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所以有盛世，长安城之所以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或许源自李氏家族胡汉混杂的血统。隋唐的皇室出身于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共同组成的关陇集团，也正是出于这种带有“胡风”的“混血”，让内敛的中原汉族文化有了接纳外来民族和文化的底气。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大唐帝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为开放与包容的国度。

作为大唐政治中心的长安，自然也成为胡人聚集的地方。以突厥人为例，当贞观四年（630年）突厥政权崩溃后，许多归降的突厥酋长首领便被唐太宗安排在长安城落户，并在自己的禁卫军中担任将军、中郎将级别的将领，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再加上这些突厥官员所带来的家眷、仆从，整个长安城里居住的突厥人达数千家之多。鲜卑人作为南北朝时期贵族的后裔，在长安城拥有更加广泛的势力。在唐朝的三百多个宰相中，有大约十分之一是鲜卑贵族的后裔，其中便有我们所熟悉的宇文化及、长孙无忌和狄仁杰。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曾发出感叹：“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指北魏）之子孙十居六七矣。”

在长安城中拥有雄厚势力的胡人还有粟特人，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建立过强大的统一国家，而只是沙漠绿洲上的几个小政权（他们的国民以国名为姓，即“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但他们却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几乎垄断了唐朝与西域国家之间的贸易。粟特人不仅贩卖丝绸、香料，甚至还贩卖军用物资，唐军所使用的“锁子甲”就来自于康国的粟特商人。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粟特商人还是国际人口贩卖网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既贩卖昆仑奴，也贩卖新罗、高丽的美貌少女。粟特商人还从事国际货币兑换业务，他们也是高利贷市场上的大玩家。由于长途经商路上很容易遇到劫匪，粟特商人便会雇佣中亚的柘羯骑士和突厥人充当保镖，有时为了争夺利益，粟特商人之间也会大打出手，甚至爆发流血冲突。粟特商人是较早进入长安城的胡人，他们最开始的首选目的地便是西市。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唐代的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下辖长安、万年两个县，其中长安县管辖朱雀大街以西五十四坊和西市；万年县管辖朱雀大街以东的五十四坊和东市。东城中多是达官显贵的甲第，虽然建筑更加恢弘壮丽，但是却远不如平民百姓所聚集的西城热闹。西城的外城郭上的开远门，是胡商们进入长安城的必经之地。每天早上，当更鼓敲响，城门开启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粟特商人驼队便满载着西域的金银器皿和印度的香料在这里排队等待，等办完相关手续之后，便朝着最近的西市走去。这里靠近老百姓的生活区，人烟稠密，拥有极大的市场。胡商在西市落脚后，便在附近街区找房子安顿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胡人文化圈，这也吸引着其他行业的胡人来这里定居。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胡人，朝廷统管外交事务的机构鸿胪寺也设在内城朱雀大街向北承天门街西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唐朝中叶，胡人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动员了他们粟特同乡的力量，几乎颠覆了大唐的江山，史称“安史之乱”。自此之后，朝廷和百姓对粟特人充满了敌意，粟特商人混不下去了，西市也就逐渐衰落了。

唐代之所以有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外来文化的给养。唐太宗时，增订国家雅乐为十部乐，其中包括了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然而，将西域民族的本土音乐真正带入市井生活的却是那些长安城里的胡商，他们在长安城里广设酒楼，并且雇佣能歌善舞的“胡姬”去招徕客人。当那些身穿华丽的异邦服饰，长相妖艳的胡姬伴着西域风情的音乐跳起了胡旋舞，那旖旎的身段不知要让多少长安城的百姓垂涎。唐玄宗痴迷于胡旋舞，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个个是胡旋舞的高手：“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迷君心”。李白也是胡姬酒肆的常客，“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赏着胡姬，喝着小酒，“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顿觉心旷神怡。此外，一大批西域乐器如箜篌、琵琶、笙、笛、箫、筚篥、铜钹等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在唐朝中后期，长安城的贵族里还时兴着一种从伊朗传入的体育运动：波罗球。“波罗”是“Polo”（球）的音译，在当时又称为“击鞠”，也即后来宋代马球的前身。波罗球比赛时两队人（一般每队5-10人）骑在马上，用曲棍球杆击球，网囊作球门，进球多者胜。唐玄宗就是一位打波罗球的高手。据《封演闻见记》记载，当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曾奉唐中宗之命，与几位王公组队，迎战骁勇的吐蕃马球队，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不负众望地帮助大唐国家队拿下比赛。在章怀太子墓壁画的《马球图》里，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波罗球赛：场上五人持杆骑马，一人坐在马上反身击球，香囊大小的波罗球正飞在他的马尾后；身后四人纵马直追……

与胡人一起来到长安城的，还有他们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都城能像唐朝的长安那样聚集了那么多的宗教派别。形形色色的教众济济一城，风格各异的宗教神祠给长安城增添了别样的景致。佛教自不必说，隋唐的皇帝跟他们的汉代前任不同，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汉人，所以非常依赖外来的宗教来提升他们权力的可信度，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早已深入人心，于是唐朝的皇帝们便将佛教仪式融入了许多皇家礼仪当中，还要亲自素斋宴请远道而来的高僧，并且礼仪性地供养庙宇和寺院。在唐朝最初的两百年间，佛教迎来前所未有的兴盛，佛教寺院遍布长安城的街巷，空气中到处回荡着悠扬的钟鸣和诵经之声。佛寺不受地域的局限，荐福寺和小雁塔位于皇城正南的开化坊和安仁坊，大慈恩寺（大雁塔）位于城东南的晋昌坊，市民远远就可以看到巍峨的宝塔勾勒出的大唐举世无双的天际线。

除了佛教之外，还不断有新的宗教传入长安，其中粟特人的袄教影响最大，这得益于庞大的粟特人群。长安城中先后建成了五座袄祠，其中三座位于靠近西市的布政坊、醴泉坊和崇化坊内。在袄祠内，不仅可以看到“袄庙燃灯”的祭祀仪式，在祭祀仪式之后，还会有袄主进行精彩绝伦的幻术表演。景教，也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在贞观十二年（638年）由当时的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到长安，在靠近西市的崇化坊和义宁坊，先后建造了大秦寺和波斯胡寺。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于天宝元年（742年）在长安建成了第一座清真寺。回鹘人所信仰的摩尼教最后一个来到长安城，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建成了大云光明寺。这些从异邦传入的宗教，因大唐的开放包容落地生根，一座座风格迥异的高塔、金顶、楼阁无一不彰显着大唐帝国的荣耀。

除此之外，这些胡人也将习俗带到了长安城，甚至一度出现了“胡化之风”。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说：“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大家纷纷穿起了胡装，扮上了胡妆，说起了胡语：有“就中偏称小腰身”的回鹘装，有“四周垂丝网”的吐谷浑的长裙帽，还有用“乌羊毛”织成顶部尖尖的蕃帽，再加上“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的胡妆打扮，成为长安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连元稹都不禁感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等生活用品，还有胡饼、胡麻、胡椒等食品也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胡食当中，胡饼最受欢迎，当日本圆仁和尚来到长安时，曾见“时行胡饼，俗家皆然。”更有甚者，干脆有板有眼地模仿起了胡人，其中便以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为首，他在宫城里搭起了突厥人的五狼头纛（dào，指古代军队里的大旗），五个人置一帐落，穿着突厥人的服装，操着突厥语，还让宫中的奴仆数百人，“椎髻彩衣作胡舞，撞击叫啸，声闻于外”，他还一番豪言壮语：“一朝有天下，当帅数千骑猎于金城（古地名，即现在的兰州）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幸好李承乾最后没能当上皇帝，不然大唐的江山恐怕更要成了“胡人”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