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裁缝其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裁缝，他名舒光富，遵义县大溪里芝麻坪（今芝麻镇芝麻村水井组）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农历甲戊年正月初九日，生年属狗，乳名舒犬。过去由于封建朝廷对农民领袖的蔑视，官府文书称他是“逆酋舒犬”，民间则称他叫舒裁缝，所以久而久之，他那舒光富的大名，已就鲜为人知了。

舒光富祖籍江西，明末迁遵，始居西乡金刀坑，后迁北乡芝麻坪。父亲舒大贵经营盐业，故宅为三合院加朝门。光富幼读私塾，成年随父业盐商，从四川綦岸雇夫运盐到家，在山盆，芝麻，毛石，观音寺等乡场销售。当时税卡如林，十二茅坡一带匪风猖獗。光富平素性情刚直，对官吏豪绅极为不满，不但沿途保护盐夫，抗厘防匪，还经常为穷苦百姓打抱不平。名声日振，沿途官卡匪棍都闻之而怯，不少外地盐夫，都称是芝麻坪舒家盐号的脚夫。舒家盐夫，沿途皆有，因而激怒了当地豪绅。大溪里里首陈恩荣（今山盆锁丛坝村人），举人肖光远（今毛石镇台上人）同到府衙秘告舒光富聚众谋反，知府朱佑尊信以为真，下令通缉捉拿。舒光富为了躲避拘捕，不敢归家，便以卖卜、裁缝等艺作掩护，在外活动同时鼓动人们起来造反。

咸丰四年（1854）三月，在独山县布依族杨元保领导的农民军里参加起义，失败后，返回遵义，值遇其子舒明星被害，适知桐梓九坝场杨龙喜在县衙因不满当局横征暴敛被革职归家，舒即与之共谋举义。是年八月六日，杨、舒宣称“奉粤西群英以檄文相请”，率领千余农民，在九坝杨龙喜故居，举旗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活捉官令陈泰阶，随即建立“江汉政权”，尊舒光富为江汉皇帝，杨龙喜为都督大元帅，改咸丰四年为江汉元年。以江汉皇帝名义张贴“誊黄”（布告）痛斥清政府“严派军需，逼捐加赋”的罪行，决心“除暴虐，安良善”。号召“士农工商，各居正业”，“豁免三年粮税，永革加增踩戥”，同时开仓赈济贫苦百姓。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并获得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队伍逐渐壮大。接着，率军南下，攻娄山，战板桥，十九日扎营遵义雷台山，准备攻打府城。并派驻遵北磨盆山的李时荣（山盆锁丛坝村人）率领义军西渡观音寺河，于二十三日拿下仁怀县城打死知县容保泰，把总王明安，更仁怀县为新开县，委仁怀县人杨金为知县。桐梓亦改名为兴州，九坝场为赛波府，派杨冬与舒明月驻守。

省城闻义军连占桐梓，仁怀两县，围攻遵义府城，甚为惊恐，巡抚蒋远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布署提督赵万春，布政使罗炳纳到遵义镇压，赵、罗军至螺蛳堰（今三俣镇），遇义军袭击，星夜退回乌江以南的美竹箐（今名母猪箐）。赵万春再度回兵复至忠庄铺，险些被义军所擒，其部“军械火药尽失”。蒋霨远亲自率兵督剿，至扎佐，见势畏缩不前。

十月十五日，云贵总督罗绕典自率滇军二千余人，拨响银二十万两，驻遵督剿义军。此时松桃、清江、台拱、思南、丹江、黄平、凯里等各协营军兵，纷纷云集遵义。起义军知府城坚固，援兵众多，一时难以攻下，作久围之计，舒光富即下令“铸炮于高坪，造枪于海龙坝，积粮于新桥鱼牙坝、大营堡。”并分兵出击黔西、绥阳、正安等县（州）城。形成了对峙状态。罗绕典见势叹曰：“自杨逆倡乱，调集三省军兵，糜集一隅，不下万人，莫敢还击。”十一月四日，罗亲自率兵出城，遭义军反击惨败后，“因气上逆，卒于军中。”

是时，四川提督万福，率援军至綦江，独山汛守备王郭及叶如松蹇锷等亦率军进犯中坪，对起义军形成了反包围。

十二月十三日，川军踞赛波府（九坝）次日占兴州（桐梓），杨冬，舒明月被逼撤离。进攻绥阳、正安的义军已遭重挫。十六日，雷台山被官兵所破，陈良模牺牲。杨龙喜、舒光富领部份义军前往安底（今金沙境），与黔西起义军王三扎巴会合。

咸丰五年（1855）一月六日，杨，舒义军在木姜坡与清军遭遇，伤亡甚重，乃边战边走，经大定（今大方）、毕节、永宁（今关岭）、都匀、麻哈（今麻江）、石阡等地，万福率川、滇、黔三省官兵，跟踪追杀。杨、舒义军由罗斛地方进入芦山塔沟，复由大塘、都匀、独山等地反扑麻哈城，复由平越、瓮安转入余庆县境的龙溪场地方，官兵兜回包围，于三月初七日，官兵分路齐进，义军突围败走，至石阡府属的葛彰司河边，龙喜先已渡河，兵练浮水赶上，起义军失败，杨龙喜受伤自刎，壮烈牺牲。

舒光富率余部出石阡，奔松桃，拟去四川秀山被阻，复由思南回桐梓，辗转到遵义西北带。还亲率义军杀至丛坝，围攻里首陈恩荣住宅，陈闻讯脱逃，只有陈之继母和女儿未能逃脱，被义军杀死，并将陈宅一火焚之。继往毛石台上，将肖光远团练击败，同样焚毁肖家住宅。

以报当年密告舒光富谋反之仇。陈、肖损失，后清廷以舒光富家产予以偿还。

四月十八日，官兵齐集于鸭溪及漆树弯地方，侦知舒军均于土窑密箐中潜踞，兵勇合力进攻，杀害义军二百余人，坠崖死者无计，舒光富等50余人被擒就义，舒光富时年41岁。

事后，在咸丰皇帝“务绝根株，以免死灰复燃”的旨意下，舒氏及其义军家属惨遭杀害，住宅多被焚毁，惨不甚数。

这次震惊黔北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毕竟杀了许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大地震动了清王朝的上层建筑，进一步推动了贵各族人民起义的暴发，在贵州近代史上，起到了定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