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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说夜郎 | 传说里蕴藏的历史信息,聊聊贵州七舍这座土司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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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贵州省兴义市七舍镇侠家米村城脚村民组东北山顶,修建有一大一小两个古代城垣,称为城脚古城垣遗址,很显然,城脚这个村民组的地名,就是来源于这座古代城垣。大城垣遗址整体为椭圆形,总面积约40亩。整个城垣东西长268米,南北宽约100米。现残存石砌城墙654米,平均高度约2米,最高处有6米。遗址西南侧中部位置,保存有一座石砌圆拱形券门,门高2.2米。大城垣遗址南侧不远处即为小城垣遗址,依山势垒砌有石墙,现残存100米左右,面积不详。城脚城垣遗址所用石料大小不一,整体加工较为粗糙,修建方法使用民间最简单的粗砌法,就是将石头简单的逐层垒砌,稍大一些经过加工的方整石,用在基础部分,中上部位则多使用未经加工的毛片石或乱石,并且石头中间的缝隙没有填灌灰浆。依据防御需要,墙体上砌留有一些瞭望孔和射击孔,布局也比较随意。相对大城垣,附属小城垣的修建显得更加粗糙。其实这里的小城垣,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城垣的瓮城或前哨,主要作用是防御时消耗攻城之敌的兵力,迟滞敌军的进攻,从而增强大城垣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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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脚古城垣遗址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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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座古城垣,志书无记录,但兴义民间却流传有一个“沙子母”的传说。大致意思是附近山下一户彝族老两口,偶得一女孩,取名沙子母。虽说是女孩,却像男孩一样整天策马奔腾,并且天生具有“撒豆成兵”的法术,似乎和西游记孙悟空拔毛变小猴的本事雷同。这些黄豆变出的兵士,帮助沙子母一夜之间修建了一座城垣,用来大战“吴王”,保卫家乡,最后壮烈牺牲。传说固然不能成为要搞清一个建筑遗址历史的依据,但查不到相关史料记录的情况下,这个传说还是提供了几个信息点。其一,古城垣和彝族有关。其二,沙姓。其三,战斗对象或防御对象是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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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使用简单的粗砌法砌筑

唐宋时期,针对相对落后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采用的管理政策称为“羁縻(jīmí)”,即笼络牵制。简单地说,就是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官员,统治当地人民,以“土官治土民”。这种管理方式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土司制度”。统治阶层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称为土司。明代,土司制度进入鼎盛时期。但所谓物极必反,土司的世袭所有和无序发展,形成诸多大小不一的独立势力范围,让中央王朝的施政受到较大威胁和阻碍。土司制度作为历朝历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削弱土司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行。故明中后期始,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流即流动的官员,意思是通过这个政策,逐步达到废除少数民族土司头领和世袭制度,改为朝廷派任的流官对地方进行统治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朝廷想从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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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毗邻云南,据《兴义府志》记载,大约从南宋开始,与这一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滇东彝族先民的一支,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土司政权,称为“东爨(cuàn)乌蛮”。又据《明史·土司传》记:“永乐十三年(1415)改普安安抚司,州领罗罗夷民十二部,号十二营”。十二营中的黄坪(黄姓汉族世袭)、布雄(陇姓彝族世袭)、捧鲊(龙姓彝族世袭)三营地处兴义,说明至少到明代早期,彝族土司也仍然是这一地区的基层地方军政主体。这就是传说中女英雄沙子母来源一个彝族家庭的原因。至于传说的主人翁为何姓“沙”,其实也有原因。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地方汉族官员为方便各民族的交往和交流,更好地实行户籍、赋税管理,便说服一些彝族头领改为汉姓,继而通过这些土司头领,在彝族同胞中推广汉姓和汉名。当然,对于一些大的土司,也有皇帝亲自赐姓的例子,譬如水西土司“安”姓,便是朱元璋所赐。再有就是在改土归流和汉人大规模迁入的调北填南过程中,彝汉杂居,出现一些通婚交融的情况,从而逐步改变为汉族的姓氏。当然,不仅仅是彝族,贵州部分地区的苗族、侗族、土家族等,也都曾经出现改为“沙”姓的情况。但必须说,明代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根本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的大规模施行,大部分地区还是保留“土官治土民”,只不过各民族间的融合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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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脚古城垣遗址城墙(东西向)

传说故事里最后的一个信息点是沙子母大战“吴王”,即对抗吴三桂。如果从吴三桂进军线路上来说,兴义的彝族土司和吴三桂理论上可以有两次交集。作为明朝旧将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成为灭明一大功臣,并受封平西王。顺治十四年(1657),吴三桂以平西大将军之职,携大军南征云贵,攻打南明王朝流落在云贵的永历政权,这是第一次。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攻下云南,从而晋封藩王,开启统治云南的时代。康熙十二年(1673),因不满朝廷撤藩,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反清,并迅速攻陷贵州全省,此乃第二次。其实土司对抗吴三桂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现有史料明确记载,贵州最大的水西土司就曾经两次和吴三桂进行惨烈的战争。兴义的彝族土司尽管和水西彝族土司非同一支系,但同族同源,彼此间影响不可避免。因此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或是两次兼有,这座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城垣,修建时间大致都可以推断为清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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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脚古城垣遗址城墙(南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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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近千年的彝族土司制度得以全面终结。在距离城脚古城垣遗址不远的大梨树寨,保存有沙姓、龙姓等彝族群众的一些民居建筑。在一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龙姓彝族民居的拱门门额上,工整地镌刻有“耕与读”三字,今天看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彝家人“耕读传家久”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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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民居拱门门额镌刻的“耕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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