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学琛 编辑｜刘海川

没有人喜欢垃圾。

西蔡村村民也不清楚，陈立雯为何“天天跟着垃圾跑”。这个冀东南村庄里唯一走出去的留学生，在2018年夏天回到家乡，跟着三轮车收垃圾、挨家挨户指导垃圾分类，“与农村垃圾过不去”。

垃圾不是凭空产生陈立雯出生于1981年，先后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她全力投入到农村垃圾分类推行工作里，家乡西蔡村是其第三个试点。

在此之前，西蔡村面临“垃圾围村”已久。这个位于河北省沧州市献县西城乡的村庄有480户人家共1600余人。村内道路看似宽阔整洁，但垃圾堆实则隐藏在村庄各处。

在西蔡村废弃的池塘或者没有房屋的空地上，堆满了塑料瓶、包装袋、各类厨余，还有丢弃的枕头、床垫、瘪了气的篮球……垃圾焚烧之后，灰烬上堆积了新的塑料袋，如此反复。散养的家禽就在垃圾堆里跑、觅食。

垃圾越堆越多，附近村民苦不堪言：“一到夏天味道特别大，下雨时候更是污水横流。”一名长期在西城乡做帮扶工作的医院院长告诉乡党委书记陈继祥：“这几个村庄，每来一次都能看到越来越好，但农村垃圾问题怎么就一直这么严重。”

陈继祥颇为无奈：“以前农村垃圾哪有人管，不自觉的都房前屋后丢，自觉的也是用小推车推至村里坑洼区域，都是多年的问题了。”

事实上这并非个案。在中国农村地区，村民们多年来习惯将收集后的垃圾堆放至村头、废弃矿坑等简单填埋，缺乏防渗措施。一些地区鼓励采用小型垃圾碳化热解设施就地焚烧可燃垃圾，但也并未纳入环境监管范围。

而在媒体报道中看到陈立雯的农村垃圾分类实验后，陈继祥觉得西蔡村的垃圾围村现状“有救了”。“现在政策开始重视，她又在做这个事情，如果能在西蔡进行垃圾分类，从一个村的试点带动一个乡，整片都可以做起来。”

2017年8月起，陈立雯在河北保定的南峪村和浙江金华的马宅村推行垃圾分类。“海归硕士”与“农村垃圾分类”的标签得到媒体关注。2018年春节，陈立雯与其美国导师回西蔡村过年，确定了西蔡村做垃圾分类的事情。

在家乡以一种推行公共事务的角色出现，陈立雯也“觉得没底，紧张到出了一身汗”。

2018年8月6日，陈立雯在西蔡村放映《塑料王国》，为推行垃圾分类“做前期铺垫”。《塑料王国》是导演王久良在2015年发布的一部纪录片，镜头里是中国北方的废塑料回收厂，塑料垃圾被随意处理，污染河流致鱼虾死绝，侵蚀农田。

两个月后，提及当时看纪录片的场景，“具体内容忘了是什么了。”村民说，“但挺好看的”。

“垃圾围村主要就是指塑料，因为厨余可降解。”据陈立雯的前期调研，西蔡村的垃圾有50%左右是厨余，其次是塑料袋和各种塑料包装。

塑料垃圾并非凭空产生。在陈立雯成长的1980年代，塑料包装并不多见。“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猪养牛，可以吃尽所有泔水，猪粪堆肥后是滋养土壤的养料。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供给油盐酱醋，多用瓶瓶罐罐。”

“垃圾不仅仅是污染源，也是承载几十年社会生活变迁的介质。”陈立雯对此感触颇深：“垃圾其实也是我们与社会的连接。消费产生的每一点垃圾，污染水源或者土壤，后果又会再回到我们身上。”

近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和都市化使城市扩张人口膨胀，衣食住行日新月异，消费品推陈出新，大量废弃物也随之产生。

“消费就是为了丢弃”的逻辑不断加剧，消费越多抛弃越多，各地政府不断加建垃圾处理设施，却始终追不上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多地陷于“垃圾围城”泥淖之中。

陈立雯的家乡西蔡村也被这一整套体系的变化重塑。这个华北平原村庄，市场化带来私营经济的兴起，村里出现了十几家玻璃管厂，吸纳劳动力的同时也打破了原先的农业种植体系。“以前村里自给自足，很少会有垃圾和废弃物产生。现在年轻人都不怎么种地了，主食和蔬菜都依靠外来购买，塑料袋等包装物越来越多。”

现在村里的商店从一间房子变成了两层楼，供应的产品从面食到果蔬，一应俱全，村民购物也习惯用塑料袋。从玻璃管厂下班的村民，用塑料袋拎着各种东西回家。“最终这些塑料袋都成为垃圾，堆积到村里坑洼区域。”

久病需良医。近几年，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得到政策重视，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农村垃圾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 2018年，国务院连续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明确将农村垃圾治理作为主攻方向，农村垃圾开始探索治理出路。

在此背景下，河北省沧州市献县也开始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将农村垃圾纳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体系。2017年初，献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北京启迪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托管服务合同，桑德公司负责村庄的垃圾收运和道路清洁，并为村庄安置垃圾桶。

西蔡村在2018年6月配备了31个垃圾桶。清运车两天来一次，桑德公司雇佣的环卫工人将村里的垃圾收走，送至献县垃圾填埋场。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垃圾随意倾倒或者露天焚烧的污染，不过，垃圾处理困境并未缓解。一个问题是，西蔡村有1600多人，往往清运车还没到，31个垃圾桶就被填满。一些村民仍沿用原先的习惯，将垃圾倒在村里坑洼区域。

此外，陈立雯介绍，此方式还是混合收运和混合处理，县垃圾填埋场的处理压力陡增，从原来的日处理量不到200吨，增长到现在的600吨左右。填埋场设计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垃圾末端处理的污染控制也遭遇挑战。

一个本质区别是，混合垃圾收运会要求垃圾增量，因为垃圾越多，政府给焚烧厂补贴越多。陈立雯表示，由于污染防治措施难以规范，最终只是将生活垃圾由分散面源污染变成了集中污染。

解决垃圾围村还是要垃圾减量，通过源头分类与就地堆肥，形成一条垃圾处理的循环链条，改变这套混合收运体系。

这并不容易。

与垃圾有关的十年陈立雯在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垃圾问题之年进入垃圾议题领域。

2009年，与垃圾有关的社会问题全面爆发，垃圾填埋场与焚烧场选址争议此起彼伏。同一时期，导演王久良推出的摄影展与同名纪录片《垃圾围城》得到世界关注。从轻描淡写到浓墨重彩，垃圾议题开始纳入主流话语，频频出现于新闻报道中。

“那年在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几起垃圾焚烧厂建设争议。现在回头看2009年到2015年，正是中国垃圾焚烧末端处理设施快速扩张的阶段，我们大部分精力用在末端污染监督上。”陈立雯回忆。

其中一个案子是谢勇诉江苏省海安垃圾焚烧厂。江苏海安村民谢勇的儿子谢永康在2008年5月12日出生后，很快被诊断为脑瘫、癫痫。谢勇并不知晓病因，直到2009年11月2日，一纸拆迁通知让谢勇意识到，儿子患病或许与190米之外的垃圾焚烧厂有关。

随后，谢勇查阅大量医学和环保书籍，并请教相关专家，得知垃圾焚烧厂可能产生的污染物，尤其是致癌物二噁英导致的孩童病症与儿子症状极其相似。谢勇开始收集证据，状告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致其子脑瘫。

谢勇案是中国首起垃圾焚烧致病案，因其标杆性意义，国内多家环保组织参与其中、前往实地调研，其中就包括陈立雯。

她2009年自天津师范大学英美文学系硕士毕业后，全职加入环保机构。谢勇案是她经历的第一个案子，也是她工作中的“关键时刻之一”。陈立雯“永远都忘不了见到那个孩子的那一幕”——已经是凌晨夜里，两岁的小孩没办法站立，只能吃流食，癫痫发作时候咬破嘴唇渗出血。

此后，她各处调研，考虑如何阻止污染产生。父亲陈连香觉得“跟垃圾打交道，跑来跑去的工作太辛苦。”但陈立雯觉得幸运：“能够在一个中国垃圾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有机会深入这个问题的各个切面。”

直到2015年，34岁的陈立雯觉得“应该停下来一阵子”，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愿给奖学金，她跟着研究全球电子废物的导师学习环境史。此后，陈立雯又至美国南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学者约书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

戈尔茨坦已经和中国垃圾回收结缘20多年。1996年，他在北京大学交流学习，北京大量的回收废品的拾荒者令其好奇。此外，他看到天津近郊垃圾随意倾倒，河流里、坑洼处堆积着垃圾，羊群就在垃圾堆上吃东西。那一年起，戈尔茨坦开启了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的历程。

戈尔茨坦认为，垃圾与废品回收是一个全球问题，其中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城市边缘的一些村庄会成为垃圾的倾倒地，而拾荒者也常常因为贫穷处于艰难境地。这种思路同样影响了陈立雯，并与其此前的工作体会不谋而合：“环境污染的整体后果常常被弱势群体所承担，这并不公平。”

海外读书两年里，陈立雯得以“从一个历史的维度看中国的垃圾问题”。从2000年至今，中国城市垃圾分类推行了17年，但“始终流于表面”，陈立雯觉得还是要继续推动这个事情。

而在中国，经过多年探索之后，垃圾分类愈发得到重视。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顶层的重视让当时在海外读书的陈立雯异常振奋：“正是多年各种力量自下而上地持续推动，最终形成合力，带来了高层对垃圾分类的重视。”2017年，陈立雯回国之后，开始农村垃圾分类实验。

农村一片空白，只需要“立”在中国城市中，垃圾分类早已不是新鲜事物。

对公众感知而言，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但都进展缓慢。这也成为农村垃圾分类是否可以有效推行的质疑点：“城里面都没有做到垃圾分类，还要去农村做这个？”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硕士二年级的学生吴哲要研究农村垃圾分类时候，一名亲戚提出了上述质疑。此次西蔡村垃圾分类试点，吴哲跟着陈立雯来到村里，她也将在这里住两个月，协助陈立雯在西蔡村搭建垃圾分类体系。

对于垃圾分类体系的搭建，陈立雯觉得农村有其优势：“城市已经有成熟的混合垃圾收运体系，垃圾分类体系需要前端约束垃圾产生者、后端实现分类，在城市需要先摧毁混合垃圾体系，是’破和立’，短期内很难。但在农村原来也没有成熟的收运体系，一片空白，只需要’立’。”

南峪村与马宅村实际的运行经验也给予她很大信心。陈立雯觉得：“这套体系是可以落地运转的，传统混合垃圾收运的结构也可以撬动。”

混合垃圾收运，即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与工业垃圾统一运送至填埋场或焚烧厂，这是中国目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下，厨房的汤汤水水都混在里面，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污染都比较大。”

垃圾分类的思路是“能在村里堆肥的就在村里堆肥，村里无法处理的，再清运出去。农村不缺土地，村内堆肥成本更低。另外分类后的垃圾经过了干湿分离，也可减少污染。”

此方式运行的关键在于源头分类和就地堆肥。为保证分类，需撤掉所有公共区域的垃圾桶，统一进行垃圾收运，因此也叫做 “垃圾不落地”。

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已广泛采用，据媒体公开报道，印度班加罗尔也正逐渐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垃圾处理。占垃圾总量五成以上的厨余垃圾可以就地堆肥，即用大型专业的堆肥桶或堆肥箱，在厨余中加入干树叶、椰渣、木屑和微生物进行发酵。

在河北保定南峪村，垃圾不落地已卓有成效。2017年8月起，陈立雯和团队另一名志愿者在南峪村驻扎三个月，先用一个月的时间搭建起了垃圾分类的硬件。之后，陈立雯天天跟随垃圾车收垃圾，检查每户家庭分类情况，对分类行为没有改变的家庭持续上门走访，224户一家不落。“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一遍遍上门，直到形成分类习惯。”

2018年10月，界面新闻在南峪村回访看到，垃圾收运秩序井然。每天傍晚，保洁员开着垃圾车，村民听到音乐后纷纷出来倒垃圾。

“这是陈老师教的。”村民说。

持续性的挑战理念固然重要，但对垃圾分类而言，决定其成功搭建与运行的还是政策与资金。

西蔡村要实现垃圾不落地，第一步需搭建硬件设施。根据陈立雯的预算，480户人家需要的960个小桶大概12840元；可回收物袋子960元；垃圾分类收运车大概7000元；厨余堆肥场地建设需要3-4万。

西蔡村和西城乡并无财力，乡党委书记陈继祥计划找桑德公司合作。一个部门经理表示，两个村的试点太少，没什么轰动效应，不如做一个乡。陈立雯做了新的方案，一个半月后，依然被拒绝。

“现在在农村做垃圾分类项目没有太大利润，企业自然就不会做。”陈继祥向县里申请，用做西蔡村和大邵寺村两个垃圾分类试点的经费为16.8万。“县里此前从没做过这个，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陈继祥坦言。

以村庄为单位做试点，陈立雯斟酌过优势：“如果按县规模来的话会更为复杂，比如建堆肥场地，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环评手续及征地流程，而村一级有自治权会相对容易。”

“摸着石头过河”往往缓慢。计划已非常周详，种种意外细节都考虑到了，垃圾分类启动仪式和堆肥场地时间都拖延许久。陈立雯早有预料，在南峪村，村委会“从早忙到晚，办公室全是扶贫文件，一堆表要填”。西蔡村也是贫困村。

对乡镇工作来说，上面每个职能部门为检查设计一张表格，到基层就衍化成了好几十张表格，乡镇政府必须去适应各种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学者吴毅在《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里这样总结，西城乡也不例外。

陈继祥介绍称，基层政府面临扶贫、环保、财政等压力，多个“一票否决”之后，并不在考核体系之内的垃圾分类，自然就被排到了政府事项后面。

关于垃圾分类的实施细节，陈继祥也有更多考虑：“西蔡村现在4个保洁员，每月600块钱，垃圾分类试点启动后保洁员工作将面临调整，单人工资增加但人员减少。保洁员不少都是带着扶贫指标的贫困户，减员的话就会和扶贫有些冲突。”

此外，陈立雯多次提及“农村是个熟人社会，组织动员起来更容易。”而在家乡，熟人社会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体现——西蔡村陈姓是大姓，按辈份陈立雯要叫村支书大伯。这种熟人关系在很多时候也成为障碍，在其他村庄试点陈立雯可以“毫不在乎什么面子，天天催促”，在这里就 “有些不好意思”。

西蔡村的垃圾分类最终在2018年10月27号正式启动。村里人几乎都来了，六十多岁的村支书在启动仪式上宣布：“今天我村启动垃圾分类，将西蔡村治理扩展到资源循环利用的层面，践行习近平主席建设生态文明、振兴乡村的伟大战略！” 县农工委、城管局、桑德公司和西城乡政府都来了代表。西城乡乡长说： “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种仪式，垃圾分类启动仪式是第一次见。”

依据陈立雯的经验，“如果地方政府意愿非常强烈，垃圾分类的推行就会快一些。”但村民行为改变的时间都差不多，“一个月内肯定能养成习惯。比较难的是长期来看，垃圾分类系统要如何运转。“

南峪村和马宅村都曾出现反复：“比如收运人员本来隔天收一次，过了几个月成了三天收一次。村民在家也不认真分类了。”陈立雯表示：“我们是一个外力，永远不可能替代内力的管理和常态化持续性的运营，需要把监督体系搭建起来。”

直到马宅村成立了监督小组，原先管计划生育的妇联小组现在开始监督垃圾分类，不定期入户检查，对挨家挨户进行打分，张贴农户垃圾分类“红黑榜”。马宅村的垃圾分类体系得以继续。

陈立雯说，马宅村垃圾分类的良性运作与整个金华地区在农村垃圾分类领域的政策推行有关。2017年，浙江省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意见与《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年度检查考核管理办法（试行）》，金华市在2017年12月通过了《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垃圾分类被纳入区域政策体系。

事实上，在垃圾分类运行顺利的诸多国家与地区，都离不开政府立法。例如班加罗尔在2012年底出台垃圾分类政策，政府立法强制垃圾分类：个体、垃圾量大的产生者需在源头分类和上门收集；厨余垃圾就地进行生物处理，或交给政府认可的个人或公司。违反相关规定或垃圾量过大的公司与个人都将被处以罚款。

“对比起来，南峪村的垃圾分类实验好比一个村在单打独斗。对乡镇和县而言，没有垃圾分类的区域性政策。”陈立雯认为，若缺乏区域性主导政策，单做一个村试点风险性很高，但“矛盾就在这儿，不从一个村开始的话，就不可能跨越到一个乡、一整个地区。”

“惠民又环保的好事情”西蔡村的生活节奏缓慢而平静，常常令人无法察觉。对村民而言，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大多留在电视或手机里，很少会来到门前。

比起陈立雯，常常出现的媒体摄像机更像是外来者。村民好奇的是媒体拍摄的影像会在哪里看到，对垃圾分类反而觉得：“这个不难，家里早就垃圾分类，按照能不能卖钱分。”此外，有村民表示：“这倒是惠民又环保的好事情”，反正“国家免费给发桶”。

父亲陈连香说：“农村是很难干净的，不可能没有灰尘和垃圾。比起垃圾，现在应该关注下农村厕所的问题，这个自己出多少钱我也愿意。”陈立雯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典型”，因为厕所脏那是在自己家里，垃圾都丢到外面了，“大家就是觉得公共区域不如自己家里重要。”

此前村里有人烧垃圾，陈立雯除了恼火别无他法，将提示牌挂在垃圾堆积区：“禁止焚烧垃圾，违者罚款，焚烧引发癌症！”有村民看到后，说这个也很难避免， “总会有素质不行的人”。

在陈立雯看来，垃圾治理是一种社会管理，与素质高低与文化程度关系不大，重要的是硬件和管理体系。她更反对说城市还没做好的事情，农村怎么可能做好垃圾分类，“隐含的逻辑好像就是农村人不如城里人。”

“我们从没有做过严肃的环保教育，也缺少相关的政策体系。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地方不是因为那里的人’素质高’，而是取决于那里建立了怎样的垃圾分类政策体系。”陈立雯说。

对于陈立雯的工作，父亲陈连香表示“现在非常支持”，因为“新闻里都在说，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几个侄子、侄女也不太能理解这位“会从国外带回礼物、也一直跟垃圾打交道的大姨”在想什么，但天天带着陈立雯，帮忙贴通知、分发垃圾桶。

陈立雯觉得不需要解释太多。西蔡村垃圾分类启动之后的事情还等着她去做，机构的筹款也令她倾注精力，她要考虑“更多实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