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涛峰（1949年生人，1968年参军入伍，一生对伟人崇拜有加，著有伟人生平书籍《中华国魂》，本文授权首发于此）

原标题：第一章：负重任天骄出世降农家 学英雄少年养就报国心

清末年间，凤在上，龙在下，天地混沌，官场腐败，国力虚弱，外夷入侵，国亦不国。民国时期，鼋嚣猴啼，军阀混战；老龟得利，夷寇疯狂，土匪猖蹶，人命如纸，加之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涂炭，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韶山，地处湖南省湘潭县境内西部的偏远之处，是南岳衡山七十二主峰之一。这里气候温润，山青水秀，峰峦叠障，林木旺盛，水流潺潺。站在山顶，举目远眺，翠绿无垠，衔接蓝天。春夏秋雨沛光热，空气清鲜，严冬极短，冰雪少见。农人常年辛勤劳作，五谷丰登，青蔬不断，牛羊成群，鹅鸭撒欢。点缀在这里的人家，生活平静如水，禽畜不惊，纲常不乱。

人们择地而居，过着勤劳安逸的生活，虽然也有贫富之分，倒也没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偶尔有人翻山越岭，出山进城，将在外面听到的新闻罕事捎带进山，人们也只是听听乐趣，但绝不奢想。比起那些像煮沸了的水一样汹涌澎湃的城市，这里更像世外桃源。

俯看韶山

韶山冲以毛姓为主，祖上从云南迁来。族里有座私塾，是毛姓家族捐资修建的公学，两层木制楼房，先生由族里公聘，师资由学生负担，有条件入学的，去留随便。学生虽然不多，但学规极严，倒也培养出了不少有出息的人才。家长们在田里耕作，偶尔从学堂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僻静的山里传得很远很远。父母们听着，很是入耳，仿佛感受着一种人世间最美妙的乐曲，心里感到无比欣慰，脸上露出一丝满足和自豪。

毛顺生，辈字贻，名昌，(生于1870，卒于1920年)是韶山冲上屋场一户典型的农民。他个子不高，身体精瘦而结实，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几分老成。他的三合院土坯瓦房孤零零地坐南朝北建在紧靠南山脚下。进门堂屋供奉着菩萨神像，东间是橱房兼火塘，是冬天取暖处，东厢房有仅容八仙桌和四条木制板凳的小客厅，其它几个套间是宿舍，虽然不大，倒也够父母和家人分住。

东跨房是个天井小院，分设有牛栏猪舍、仓库和稻米作坊。院前依山谷筑坝是个不小的水塘，塘里种有莲藕养着鱼，洗澡洗衣服很方便。出院右转是个小晒谷场，夏时也兼吃饭纳凉。房屋背后紧靠后山，满山翠竹青松，遮阳避日，清香沁肺，在炎热的南方夏天屋里也不显得那么燥热。农忙时毛顺生以农为主，辛勤耕种着自己家的十几亩水田，闲时同别人搭伴倒卖些猪羊粮食，增加一些现金收入。

毛泽东父母

妻子文七妹(生于1867年，卒于1919年)是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大毛顺生三岁，生得温柔端庄，乐善好施，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她和毛顺生两口子男主外、女主内，赡养着老父毛恩普，日子过得也算殷实。由于毛顺生精明过日子，每年家里除吃穿外置些家当，还略有些富余。

唯有一件不顺心的事，文七妹自从嫁过来以后，先前已生过两胎，但都不幸夭折。因此，文七妹虔诚信佛，积德行善，逢年过节烧香拜佛，以求得子。所幸，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一个男婴降临人间，两口子大喜。但孩子生下来后嚎哭不止。文氏心惊胆颤，禁不住又是一番求神祷告的事，求菩萨发慈悲，以保平安，孩子这才止住啼哭。

孩子满周岁时，学走路，“呀呀”欲语，文七妹更加喜欢，悉心照料，按时喂饭喂奶，睡觉怕孩子冻着，吃饭怕烫着，走路怕摔着，跌倒怕碰着，只要做家务，总会将孩子揽在身旁，寸步不离开自己的视线。

那时候，湖南乡下一般称男孩叫“伢子”，女孩叫“妹子”。为了让孩子成人，文七妹抱着伢子到娘家，听人劝告，认了观世音庙前的一块大石头做“干娘”。由于前两胎均是男孩夭折，从此文七妹便管孩子叫“石三伢子”，希望孩子将来能有菩萨保佑，身体像石头一样坚硬。文氏以后又分别于1896年生下次子毛泽民、1905年生下三子毛泽覃，并用钱赎回因贫穷卖到邻村人家当童养媳的十二岁族亲侄女为继女，取名毛泽建。

中日甲午海战

在“石三伢子”降生的第二年7月，岛国日本在中国黄海挑起中日海战。由于大清皇族昏淫，官宦豪贪，以至国体虚弱。慈禧太后专权，坐井揽天，不顾国计民生，挪用海军经费建造颐和园供其奢靡，致使海军无钱购买大型舰船。日军船坚炮利，吨位大速度快且射程远，在海战中清朝海军主力几乎全军覆灭。失去海上屏障，日本侵略者继而攻占了辽东半岛，将清朝所剩渤海湾里的舰船进行摧毁。

这时，延续了200多年的所谓‘大清朝’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小脚女人，展现在世人面前，拘谨、胆怯、羞谄，任由侵华日军占领国土、肆意杀戮中国平民。

仅在旅顺口，日军占领者在四天里就将两万多百姓屠杀殆尽，只剩下36个埋尸者幸存。在日本的咄咄逼迫下，1895年，清朝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蒙耻让利，割地求和，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战争费用本息白银二亿两，加上其它款项，共计两亿三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并允许日本在中国沿海城市拓开通商口岸，自由通商和投资办厂。

日军发动的旅顺大屠杀

那时候，清朝的年财政收入白银仅六、七千万两，除去各级官僚的供奉和各地赈灾所用，若大的债务须要若干年才能还清，根本就已谈不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偿还巨额债务，清朝政府只得对本已贫极的农民加大赋税劳役，削肌剜肉，敲骨吸髓。而日本却用中国的大量赔款，大肆购买和制造舰船，扩展军工生产，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着准备。

《马关条约》签订后，随着日本强势经济的入侵，更加感到危机的是广东、上海、湖南等地的中国少量新生资产阶级和商人，眼看他们的工厂企业在日本强大外资的挤兑下已难以生存，国家刚刚才诞生的资产阶级萌芽也行将泯灭，引起了南方资产阶级的极大愤慨。在京科考的一千三百多名全国各地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废除《马关条约》，拒绝和谈主张，呼吁清政府迁都西安，变法自强，扩充军备，准备战争，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国土。

广东香山农家青年孙中山怀揣长篇改革建议，冒死赶往北京，向清朝政府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直陈变革，遭李鸿章拒见。次年，孙中山在香港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成立了“兴中会”。发起“辛亥革命”，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上溯到到1840年6月，清官员林则徐在广东决然烧毁西方商人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触动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帝国主义的炮舰纷至沓来，三元里人民英勇抵抗列强入侵。

清朝政府怕得罪洋人，林则徐被革职发配边疆劳役，方才求得暂时安逸。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丧失了抵御外国侵略的海上屏障，西方列强也早已怀着复仇意愿，时刻掠夺着中国的利益和资源，不甘心日本对中国独自侵吞，看到有机可乘，纷纷组织和派遣军队，也准备趁机抢掠，企图瓜分中国。

八国联军抢烧圆明园油画

1900年5月28日，由列强俄、英、美、法、日、意、德、奥一起组成的‘八国联军’，手持洋枪洋炮，冲开清政府的薄弱防线，击败中国京津地区手拿利刃的民众武装‘义和团’，先后攻下天津、北京，清太后慈禧匆忙扮作农妇，挟持光绪皇帝，带着随从，怅慌向西安方向逃窜。“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冲进紫禁城，如入无人之境，在清朝都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丧心病狂地放火焚烧了皇家御园“圆明园”，掠走了中国世代累积的无数国粹珍宝。

沙皇俄国也乘机强迫腐败的清政府与之又签订了屈辱的《暧珲条约》，强行掳走了中国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和乌苏里江以东至东海边近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接着，俄国又以勘界为名，并以武力相威胁，又抢占了中国的巴尔什湖以东和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项总面积达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至此，沙俄抢掠中国的领土相当于六个英国的面积总和。俄国沙皇政府还强迫清政府允许外蒙古自治。

1901年，美、英、法、德、俄、意、日、奥、比、荷、葡等十一国又强迫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辛丑条约》，俄国又占领了东北，英国强行租占了香港，葡萄牙租占了澳门，德国侵占了青岛，日本控制着大连、台湾和澎湖列岛。列强还在上海、天津、武汉等中国最主要商业城市强行分割租界三十二处。外国军警在中国的租界区内就如同在自己的国家，疯狂奴役中国人民。

在他们兴建的公园门口，赫然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他们的军舰任意出入中国的长江内河和内地城市，洋人在中国还享有‘外交豁免权’，在中国违反法律不受中国法律审判，必须交由本人所在国处理。

他们还在中国沿海和内河开设了八十二处通商口岸。列强们在中国肆意掠夺财物资源、瓜分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欺侮中国人民，还强迫清政府赔偿他们白银连本带息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强行将还款期限规定在三十二年内。

至此，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以监督还债为名，控制了清朝政府9600公里铁路的93%，内河航运的34%，棉纱的77%，采煤的91%，生铁的几乎100%。他们还将黑手伸向了中国的税收和海关，控制了中国的税收和盐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清朝政府也变成了帝国主义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和工具。中国劳苦大众被置于封建、殖民、豪绅的三重压迫和盘剥之下，艰难地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死线上。全国各地民不聊生，饥民丧志，饿殍遍野，中华民族已处在危亡边缘。

毛泽东生长在这个国家已支离破碎千疮百孔魔鬼共舞的动乱年代，偏僻的韶山乡村也没能逃脱这厄运。农民在清朝政府多如牛毛般的苛捐杂税压榨下，加之非旱即涝和地方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强取豪夺，本来就已不堪负重的农民更是被削肌吸髓，如病入膏肓，似负酷刑重枷，压弯了脊骨，乞怜着偷生。

石三伢子的家庭虽还能勉强苟活，但父亲毛顺生也必须勤手足，精细算，多担心。为了使苦难邻居逃脱饿魔，母亲文七妹每到年关就得将稻米周济越来越多前来借米的乡邻，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饥荒。

从六岁开始，石三伢子就跟随父亲到田里干活，帮助父亲运送秧苗，拔草，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回到家里，就帮助妈妈抱柴、烧火、喂鸡，还承担了放牛、喂猪等杂活。好在毛顺生一年四季忙里忙外，从不歇闲，全家生活还算勉强过得去。

转眼到了八岁，石三伢子到了上私塾的年龄。为了摆脱愚昧，父亲决定让孩子上学念书，毛顺生请族里有学问的先生按辈份给石三伢子起了个学名——毛泽东。按照当时的习俗，起了名字还要掐字，先生吟持半天，为毛泽东掐了字——润芝。随后，毛泽东被送到族里学堂邹春培先生执教的南岸私塾。从此，毛泽东便开始了学习生涯。

按照父亲的明确规定，毛泽东放学回家后还要承揽家里和田里的家务和农活。扫地、打猪草、放牛，还要抽出时间到田里或地里拔草。

尽管父亲把时间给毛泽东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毛泽东天资聪慧，加之学习刻苦认真，从不贪玩，记性也好，除了学习好外，还把家里和地里的活计安排得井井有条。就是这样，父亲仍奔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对他的呵斥声仍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还以拳脚相教。父亲这种奴隶主式的管教方式，常常令少年的毛泽东心里产生抵触和愤恨。但父亲的专横又令毛泽东不能言出反抗，只得暗暗长心立志。

1905年,12岁的毛泽东已熟练地掌握了四书五经的含义 ，并对一些金句能随心应用，背诵如流，而且也开始了毛笔书法的练习。他除了每天把地里和家务活做完外，还想方设法借来课外书看。由于白天没有时间，晚上经常看书到深夜。那时候偏远的乡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毛泽东对看书如饥似渴。因为借不到更多的书看，他对一些爱看的书籍往往要看很多遍，反复琢磨，而且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很多的评语和注解。

课外书籍里的人物性格和思想信念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从中学到了很多历史人物顶天立地的英雄事迹、解人危难的君子气慨和增长了许多分辩是非的能力。当他眼看着乡亲们整年累月的忙碌，生活却日复一日地艰难，很多人因病和冻饿早亡，毛泽东时时为他们感到不平，苦苦思索解除他们痛苦的办法。

农忙时节

有一年秋天， 农民们趁着天气好，纷纷将打下来的稻谷晒在场上。中午时分，忽然间天气骤变，倾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毛泽东在外办完事回家，路上突遭大雨，想到家里满场晒着稻谷，撒丫子就向家跑，眼看就要到家了。忽然，毛泽东看见年迈的邻居毛四阿婆正在着急地堆稻谷，慌得连跌几跤。毛泽东赶紧跑过去帮助阿婆堆好稻谷，然后用雨具盖好了才往自家场上跑。等跑到自家场上，由于雨势凶猛，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结果稻谷全被雨水泡汤了，冲得到处都是。父亲气愤地责骂他，毛泽东却辩解说：“阿婆年纪大了，就那么点稻谷，若被大雨冲走了，她老人家还得交租，日子可怎么过呀！”

有一次，父亲让毛泽东去向买主讨要猪钱，回来路上碰见一家外地逃荒要饭的，小女孩饿得“哇、哇”直哭，可此时又未到饭时，无法讨要。父亲无奈，只得浸着眼泪哄孩子。毛泽东此时恰好路过，看到此景，于心不忍，便掏出些钱来，给了他们一些。回家交账时，父亲发现钱不够，便大发雷霆，逼问少的钱弄到那里去了？毛泽东便将事情原委诉说一遍。父亲得知，责骂他说：“天下穷人多的是，就凭你还能帮得完吗？净办蠢事。”

他在桥头湾私塾念书的时候，班里来了个新同学，由于家里穷，中午其它同学吃自己带来饭的时候他却总是拿着一本书悄悄出去，等到同学们吃完了饭才回来，饿着肚子下午上课。毛泽东发现后，知道他家贫没有带午饭，便将自己带来的饭菜和他一起匀着吃。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发现毛泽东吃晚饭时总是狼吞虎咽，饥不择食，便问他是不是中午带的饭不够吃。毛泽东便将在学校发生的情况如实告诉母亲。第二天文七妹便在儿子的食篮里多装了些饭菜。

私塾

那时候的老师称先生，由于老百姓识字的很少，先生是很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先生走在路上，几乎谁见了都要问候和亲切地打招呼。但是学校的规矩却很严，处罚和打骂学生的事是惯常发生的。先生迷信严师出高徒，打学生就如同家长管教孩子，是不会受人指责的，但毛泽东却对这种教育制度感到强烈不满。

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上课打瞌睡，老师看见了，停下讲课，拿着紫檀教鞭悄悄走过去，用力地敲打那个同学的头。那个同学猛然醒了过来，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包，眼里噙满了泪水。先生还不罢休，又将他叫上讲台，让他伸出左手，抡起戒尺就打，打的那个学生声声惨叫，手心肿起了老高，又红又紫。毛泽东再也忍不下去了，冒着风险，忿然走上讲台，伸手托住了先生的戒尺，拉起那个同学回到座位上。

毛泽东的举动犹如触犯了天条。先生岂能善甘罢休，立刻从课堂上消失了。学生们面面相观，都替毛泽东捏着一把冷汗。果然，下课后先生托其他学生给毛泽东的父亲捎去了口信——毛泽东被学堂辞了。

免不了父亲一顿恨恨的责骂，六年私塾也上到了头。毛泽东没有祈求，没有争辩，因为他知道，几千来的封建意识和世俗偏见在这偏远的大山深处更是顽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父亲走后，毛泽东独自来到田里，边干活边思考着：这种教育制度必须改变。

十三岁的毛泽东辍学后白天在地里帮父亲干活，晚上按照父亲的嘱咐记帐。夜里看书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读到天亮。父亲对毛泽东看书每每责骂，认为他过多的耗费了灯油，看闲书不会有什么出息。父亲的责骂，对毛泽东看书的痴迷毫无动摇。往往在责骂声中熄了灯，等父亲入睡后灯又亮起来。为了瞒过父亲，他翻身下床，将灯拨到最小，将门帘遮盖得更严实。

青年毛泽东

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但将《三国志》、《水浒传》等名著看了多遍，而且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更加深了认识。尤其他对诸葛亮连连施巧计破敌十分崇尚，还对敌对双方的战术心理进行比较推敲。对诸葛亮灵活地运用天文、地理和敌情往往避敌锋芒、出其不意地设妙计胜敌更是心领神会。他在看过《水浒传》后的感觉认为：晁盖是一个农民起义的大英雄，宋江则是一个出卖朋友、谄媚敌人的起义军叛徒。由于毛泽东从小就好学求知，因此有了强烈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他常常对父亲唯利是图的做法感到鄙夷和愤慨。他想方设法躲避，宁可在田里干活，也不愿在家里看父亲的脸色。

以后，毛泽东还听到了有关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起义军的故事，对他们率领深受压迫剥削无路可走的农民揭竿起义、敢于同强大的腐败官府做斗争的英雄事迹感到很赞赏。

他认为：农民起义军靠着坚定的信念，严明的纪律，打着“平富贵，均田地。”的口号，深得民心，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起来拥护，积极参加起义军，使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虽然最后大都失败了，但毛泽东得出结论：主要是因为起义军在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很多高级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渐渐违背了起事时的信念。有的将领带头违反群众利益，一些人对信念产生了动摇，一味贪图权力和享乐，蜕变成了新的官吏恶霸，招致人民的反对；穷苦人民出身的广大士兵人心向背，致使军心涣散、丧失战斗力、无从管束、分裂等造成了失败的致命原因。

有一天，毛泽东在舅表哥家发现一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里面讲述了“鸦片战争”击痛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家丧失了基本的防卫能力。具有天生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骤然膨胀，纷纷将虚弱的中国作为攻击对象，弱肉强食地进行蚕食和瓜分；天文数字的赔偿款项已令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再无发展能力，而且帝国主义者们贪婪的侵略本性又怎肯就此罢休。国家被肢解，民族在呻吟。毛泽东对目前的国情感到很吃惊，惊呼：“中国将亡矣！”

毛泽东看完这本小册子，浑身热血沸腾，对政府官僚的腐败痛心疾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霸权充满了刻骨仇恨。他暗暗立志：长大后一定要铲除弊政，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恢复中华豪气。

青年毛泽东

十四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在毛泽东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他娶回了十八岁的媳妇罗氏。毛泽东虽说当时思想还未产生出去闯世界的打算，但对父亲的独断专横已十分厌恶，对罗氏不屑一顾。不久，罗氏便以回娘家探亲为由一去不返，后病逝娘家。从此，毛泽东更无端遭到父亲肆无忌惮的责骂。对这种对待他象对待奴隶的方式令毛泽东特别反感，反压迫的情绪有时几乎无法控制。他偶尔也顶撞几句，但只会遭来父亲更加严厉的制裁，有时甚至追着打骂。

一次，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严厉地责骂毛泽东“蠢猪”、“懒虫”，毛泽东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怒之下便要离家出走，父亲追上来命令他回去。毛泽东站在水塘边威胁父亲说：“如果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塘自杀。”父亲被迫妥协。

从那以后，父亲发火的次数少多了，但责骂的事还是惯常发生，毛泽东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加以忍受。为了避免父亲的更多责骂，毛泽东变得沉默寡言，而且更加勤快，地里的农活力争做到最好，别人家的田里的草拔两遍，他就拔三遍、四遍，有时甚至不论遍，直到田里地里看不见一棵草。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练成了农家一把好手，耕地、插秧、浇水、施肥、锄草、收割等农活样样精通，庄稼比父亲单独耕种时的收成要好多了。

有一年遇旱灾，粮食仅收了五成。毛顺生的一个远房堂弟毛菊生为了度荒，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家赖以生存的七亩田地。为了能顺利卖出去，价格很低。毛顺生想趁机买下，但妻子文七妹和儿子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因此吵了起来。毛顺生以价格比平时便宜的多一心想买，文七妹和儿子毛泽东却认为他是在落井下石，想趁火打劫，连族兄弟一家人的生命死活都不放过。在文七妹母子激烈反对下，使毛顺生的这件事总算没能做成。过年时，文七妹又让毛泽东给族叔毛菊生家送去了白米和腊肉，春天还借给他家稻谷度过了荒年，使毛菊生一家特别感激。毛泽东从这件事里认识到：天下的穷人要是都遇上父亲这种自私刻薄的人，穷人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如果像母亲一样的博大胸怀，天下又会有多少穷人在相互帮助下能度过难关。

毛泽东当年读过的部分书籍

毛泽东在读旧小说时还发现：中国农民这么多，为什么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做官之道，而反映农民种地和农民生活的书一本也没有。后来才认识到一般文人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追求的是如何玩弄权术、升官发财、贪图享乐，根本就不用考虑农民种地的事情。他们认为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天生就是应该种地供他们吃穿的。他们吃饱喝足之后，还把劳动人民当作贱民、下等人加以奴役和压迫。毛泽东把那些书归结为“官僚政治”。

毛泽东勤奋好学的精神，终于感动了父亲，使他感到了愧疚。他看到儿子终年在田间劳作，夜里看书至深夜。长此下去，儿子一生也将同他一样，终年劳死在田间。有一次，毛顺生在贩米时跟湘潭县城一个米店的老板提出让儿子毛泽东来米店当学徒，老板爽快地答应了。回家后同儿子商量此事，一心早想冲出牢笼的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并准备过了年就去湘潭米店当伙计。

过了几天，毛泽东有事到外婆家去，正好舅表哥文运昌也在家。文运昌是个有知识学问的人，毛泽东向舅表哥谈起明春要去湘潭县城米店当学徒的事。在言谈中，文运昌感觉到毛泽东虽说近年在家务农，但年纪虽小却哲理清晰，谈吐不俗，对毛泽东的博学很是赞赏。隔日，文运昌便匆匆赶到毛家，向姑父和姑母谈起毛泽东的事。他说湘乡县的东山乡新成立了一所高级小学，应该让毛泽东去那里继续读书。并称赞毛泽东是可造之才，应该进一步学习，而且说那里的教师大部分是由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师执教，教学方法相当先进，课程也很全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如果同意，可以帮助推荐。

毛顺生小时候也上过两年私塾。虽经过多年练习能记个流水帐这样的简单事，但由于平时务农、贩运，也没有看过什么书籍，对知识理论的认识相当肤浅。本来只打算让毛泽东上过私塾后，能帮助记个帐，在家务农，继承祖业，但又感到让孩子一生不出地垄又觉得窝囊。听文运昌一说，随即打消了让毛泽东去米店当学徒的念头。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然选择了继续上学。

毛泽东出家求学是抱有明确志向的，为此他还写了明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让毛泽东重新求学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时的毛顺生在苦心经营下已经买拥有了二十七亩田地，家里虽说除了毛顺生夫妇尚有毛泽东和大弟弟毛泽民以及小弟弟毛泽覃，但家里除了每年的正常开销外，仍约有二十五担谷的剩余，有能力让孩子继续念书，所以毛顺生也愿意让家中能出一个像穿西服商人文运昌一样有学问的人。

1908年，傀儡皇帝光绪和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先后在几个时辰内死去，三岁的溥仪被抱上皇位，取国号：宣统。宣统皇帝成年亲政以后，慈禧听政时期镇压和捕杀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新政的改革派势力重新抬头，南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也趁势加紧了活动，清朝政局一天天恶化。无奈，在众大臣竭力举荐下，摄政王只得重新起用明知有野心、但在朝中仍有势力、现被削贬为“寓公”、在河南安阳养病的袁世凯出山主政。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卒于1916年），被贬前任李鸿章创立的北洋新军训练统领，新军是清朝政府赖以生存的北京直系军队。袁世凯当时任统领时在天津小站掌握着新军军权。当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七君子看到日本“维新”变法给日本带来的繁荣昌盛，便竭力鼓动已从政的光绪皇帝学日本维新变法，袁世凯也曾表示拥护。

代表保守势力的慈禧太后突然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吓得头上直冒冷汗。不料反对变法的慈禧对袁世凯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对他封官许愿，极尽拉拢之能事。袁世凯有感于太后“恩典”，将光绪皇帝支持的康有为等“七君子”变法之事向慈禧合盘托出，致使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惨遭捕杀。

袁世凯

从此以后，袁世凯成了慈禧的红人。宣统皇帝溥仪登基（从政）后，光绪的一母同胞兄弟载沣成了摄政王。载沣想起自己的亲哥哥光绪皇帝在袁世凯向慈禧告密后被长期囚禁逼死，自己也过了几年心惊胆颤的日子，如今重权在握，对袁世凯恨之入骨，遂决定对他下毒手。

袁世凯料知自己必遭横祸，在被载沣召进宫前将军权一并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段祺瑞，使段祺瑞感激涕零。时局的突变当然逃不过段祺瑞这个很精明的小个子安徽人的眼睛。但他想到袁世凯对他曾几度开恩栽培，岂能对恩人做不义之举，当面对袁世凯表态：“祺瑞不才，这‘忠义’二字不敢少有忘却。今后袁大人如有用着标下处，只管吩咐一声，祺瑞赴汤蹈火，再所不辞。”袁世凯深知他这个部下的秉性，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待到风云际会时，有用得着你的那天。”

为了诛杀袁世凯，摄政王载沣也费尽了心机，拿出几件皇宫稀世珍宝想收买段祺瑞。怎奈段祺瑞根本不屑一顾，还命人将送礼人打了一顿，表明让载沣从此死了这条心。摄政王气得要死，思来想去，对于这个手握直隶重兵的段祺瑞仍毫无办法。

段祺瑞从北京回到保定驻地，感觉摄政王载沣肯定要对恩人袁世凯下毒手，着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却丝毫想不出搭救袁世凯的办法。情急之下，段祺瑞决定冒天下之大不讳，集合部队进京实施“兵谏”。段祺瑞的心腹幕僚徐树铮听说后连说不可，并献上一计：以实行冬季操练军队为名举行演习，向朝廷示威，逼清廷就范。

段祺瑞

事有凑巧，段祺瑞部下驻北京南苑的第六镇士兵聚赌闹事，开枪打死了一名士兵，报到段祺瑞那里。段祺瑞灵机一动，大声嚷到：“这是兵变。”随即集合部队带上大炮，以‘戡乱’为名，浩浩荡荡向北京南苑开进。刹那间，军号连天，铁马金戈，人喊马嘶，大造声势。到达北京南苑，排开阵势，大炮齐鸣。一时间，整个北京城被闹腾的人心惶惶。如此近的距离和密集的炮火连“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的声势都无法比拟，摄政王载沣和众大臣早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探马来报：段祺瑞正带大兵向京城开来。这还了得，倘若段祺瑞带兵打进皇宫，这大清江山将不堪一击。明知段祺瑞是为袁世凯而来，众大臣力劝载沣从长计议，放袁世凯一条生路，千万不可激起兵变。载沣无奈，将袁世凯官职一概抹去，逐出京城，贬为庶民。

袁世凯侥幸逃得一劫，怅惶坐火车从京汉铁路向河南彰德府（现安阳市）方向逃命。临走时，满朝文武竟无一人相送，一路上好生凄惨。路过保定，段祺瑞已带部队在车站迎候。列车进站后，段祺瑞将部队排列整齐，乐队奏起军乐，段祺瑞上前敬礼问候。住了几日，段祺瑞派出卫兵，护送袁世凯回安阳‘养病’。

袁世凯被清朝重新起用后，当上了新成立的大清帝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大臣。段祺瑞在袁世凯的关照下也一跃成为清政府的显赫人物，被任命为署理湖广总督，这在清朝后期的汉官中已做到了二品极致。段祺瑞知道这一切都是恩人袁世凯的栽培，对袁世凯更是充满了感恩戴德，唯命是从。从此，宣统皇帝和王公大臣成了只吃俸银不管政事的‘甩手掌柜’。

宣统皇帝溥仪

1912年，袁世凯唆使拥有重兵的段祺瑞对清朝傀儡皇室“演义”了一场逼宫闹剧，要求皇帝溥仪尽早逊位。面对哭哭啼啼的隆裕皇太后，段祺瑞毫不客气地说道：“三年来，皇族败坏政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和皇上欲求永安富贵尊荣之典，四万万国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乱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止数万”。隆裕皇太后一听，知其‘逼宫’，早已没了主意。段祺瑞又进一步威胁到：“假如朝廷尚不就范，则将率全军将士进京，于王公剖陈利害。”听到这里，隆裕皇太后早被吓得灵魂出壳、花容失色，她早知段祺瑞蛮横，一旦动起粗来，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1912年2月13日，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逊位。袁世凯由清政府总理大臣自然做了‘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也成功当上了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