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教派时代》第八篇：1264年，八思巴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临行前亲密战友忽必烈给了一份“珍珠诏书”。

在这份保存“珍珠诏书”上，元朝的大BOSS充分表达了诚意，反复重申八思巴的上师+国师地位，具有“统领所有僧众”的职权。

当然了，忽必烈也不全是挥舞大棒子，珍珠诏书里也写了他的优待政策。

“对遵依朕之圣旨、懂得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劳役。寺庙所有之土地、水流、水磨等，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逼售卖……”。 [1]

忽必烈做了能做的一切，萨迦派走得稳不稳当，还得看八思巴自己。

说实话，萨迦派要是没蒙古人扶着，真没机会走到统领全藏的层面。

八思巴当然不希望萨迦政权要靠蒙古人的刀顶着，他也有自己的尊严。

很多时候，尊严的多寡取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要凭智慧让萨迦派站得稳。

但说着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八思巴的道路上有着很多深坑。

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便进入长达四百多年的割据时代，期间再未出现一统全藏的势力。

也就是说，大家都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玩耍，突然头顶上要出现一个嗓门更大的，着实有点不爽。

可蒙古人绝对不能接受刺头的存在，萨迦搞不定，马刀肯定更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坑是蒙哥挖下的。

他执政时，确实兑现了成吉思汗起兵时的承诺，“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2]

但他分封土地给王公的做法，恰恰成了忽必烈治藏策略的阻碍。

那些手里拿着蒙古王公诏书的各派势力，对新游戏规则的接受程度，还是个疑问。更何况这个新的游戏规则，是要在他们之上，蒙古人之下，建立一个新的管理层级。

要说大家都直接对蒙古人蛰伏，估计没啥难度，毕竟力量碾压的态势傻子都能看出来，但萨迦派走到大家头上，这就有点那啥了？

明面上不说，暗地里阴奉阳违，萨迦派也会很难受。

这就像总公司充分授权了，可分公司经理摆不平下属，还谈什么尊严？

八思巴是个聪明人，他要想出一条釜底抽薪之计，既不给大BOSS添乱，又能让其他教派闭嘴。

经过旅途上的长时间思考，他决定重新划分西藏的势力范围，这个重新洗牌的计划，便是“十三万户之封”。

但洗牌之前，总要知道手里有多少牌才行。

所以，在还没划分万户之前，他首先进行了括户（人口普查）。

蒙古汗国对西藏人口普查至少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阔端时期，主要以萨迦官员为主，蒙古官员的参与度很低。

第二次是在蒙哥时期，主导括户的变成了蒙古官员，萨迦派辅助，括户之后紧接着便是分封诸王。

忽必烈时期是第三次，这次主导与辅助再次调换，由八思巴全权负责。

《汉藏史集》记载:“及至藏历土阳龙年(1268年)，皇上所遣金字使者抵达，对于米德及其土地，冠以大蒙古之名称，进行数据清查统计”。

这次括户除了人口普查，还进行了米德（俗民）和拉德（神民）的划分。

米德（俗民）是世俗领主所占有的农奴，“米”就是“人”，“德”是普通百姓的群体单元(一个村庄就叫一个“德哇”）。

米德要向领主和元朝两级政府承担劳役和赋税，他们也是元朝统治的最基本单元。

拉德则是“神选之民”，指专门为寺院和宗教领袖服务的户口。

“拉”可直译“神”、“天”，特指寺院或僧人。[3]

拉德享受免差、免税的待遇，相当于比照了元朝给寺院和僧侣的待遇。将拉德单独划出，是八思巴为保证寺院经济的决定。

虽然，目前没有一件文献，能明确地解释米德、拉德是如何划分的。

但结合多种史料记载，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每个万户中拉德的比例约占六成左右。

《汉藏史集》在讲述元代西藏户籍制度时，曾提到，“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拉德。”[4]

僧团与帝国四六分账，显然是经过妥协的结果。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八思巴肯定希望拉德越多越好，但比例太高忽必烈未必能接受。

《贤者喜宴》就记载，忽必烈很有技巧的，撅了八思巴“上师何必讨要米德？”

统治西藏从来都是赔钱买卖，哪个中央政府心里都清楚，能做国家最高领袖的都不是守财奴，该花的钱必须得花，但能少点总比多花强。

米德、拉德的比例敲定了，相当于消除了变量，剩下的都是常量，毕竟大饼的面积是不会变的，就看怎么拿刀切了。

《汉藏史集》记载的万户名号[5]

1267年，八思巴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完成，整个西藏被划分成了拉堆洛、拉堆绛、曲弥、绛卓、羊卓、甲玛、嘉域、止贡、帕竹、蔡巴、雅桑、夏鲁、达垅（阿里芒域）十三个万户，并分别任命了万户长、和千户长。

至此萨迦派的行政基础正式确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触其锋芒。

因为，在他划分的十三个万户里，有七个万户（拉堆洛、拉堆绛、曲弥、绛卓、羊卓、甲玛、嘉域）是萨迦派的坚定拥趸，其中的绛卓、羊卓两万户，更干脆是为有功的萨迦本钦而设。

在日后爆发的权力斗争中，这些万户始终坚定地站在萨迦派身后。

当初是谁给的馅饼，自己心里能没数吗？！

其余的六个万户（止贡、帕竹、蔡巴、雅桑、夏鲁、达垅），背后都有各自的教派支持，封地也都是固有的教派控制区，可认为是八思巴拉拢妥协的产物。

其中的夏鲁万户与萨迦派有姻亲关系，而雅桑万户则是萨迦从帕竹万户中硬切出来的，二者也都要算在萨迦派的朋友圈里。[6]

凭借这番操作，萨迦派在蒙古人大碾压的背景下，在西藏建了个小碾压的背景。

当然这也不能怪八思巴，萨迦派从班智达开始便奔走呼号，拼了将近30年，才铸就了现在的炫目时代。

好容易熬到了掌控权力的时候，别人又凭什么要求平等待遇呢？

平等这种奢侈品，从来都是奋争而得，指望别人用骑士精神赐予，根本就是做梦！

好在八思巴的吃相不算难看，至少还顾及了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算有蒙古人撑腰，十三万户的推行得如此顺利。

再说得冷一点，从来就不存在一种，能满足所有人利益的改革方式。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用一个群体的利益，来保证另一个群体的利益。

八思巴完成的十三万户划分，彻底改变了西藏的政治版图，将始于蒙哥汗时期，互不隶属的万户之封，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并能和元朝的操作系统无缝对接。

这套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行政体系，便是通常所说的萨迦地方政权。

此后，萨迦地方政权以八思巴和历任帝师为最高领袖，以萨迦本钦为行政首脑运行。保证了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的权威，也让实力暴增的萨迦派，成为了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教派之一。

从离开大都返回西藏，到十三万户划分完毕，经过了丈量土地、户籍统计、行政区域划分，再加上可以想见的沟通、妥协和打压。

如此千头万绪的工作，不过耗时三年便悉数完成，八思巴的才能确实堪比天人。

可就在些神仙都要忙到死的工作之余，他居然还有余力干了另外一件大事，给忽必烈创造了一种新文字。

蒙古汗国在建立之前，一直没有规范性的文字。

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乃蛮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虽遭逮捕，但依然牢牢守护着国家印信。

成吉思汗嘉许他忠心为国的行为，便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用畏兀字(一般称为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体蒙古文”。

忽必烈定鼎大都后，可能为区别于其他四个蒙古汗国，便提出让八思巴创造一种全新文字的设想。

1268年，八思巴回到大都时，献上这套脱胎于藏文字母的“蒙古新字”，也称八思巴文。

忽必烈马上下令，将“蒙古新字”定为官方文字，在全国推行。

公允地说，八思巴文在元朝推行得很不顺利，主要是因为八思巴文的字形很难辨识，有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让民众处于懵圈的状态。

元朝虽屡次下诏，要求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但民间普遍使用还是汉字。

所以，八思巴文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官方文件和印章。

等到元朝被朱重八这狠人便成了北元，八思巴文便寿终正寝，蒙古文又回到了之前的回鹘体。

由于八思巴创立新字的功劳，加之1270年又给忽必烈来了第二次灌顶仪轨。

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从八思巴与忽必烈不断刷新的亲密关系上，可以总结出一条官场必备的金科玉律——不断在领导面前“保鲜”！

不断帮领导搞定一些“小事儿”，还要不断给领导制造些惊喜，让领导经常刷新对你的认知，离不开你这根“拐棍”，剩下的事就都好办了。

就像八思巴把藏区事务搞得溜光水滑，不让忽必烈费心思，再给他弄个蒙古新字，制造点小惊喜，君臣之间的友谊，自然就能水涨船高。

参考书目：

[1] 、《帝师八思巴传》__ 陈庆英译；

[2] 、《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__ 沈卫荣；

[3] 、《蒙元王朝在西藏的_万户_概念辨析》_敖举·嘉样成来、扎扎；

[4][5]、《汉藏史集》_达仓宗巴·班觉桑布_陈庆英译；

[6]、《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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