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贵州省兴义市七舍镇侠家米村城脚村民组东北山顶，修建有一大一小两个古代城垣，称为城脚古城垣遗址，很显然，城脚这个村民组的地名，就是来源于这座古代城垣。大城垣遗址整体为椭圆形，总面积约40亩。整个城垣东西长268米，南北宽约100米。现残存石砌城墙654米，平均高度约2米，最高处有6米。遗址西南侧中部位置，保存有一座石砌圆拱形券门，门高2.2米。大城垣遗址南侧不远处即为小城垣遗址，依山势垒砌有石墙，现残存100米左右，面积不详。城脚城垣遗址所用石料大小不一，整体加工较为粗糙，修建方法使用民间最简单的粗砌法，就是将石头简单的逐层垒砌，稍大一些经过加工的方整石，用在基础部分，中上部位则多使用未经加工的毛片石或乱石，并且石头中间的缝隙没有填灌灰浆。依据防御需要，墙体上砌留有一些瞭望孔和射击孔，布局也比较随意。相对大城垣，附属小城垣的修建显得更加粗糙。其实这里的小城垣，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城垣的瓮城或前哨，主要作用是防御时消耗攻城之敌的兵力，迟滞敌军的进攻，从而增强大城垣的防御能力。

城脚古城垣遗址远景

关于这座古城垣，志书无记录，但兴义民间却流传有一个“沙子母”的传说。大致意思是附近山下一户彝族老两口，偶得一女孩，取名沙子母。虽说是女孩，却像男孩一样整天策马奔腾，并且天生具有“撒豆成兵”的法术，似乎和西游记孙悟空拔毛变小猴的本事雷同。这些黄豆变出的兵士，帮助沙子母一夜之间修建了一座城垣，用来大战“吴王”，保卫家乡，最后壮烈牺牲。传说固然不能成为要搞清一个建筑遗址历史的依据，但查不到相关史料记录的情况下，这个传说还是提供了几个信息点。其一，古城垣和彝族有关。其二，沙姓。其三，战斗对象或防御对象是吴王。

城墙使用简单的粗砌法砌筑

唐宋时期，针对相对落后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采用的管理政策称为“羁縻（jīmí）”，即笼络牵制。简单地说，就是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官员，统治当地人民，以“土官治土民”。这种管理方式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土司制度”。统治阶层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称为土司。明代，土司制度进入鼎盛时期。但所谓物极必反，土司的世袭所有和无序发展，形成诸多大小不一的独立势力范围，让中央王朝的施政受到较大威胁和阻碍。土司制度作为历朝历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削弱土司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行。故明中后期始，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流即流动的官员，意思是通过这个政策，逐步达到废除少数民族土司头领和世袭制度，改为朝廷派任的流官对地方进行统治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朝廷想从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

兴义毗邻云南，据《兴义府志》记载，大约从南宋开始，与这一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滇东彝族先民的一支，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土司政权，称为“东爨（cuàn）乌蛮”。又据《明史·土司传》记：“永乐十三年（1415）改普安安抚司，州领罗罗夷民十二部，号十二营”。十二营中的黄坪（黄姓汉族世袭）、布雄（陇姓彝族世袭）、捧鲊（龙姓彝族世袭）三营地处兴义，说明至少到明代早期，彝族土司也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基层地方军政主体。这就是传说中女英雄沙子母来源一个彝族家庭的原因。至于传说的主人翁为何姓“沙”，其实也有原因。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地方汉族官员为方便各民族的交往和交流，更好地实行户籍、赋税管理，便说服一些彝族头领改为汉姓，继而通过这些土司头领，在彝族同胞中推广汉姓和汉名。当然，对于一些大的土司，也有皇帝亲自赐姓的例子，譬如水西土司“安”姓，便是朱元璋所赐。再有就是在改土归流和汉人大规模迁入的调北填南过程中，彝汉杂居，出现一些通婚交融的情况，从而逐步改变为汉族的姓氏。当然，不仅仅是彝族，贵州部分地区的苗族、侗族、土家族等，也都曾经出现改为“沙”姓的情况。但必须说，明代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根本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的大规模施行，大部分地区还是保留“土官治土民”，只不过各民族间的融合更加密切。

城脚古城垣遗址城墙（东西向）

传说故事里最后的一个信息点是沙子母大战“吴王”，即对抗吴三桂。如果从吴三桂进军线路上来说，兴义的彝族土司和吴三桂理论上可以有两次交集。作为明朝旧将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成为灭明一大功臣，并受封平西王。顺治十四年（1657），吴三桂以平西大将军之职，携大军南征云贵，攻打南明王朝流落在云贵的永历政权，这是第一次。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攻下云南，从而晋封藩王，开启统治云南的时代。康熙十二年（1673），因不满朝廷撤藩，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反清，并迅速攻陷贵州全省，此乃第二次。其实土司对抗吴三桂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现有史料明确记载，贵州最大的水西土司就曾经两次和吴三桂进行惨烈的战争。兴义的彝族土司尽管和水西彝族土司非同一支系，但同族同源，彼此间影响不可避免。因此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或是两次兼有，这座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城垣，修建时间大致都可以推断为清代早期。

城脚古城垣遗址城墙（南北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近千年的彝族土司制度得以全面终结。在距离城脚古城垣遗址不远的大梨树寨，保存有沙姓、龙姓等彝族群众的一些民居建筑。在一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龙姓彝族民居的拱门门额上，工整地镌刻有“耕与读”三字，今天看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彝家人“耕读传家久”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具体体现。

彝族民居拱门门额镌刻的“耕与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