅显易懂的广告，都出自刘永好的手笔，成本低，效果却很好。

很快，希望牌奶猪饲料家喻户晓。养猪户们试用后，发现这种每吨比“正大”便宜60块的饲料，增肥效果却一点儿不差，于是调转船头，排队购买“希望”。

三个月后，“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直接追上了“正大”。

“正大”急了，两家短兵相见，打起了价格战。但因为“希望”本就成本低，所以很快就打得“正大”无力还手，不得不主动求和。

于是“希望”就此一举成名，作为“国货之光”，彻底打破了洋饲料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希望”工厂的大门口，等着拉货的货车，彻夜排起了长队。

1991年底，“希望”销售额突破1亿元，发展速度远超预期。四兄弟眼看事业做成了，不忘小妹妹刘永红，把她也纳入公司，让她负责财务部门。

产品供不应求，刘家又在四川省内投了好几家子公司，每到一地，无不所向披靡。

九、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改革一片利好。

刘家兄弟哼着春天的故事，收购、兼并了一批经营不善的国有饲料厂，业务遍及全国，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

这时候，队伍大了，不好带了。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

在以前，刘家四兄弟在公司，老大任主席，老二任董事长，老三任总经理，老四任总裁，其实都是一把手。现在为了企业跟上发展潮流，必须向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转变。

四人都意识到，兄弟分家的时候到了。但是，兄弟阋墙、宫斗撕逼之类的狗血剧情，却未在刘家上演。

协商很和平，过渡很平和，四人一致同意：产权平均分配，每人各占25%。

然后，兄弟四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重新划分了产业分工：

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陈育新，开拓房地产领域。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继续留下来发展“希望饲料”。

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和谈判，两人的搭档堪称完美。这一年，在以湖南、江西、湖北三省为主的区域内，“希望饲料”建立了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

1993年，42岁的刘永好被推选为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会上，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促成了“民生银行”的成立。

“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民营资本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希望集团为大股东之一。

同年10月，刘永好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联合国内知名企业家发出扶贫倡议，动员企业家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称之为“光彩事业”。

随着刘永好游走政商两界，人脉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强，与二哥刘永行在企业决策上的矛盾，却越来越大。

十、

1995年，在国家工商局评选的私营企业500强中，希望集团排名第一。

同年，一场“绝密”的董事会，在希望集团内部召开，参与人只有刘家兄妹五人。

最终，会议决定：

老二刘永行掌控东北，老四刘永好坐镇西南。已经建立起的全国27家分公司，一人一半。这次分家，其实仍然是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则。

兄弟分家不脸红，这对于穷人家来说也许容易，但对于这种身家的企业老板们来说，就很难得。尤其和真功夫等比起来，简直堪称“家族企业分家典范”。

从此以后，产权清晰的四兄弟各自发展，“希望系”企业蔚然成荫。

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集团”。

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集团”。

老三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集团”。

老四刘永好则创建“新希望集团”。

此外，据说他们给小妹妹刘永红，也留了一部分股份。

五个孩子都建功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时他们的母亲却日渐虚弱，最终西去。

孩子们无比悲痛，便为父母制作了雕像，矗立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研究所大院的草坪上，每当清明或重要节日，兄妹们都会赶到此处缅怀双亲。

1996年，刘永言之女刘海燕的丈夫陈斌，作为创始人之一，加盟大陆希望集团。

同年，老四刘永好安排她16岁的女儿刘畅，远赴美国求学。

1998年，34岁的张轮大加盟东方希望集团，先后担任了刘永行的秘书等职。

1999年，一个叫王德根的年轻人，应邀加盟了老三陈育新的华西希望集团。

2013年开始，刘家四兄弟进入晚年，陆续交班。

首先是老四刘永好，让他女儿、33岁的刘畅，接棒新希望六和董事长，间接持股新希望和民生银行两家上市公司。后来，刘畅与一位青年导演孙浩结婚。

刘永好自己则玩起了投资。这年他和冯仑一起，为“莆田系”的华夏医疗翁国亮站台，联合成立了“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该联盟创始成员企业14家，其中11家来自“莆田系”。

而在当年火车站推广饲料时，刘永好遇到的“莆田人”詹国团，此时已是“莆田系”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也一起出席了成立大会。

同年，老三陈育新表示，自己两个女儿都在国外，接班人不管是子女还是职业经理人，主要考虑企业长远发展。于是，当年的王德根，升任华西希望集团总裁。

2019年底，老二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旗下多个公司法人代表，均变更为张轮大。不过大股东，则是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间接持股80%) 。

至于老大刘永言，他的大陆希望集团，大股东、副总裁均是其女儿刘海燕(持股97.9%)，总裁则为刘海燕的丈夫陈斌。陈斌还是一名诗人，笔名“冰海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