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首都各界群众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纪念4天前逝世的陈毅同志。
当天中午,在中南海居住的毛泽东惆怅莫名,他打开收音机又关上,翻开书,又扔到一边,看得出他心情烦忧。
忽然,他缓缓坐起身,对张玉凤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不一会,汽车停在了门口,年过八旬的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上了汽车,直奔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毅的追悼会就在那里举行。
有人注意到,毛泽东上车的时候,还穿着睡衣。
“主席要出席追悼会?”
刚接到电话的时候,周恩来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所有的安排都被打乱了。毛泽东主席可是足足有二十多年没参加过任何党内同志的追悼会了,这可是有些破天荒的感觉。
再者,陈毅去世的时候,连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追悼会的级别不高。
现在主席突然要出席,追悼会的级别,肯定要马上提高。
追悼会举行在即,留给周恩来反应的时间太少了。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共和国总理,他随即镇定下来,开始从容不迫地安排。
首先,他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我是周恩来,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参加,不得有误。”
“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愿意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要安排他们参加。”
接着他又拨通了曾经担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的电话:
“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随机应变,有条不紊,迅速作出安排。
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工作事务繁忙,自然很少参加党内同志的悼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个月时,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去世,毛泽东参加了他的悼念仪式。
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活动。
陈毅不但是他的下属,而且当时连九大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毛泽东为什么参加,而且还是临时决定参加,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一惊人举动的?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解放军军史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
解放军的建军节是8月1日,因为在那天,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
南昌起义的部队后来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军队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得以发展壮大。
所以说,毛泽东是解放军缔造者,符合历史事实。
不过,南昌起义的发起者,也都是我军重要领导人,是国家功臣。
南昌起义后走上井冈山的部队,是由朱德、陈毅带领的,时间是1928年4月。
也就是说,朱德、陈毅是最早追随毛泽东的。
跟他们一起到井冈山的,还有一个人,名叫林彪。
不过这时候林彪还默默无闻,他只是陈毅的下属。
南昌起义的时候,陈毅26岁,担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当时的林彪,只有20岁,是73团3营7连连长。
大将粟裕,当时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班长。
作为小字辈的林彪,因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还是军事天才,后来居上,成长很快。
他非常会打仗,屡立战功,很快就成为毛泽东身边不可或缺的战将。
而且林彪人小鬼大,战略眼光独到,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做出正确选择,跟毛泽东站在一起,支持他的政策方针。
因此,林彪在我党的地位迅速上升,到了60年代已经超过陈毅,屈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
到了70年,林彪已经是解放军的“亲自指挥者”,名字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与林彪始终紧跟毛泽东的脚步相反,陈毅在土地革命时期,与伟人因为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产生过分歧,对伟人战略思想的认识过程较慢。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一所学校里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获得通过。
这份决议案做出的决定是:对朱毛两位同志予以警告,陈毅被选举为前委书记。
7月8日,当时在病中的毛泽东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陈毅被选举担任前委书记,这个结果实际非他所愿,他很快明白,这一职务只有毛泽东能够胜任,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
8月间,陈毅专程到蛟洋看望毛泽东,请他回去。
毛泽东说,我不能回去,因为你们“七大”那个决议我不能同意。
9月28日,周恩来审定并签发《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这封信实际上也是陈毅受周恩来委托代中央执笔的,信中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此时,由于没有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遭受挫折。
大家认识到,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
10月22日,陈毅看到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信,他非常诚恳地对朱德说:
“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
陈毅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
会后,陈毅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恳请毛泽东回去掌舵。
11月26日,毛泽东从蛟洋返回了汀州。
当晚,陈毅登门拜访毛泽东,光明磊落,当面认错。
实事求是地说,人非圣贤,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有个过程,没有一个人总是有先见之明的。
即使一贯紧跟的林彪,在井冈山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
在陈毅跟毛泽东产生分歧的时候,朱德也跟毛泽东也就红军的战略方针产生过分歧,这一点十分正常。
不管怎么说,陈毅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勇于认错的。
而毛泽东的胸怀也非常宽广,真正做到了不计前嫌、海纳百川,始终对陈毅委以重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作为党代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
他先后当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后期,陈毅更是独当一面,担任了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陈毅继续担当重任,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而且陈毅是十大元帅中难得的文武全才,他是元帅中唯一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海归”。
这就决定了陈毅不但能打天下,还是治国能手。
因此毛泽东对他非常器重,让他担任了上海市市长。
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的第一句就是:
“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 ”
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能不能管理好,是一件大事。
对于从来没有管理大城市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道难题,也是一场严峻考验。
如果失败,后果比战场失败还严重。
对此,毛泽东有清醒认识,他说过:
“在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 ”
毛泽东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陈毅,足见对他的信任。
事实证明,陈毅也确实做到了不辱使命,将大上海管理得井井有条,确保上海在共产党领导下日益繁荣。
上海解放的时候,十几万大军全都睡在了大街上,他们宁可餐风露宿也不惊扰百姓。
期间解放军的哨兵跟宋庆龄发生了一点小误会,陈毅得知消息后,亲自登门向宋庆龄道歉,告诉她:“我是来负荆请罪来了。”宋庆龄十分感动。
对于陈毅,毛泽东始终非常欣赏,给予厚爱。
在1955年授衔时,陈毅能授元帅衔,就跟毛泽东的认可是分不开的。
195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已经从政的我军缔造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不参加授衔。
邓小平原来也在授衔名单中,因为邓小平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所以就决定邓小平不授元帅军衔。
当然邓小平不授衔,也跟他本人态度有关,他多次表示自己不参加授衔。
同时,对是否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因为当时陈毅也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和邓小平一样,挂着中央军委委员的名,但已经完全转业。
比照邓小平,说陈毅不应该授衔,也不为过。
最后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让周恩来从北戴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苏联的布尔加宁在地方工作,也有元帅衔,平时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
由于周恩来的建议,于是陈毅穿上了元帅服。
从此不难看出,陈毅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陈毅也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陈毅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在和平时期一样表现非凡。
1958年,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把外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63年4月21日至26日,陈毅随同刘少奇出访缅甸,为了加深两国人民友谊,缅甸总理奈温提议在额不里海滩举行足球赛。
宾主组成两支特殊混合的足球队,在海滩上展开“较量”。
缅甸球队的官员平均40来岁,都是生龙活虎的壮龄之年。
因此,缅甸球队胜券在握,自己考虑的不是输赢,而是怎么让客人输的不那么难看。
谁知道,青年求学时代的陈毅曾是球队里的主力中锋,是绿茵场上威震蓉城的“五虎将”!
陈毅依旧宝刀不老,身手矫健,脚下的功夫炉火纯青,缅甸球门险情叠出。
最后两支球队打成平局,陈毅反倒成了场上的亮点。
尽管如此,台上的刘少奇还是为陈毅捏着一把汗。
因为陈毅已经年逾花甲,62岁了,有个闪失可怎么办?
可是陈毅不管,为了为中国营造睦邻友好的国际环境,老帅他真是拼了。
1964年中苏关系恶化,东欧国家都跟着苏联老大哥调子走,跟中国断绝来往。
为了摆脱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陈毅又马不停蹄,积极开展围棋外交。
1965年,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活动。
在中日各界人士长期不懈地努力推动下,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陈毅就像蜡烛一样,一直在燃烧自己,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既然如此,陈毅为什么连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
九大召开的时候,陈毅靠边站了。
因为他脾气太直,肚里憋不住话。
有人把矛头指向老干部的时候,陈毅拍案而起:“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谁能相信!”
不久后,陈毅在一次宴会上跟大家喝酒的时候,再一次“信口开河”。
60年代末,陈毅最后一次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陈毅备了一桌酒菜,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到场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酒杯倒满,跟大家碰杯:“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来,干!”
陈毅猛一仰脖,将一杯酒倒进肚里,把空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向你们再敬酒,你们放开喝。我们在一起喝酒怕是最后一次了!”
他一杯酒下肚,口出惊人之言:“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毅说的那个“他”,在座的谁都清楚。
他还提高嗓门说:“我说话直,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
因此,陈毅被边缘化,九大召开的时候,不但不是政治局委员,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
心直口快的陈毅,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
人逢喜事精神爽,心情不好疾病多。
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医生开了止痛片,但不见效。
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后,陈毅提出到北京看病,但是因为有人作梗没有成行。
他回到石家庄后,腹痛加重,血压升高,夫人张茜不得不给周恩来写信。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陈毅回北京住院,又匆匆出院。
直到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陈毅再次入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
可是在手术中,医生才发现是结肠癌,并有局部转移。
经周恩来安排,陈毅转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院长吴桓兴亲自治疗。
到4月下旬,陈毅的病情有所好转,每天可以看书,翻阅《参考资料》,也能在院子里散步。
9月,由中央军委安排,陈毅从中南海搬到北新桥永康胡同7号。9月21日,陈毅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他大声鼓掌说:
“军心大快!民心大快!我心大快!”
以后连续几天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陈毅拿着自己在医院写的几行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11月下旬,陈毅病情恶化,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
为解决进食问题,周恩来批准给陈毅做手术。
术后病情略有好转,年底,陈毅又持续昏迷。
12月26日这天清晨,陈毅再次醒来,他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喊道:
“珊珊,我想吃面条!”
一直陪在父亲床边的小女儿珊珊听到后,兴奋极了。
多少天来爸爸吃什么都不想吃,也不能吃;今天居然主动说想吃面条,怎么说也是个好消息。
不一会,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汤面端到了桌子上。
珊珊发现,爸爸眼里闪动着欣喜的光芒。
陈毅半坐着,艰难地一根一根咀嚼着面条。
珊珊在一旁看得仔细,爸爸每吃一口,都要费很大力气,不一会额头就冒出豆大的汗珠。
八点钟,医生查房时,陈毅眼里放着光,吃力地说:
“你们知道吗?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面条了。”
在场的医护人员听了,眼睛都湿润了。
直到此刻,珊珊才明白,父亲今天吃面条,是专门给毛主席吃寿面。
不过叫人匪夷所思的是,此刻父亲已经卧床两个多月,病房里的墙上没有挂历,也没有人提醒他,他怎么知道今天是主席生日?
原来主席的生日他一直装在心里,无须别人提醒;即使是自己病成这样,也未曾忘记。
陈毅病危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战友纷纷到医院看望。
周恩来去的次数最多,每次总是轻手轻脚走进病房,搬把木椅在陈毅身边坐下,和陈毅低声交谈。
刘伯承元帅则由人搀扶着走到陈毅身边,和陈毅握手,给他鼓励。
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李富春夫妇也赶到病房,给他安慰。
王震将军每次来的时候,都要待很久,他说怕陈毅寂寞。
前排左起: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后排左起:罗瑞卿、聂荣臻、徐向前、陶铸、叶剑英(资料图)
1972年1月2日下午,李先念来看陈毅。
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你,老同志。
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当时神志非常清醒,害怕是回光返照。
周恩来听后一分钟也没有迟疑,马上丢开客人,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赶来与陈毅长谈。
1月3日,陈毅陷入昏迷。
1月4日下午,叶剑英刚离去,陈毅醒了,问叶帅来了没有,很快又昏迷过去。
经医生抢救,陈毅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认出守在床边的亲人。
女儿姗姗握住爸爸的手,将脸贴在爸爸的头旁边。
陈毅断断续续地说:
“冲,冲向前……打败敌人……”
这是陈毅留下的最后声音!
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来了,他眼含热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抄下了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
叶剑英情绪激动,没有办法念下去,只说了一句:
“主席给你平反了,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姗姗说:“爸爸,如果你听得到,就闭一闭眼睛。”
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
这时候珊珊又接过叶帅的那张纸,完整地念了一遍,希望爸爸睁开眼。
陈毅的眼睛睁开了,却再也没有闭上。
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元帅与世长辞。
双目失明的刘伯承极为悲痛,被人搀到医院,人还没进门,哭声先到了。
刘伯承用手代眼,在陈毅身上抚摸,从面部摸到胸部。
他一边摸、一边哭,一边说说:
“陈老总啊,你不能走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在场者无不动容。
党中央决定,陈毅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之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大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安排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按照原定规格,本来安排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悼词,规定悼词不能超过600字。
出席追悼会的人数定在500人以内,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
跟陈毅关系很好的宋庆龄希望能够参加,但是被婉拒。
北风呼啸,千里冰封。
夜出奇的黑,大多数地方伸手不见五指,路灯也非常昏暗。
工作了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阶一阶走入地下甬道,转弯从右面的房门进去,这里是301医院的太平间,陈毅的遗体已经移至这里。
说是房间,有点名不副实。
面积只有7、8平方米,南北和东面的门敞开着。
因此,当西面门打开的时候,呼啸的西北风卷着尘土呼啸而入,吹得里面花圈上的挽联沙沙作响。
陈毅的床就冲着风口,他身上蒙着一层白布床单,陈毅夫人张茜和孩子们都迎风而立。
在他们面前,周恩来极力保持着镇定,但是难以掩饰心中的悲痛。他向遗体三鞠躬之后,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轻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朱德总司令来了,他当时正发着高烧,由人搀扶着走到陈毅床前,还未说话已经老泪纵横。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也来了,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
尽管如此,他们的情绪依旧非常激动,多次失声痛哭。
让所有人感到欣慰的是,毛泽东审阅了陈毅悼词之后,将上面“有功有过”四个字,一笔划掉。
陈毅的在天有灵,也可以安息了。
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中午12时,饭菜端上来了,周恩来没有动筷子。
西花厅里一片寂静,只有周恩来的踱步声。
此刻的毛泽东也心绪不宁,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反侧。
九一三事件后,精神矍铄的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双脚严重浮肿,无法正常行走。
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着心脏。
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
十月八日,老人家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陈毅去世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心情很不好。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
“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陈毅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几乎半年足不出户了。
中饭后,习惯午睡的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开始休息。
突然,毛泽东缓缓坐起身,对张玉凤说:
“赶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张玉凤回忆说:
“主席还穿着睡衣,我们要给他换上外套,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一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到达之前,周恩来早已安排好了,把他迎到休息室。
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走进了休息室。
落座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看见张茜进来,神情激动,他两手撑住沙发扶手,努力想站起来。
张茜快步上前扶住毛泽东,哽咽着问道:“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眼含热泪,他握着张茜的手,语调沉重: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下午3时,追悼会按时举行。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
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
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
致完悼词,毛泽东向着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鞠躬三次。
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气力衰退到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有明显的无力感,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伟人决定抱着重病之躯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既是对亲密战友和部下的一种悼念,也是对其家属、和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帅们的一种安慰。
周恩来两个月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动情地说:
“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
忠心耿耿的陈毅元帅身后得到如此殊荣,一定也会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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