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3寸来长、1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否，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

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三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奶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管家。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肘。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达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

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激性而起，右手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女眷慌乱，急送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割股煎汤”是谓古方。然二嫂之病，终不治。

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生未答。

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谙事理。

父亲曾经和我说过他自己改名的事。

祖父给他取名昌宝，字璧。受过教育的父亲，显然不满意这个土气俗庸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用的是自己的“字”。有一次，看到报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大名，他突发奇想：于可右任，任可佐宇，辅佐宇宙，气势大超于他。佐宇二字，与任姓配搭，雄心大略，一展无遗。从此，再不易名。

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他是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

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荒唐岁月拉大板车，他和工人师傅商量，把板车两侧加宽，可多装货物。这累及拉车师傅的建议，引来了瞪眼训斥：一个改造分子，哪来这么多事！

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

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3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

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老之已至？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

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他看着我们，圆框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他六十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他收敛了火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

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然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不在了。

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它已经变小、皱巴，没有了光泽，它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它上面停留，它镌刻在了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迹。

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义，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崇义狷介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

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地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

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结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能让它留下疤痕。浮现出的眼神，温和而专注。现在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光洁明润、毫无瑕疵地长大……(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