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十一，正在拜谒东陵的嘉庆帝接到了留守京师（北京）的内务府大臣英和送来的紧急奏报：“庆郡王病危，即将不起！”庆郡王，就是嘉庆帝的同母弟、乾隆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幼子——永璘。

永璘在二月间就开始患病，不过最初也就是风寒之类的病症，并没有什么大事，嘉庆帝在二月二十九还曾经亲自去永璘位于前海西街的王府（原和珅府邸，即今天的恭王府）中探视弟弟，当时永璘也没显露出病重的症状，所以嘉庆帝才放心地前往东陵，举行春祭仪式。但短短几天之间，永璘的病情突然恶化，至三月十一当天，居然“行将不起”了，所以内务府大臣英和才忙不迭的向远在遵化东陵的皇帝递急报，告知此事，请嘉庆帝予以定夺。

嘉庆帝和永璘同母，都是乾隆帝孝仪纯皇后所出，做了数十年兄弟，彼此感情深厚。猛然得到这个坏消息后，嘉庆帝也是焦急万分，想要立即返京探视。但此时东陵春祭大典才刚刚开始，如果暂停祭祀紧急返京的话，那么是对长眠于东陵的先帝们（顺治帝、康熙帝、乾隆帝）及诸先皇后们的大不敬。所以，嘉庆帝只得留在东陵，按照仪制照常举行春祭典礼。但为了给永璘“冲喜”、消除病患，嘉庆帝当即下旨，将在郡王位置上坐了二十一年之久的永璘晋封为“和硕庆亲王”，并派使者飞驰回京，前往永璘府邸宣示册封诏书，以稍稍宽慰重病中的弟弟。

可即使被晋封为亲王，永璘的病情也没有丝毫好转的趋势，在病榻上勉力支撑着接受了册封礼的永璘，只不过当了三天的“庆亲王”，就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十三卯时（清晨六点）病薨，时年五十五岁。

在东陵的嘉庆帝接到了永璘去世的消息后，不禁悲痛万分，命二阿哥绵宁（即日后的道光帝）、四阿哥绵忻代替自己于十三日当天前往庆亲王府致奠，行三叩首礼；嘉庆帝本人则在三月二十完成春祭大典后，削减了往年“祭陵回程驻跸五日”的仪制，马不停蹄地在二十二日赶回了京师，没有回宫就直接到前海的庆亲王府去祭拜弟弟：“王遽经薨逝，抚今思昔，怆然于怀；若仍照常驻跸五日，于心益觉凄怆，著改于二十日自盘山启跸回銮，二十二日进城，即亲临王府赐奠。”由此可见，嘉庆帝对这唯一在世的同母弟的关爱和友悌之情。

永璘去世后，嘉庆帝给他赐谥号为“僖”，称“庆僖亲王”；谥号法中，“僖”字有“小心恭慎、乐闻善言、恭慎无过”的解释，也就是“混吃等死、毫无建树、但没有大过错”的意思。从这个谥号上来看，嘉庆帝对这个一生游手好闲、不着四六、但又豁达开朗、毫不醉心权力的同母弟，了解得那是相当透彻。

永璘身后，被嘉庆帝赐予昌平西南白洋沟的白羊城作为陵墓所在地，由内务府造办处出赙银并主持修墓；永璘六个儿子中，长子绵恒、次子（未有名）、四子（未有名）均在年幼时夭折，所以其第三子绵慜在百日孝满后，降等承袭了父亲所留下的庆郡王爵位（清制：宗室恩封爵位均需降等承袭，如果当初永璘是以郡王身份去世，那么他的承继子将降袭一等，以贝勒袭封，后裔的爵位则三降，至奉恩辅国公世袭。嘉庆帝在永璘即将去世时晋封其为亲王，意在使其子可以以郡王袭封，后裔三降至奉恩镇国公世袭。这也是嘉庆帝关爱照顾同母弟永璘及其后代的恩德所在）。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乾隆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幼子出生，生母为皇贵妃魏佳氏（即孝仪纯皇后），与乾隆帝第十四子永璐、十五子永琰（即嘉庆帝）、十六子（未有名）同母。婴儿满百日后，乾隆帝按祖制，为这个小儿子起名为“永璘”。

永璘出生时，其父乾隆帝已五十六岁，年近花甲还能得子，这让老皇帝喜不自禁，对永璘这个老来子更是钟爱非常，格外疼惜。所以，幼年时的永璘依仗着皇父的溺爱，不服管教、肆意妄为、顽劣胆大，活脱脱一个熊孩子，让老皇父乾隆帝都十分头疼，更加不要说生母皇贵妃和那些照顾他的保姆、教导他的师傅、陪伴侍候他的谙达和哈哈珠子（满语：保镖兼弓马教师和小侍从）们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永璘虚岁九岁时，其生母皇贵妃魏佳氏去世，乾隆帝命颖贵妃巴林氏代为抚养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颖贵妃作为养母，之前又没和永璘接触过，于是万事只求平安详和，不敢对养子管的太多、太过，免得乾隆帝以为自己待永璘过于苛刻；也不敢过于和永璘亲近，防止乾隆帝认为自己纵容溺爱养子。因此，从十岁时来到颖贵妃的寝宫起，永璘与养母之间一直是客客气气、端端正正，既礼数周全、又保持距离，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十九，十五岁的永璘和嫡福晋钮钴禄氏（康熙辅臣遏必隆曾孙女、乾隆帝领班军机大臣讷亲侄女、果毅公阿里衮之女）成婚，迁居皇宫中的乾西五所（皇子未分府时的居所）、结束和养母六年的朝夕相处为止（经过这六年的客气相处，永璘日后和养母关系很是融洽，彼此感情深厚。永璘对养母恪尽孝道，每次颖贵妃寿辰时都要亲自进宫祝寿，不过这也给永璘带来了一些麻烦，这个后面再介绍）。

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开始，十九岁的永璘承担起随驾重任，和诸皇兄们一起，陪伴皇父乾隆帝南巡江南各地、北谒盛京三陵。让皇子们随驾出巡，是乾隆帝在考察诸皇子，并有意识地让他们参与到朝政事务中来，以磨炼他们的意志、促使他们早日成熟。但永璘从小被乾隆帝溺爱，又早早失去生母的教导，养母也只是客客气气地抚育他，没有过多约束他肆意妄为的行为，这就使得永璘长成后，学识上没有什么成就，弓马骑射松松垮垮，行事粗鲁、不学无术，基本上就是一个混日子的纨绔子弟。

即使在随驾出巡中，永璘也不像皇兄：皇六子永瑢、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永琰（皇八子永璇和永璘的性格倒是相似、大大咧咧、无所事事、为人颟顸）他们那样，紧跟乾隆帝驾前，以备随时听候吩咐，而是经常溜到整个队伍的最后或者最前面，远远避开乾隆帝的视线，直到抵达行宫后，才冒出来和皇父皇兄们会合，一起入驻。这也是永璘不想受过多约束、喜欢自由自在单独行动的性格体现。

而对于永璘这种“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行为，多年以后，已经即位成为皇帝的嘉庆帝颙琰（十五阿哥），在批评永璘慵懒顽劣的行事风格时，还旧事重提，给弟弟敲一敲警钟：“从前恭遇皇考巡幸，朕与质亲王（永瑢）、成亲王（永瑆）俱谨随辇跸，不敢稍离；而庆郡王（永璘）则往往偷安，行走落后，竟不系撒袋，直至驾诣行宫时，始随班跟入，何其惫懒也！”

但永璘不学无术、文不成武不就，政务差事方面一塌糊涂，而对于听戏唱曲、厮混市井、结交三教九流却兴趣极大、乐此不疲，整日里穿着普通人衣服混迹于民间，提笼架鸟、游手好闲，浪荡公子哥的派头做到了十成十。

乾隆帝原本对永璘不安于办差、又慵懒懈怠的所作所为头疼不已，而永璘不顾身份混迹民间，行事颠三倒四、不务正业的事情被乾隆帝知道后，老皇帝更加震怒，多次把永璘召进宫大骂、斥责，要求他改正。但永璘当着乾隆帝的面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满口应承一定改过，出了宫就把皇父的嘱咐抛到脑后、一切照旧，继续厮混胡闹。几次三番之后，即使身为口衔天宪、令出必行的皇帝，可乾隆帝对教导这个顽劣惫懒的小儿子也不免有些灰心，在最后一次斥责永璘也不见成效后，乾隆帝从此便放弃了对这个不成体统的混账小子的管教，任由他去了。

不过永璘虽然不喜政务、不爱学习，天天四处游窜，听戏逛街，但秉性却不坏，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狠戾阴毒之人，也有“天性直秉、敦于友谊；御下宽纵、居市井倨傲嬉笑，偶有无知冒犯者，亦不加责也”的不拘小节、宽厚豪爽性格；不自恃身份尊贵、肆意欺压他人，与上至宗室王公、下至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等都可以平等交往。

如果普通人是这个性格，可以说“任侠、率直”，可宗室皇族这么做，要不是大奸似忠、故意掩饰以图谋划，要不然就确实是个性天成、视权力名禄如无物；而从永璘日后的人生历程以及为人处世来看，他还真的是属于“轻权势、爱玩乐”的富贵闲人，而不是隐藏心思、故意遮掩，以谋取大事的奸恶之辈，这种性格，和他的五叔——和亲王弘昼倒是如出一辙。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永璘已经满二十四岁，是个成年人了，对于这个行事稀里糊涂、为人不着四六的小儿子，乾隆帝心里虽然犯膈应、恨其整日无所事事、不成体统，但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亲儿子，还是最小的宝贝疙瘩，江山社稷可以不托付给他，但荣华富贵还是不会少了他的。

于是，乾隆帝借着明年（乾隆五十五年）是自己八十寿辰的由头，在这一年十一月下旨晋封永璘为贝勒（其他在世皇子中，皇八子永璇已经是仪郡王，这一次没有晋封；皇六子永瑢由质郡王晋封质亲王，皇十一子永瑆封成亲王，皇十五子永琰封嘉亲王），并吩咐内务府给永璘在宫外建府，以待日后分府时居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初六，永璘的贝勒府即将完工，乾隆帝当天下旨，要求内务府按照皇子分府时的惯例，准备好应交割的田庄、赐银、商铺、旗下领民，甚至家具，以便让小儿子可以开开心心地住到新家里：“上谕，今十七阿哥已封贝勒，其将分府出居；今其居所修竣将成，著内务府即行按例办理所有田地、商铺、款额、佐领事宜，一俟秋冬竣工，即择吉日移徙以居。”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一月初十，永璘的贝勒府已经完工，而且永璘也住了进去，乾隆帝在这一天兴致勃勃地来到永璘的新居所参观，永璘自然也是卖力奉承巴结老皇父，竭尽所能侍候乾隆帝，带着他四处参观。在儿子的侍候下，乾隆帝心情很是愉快舒畅，再看永璘时心里也不是那么膈应了。于是，乾隆帝一高兴，当即给永璘在分府惯例赏赐之外，又加赏了座本利共计四万八千四百十三两白银的当铺给他，以便让小儿子日后独立生活时，手头更加宽裕、日子更加舒心惬意些（知子莫若父，乾隆帝没有让永璘过多参与政事，而是加赏钱财、商铺给他，就是知道这个儿子没什么才华能力，只能做个享福的闲人；乾隆帝表面上对永璘厌烦疏远，其实内心还是很关爱他的）。

虽然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乾隆帝已秘密建储，以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储，但由于是“秘立皇储”，所以诸皇子、诸王公大臣们并不知道哪一位皇子是乾隆帝心目中的继承人。因此，乾隆帝晚年的时候，朝野之间，不免就有猜测和推算，究竟谁才是乾隆帝选定的储君（当时在世的皇子，只有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皇十七子贝勒永璘）。诸皇子在朝廷举行大典，参与朝会时，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相互打趣，推测谁是皇父秘立的储君。在这些场合中，永璘始终不出头去争强好胜、恃宠自夸，和皇兄们言语上论个输赢，而是大大咧咧地说：“纵使帝位多如雨落，亦不能滴至吾顶，惟求诸兄见怜，他日承继大统后，俾将和珅宅第赐弟入居，则弟愿足矣！”

永璘以皇子之尊，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荒唐可笑、不成体统的，可在其他皇子听来，甚至在乾隆帝的心中，却是舒畅受用得紧，同时对永璘也非常放心，知道他对皇位没有丝毫觊觎之心，将来无论是谁承袭大统，永璘都会安守臣节，做一个本本分分的臣子了（就是不知道和珅得知永璘这番公开要自己宅子的言论后，心里是个什么感受！）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乾隆帝正式公布了尘封二十二年之久的传位鐍匣内的密旨，向天下臣民宣布将禅位给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帝举行禅位大典，亲手把传国玉玺交给了已经改名为颙琰的嘉庆帝，自己则以太上皇帝的名义退居后宫，在暗中实际执掌国政。身为贝勒的永璘也参加了隆重无比的禅位大典，亲眼目睹了同母兄嘉庆帝的登基全过程。只是，他心心念念的和珅府邸，由于皇父、太上皇帝乾隆帝还在世，嘉庆帝投鼠忌器，还不能立即对太上皇帝的心腹宠臣下手，因此永璘想要实现心愿，还得再等几年才行。

好在没有让永璘等太久（这话似乎有些大不敬），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当了三年太上皇帝的乾隆帝寿终正寝，驾崩于皇宫养心殿，年八十九。即位前就对和珅把持大权、贪赃枉法、欺上瞒下、怂恿乾隆帝敛财以自享等不法作为深恶痛绝的嘉庆帝再没有顾忌，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下手，展开清算和珅一党的行动。正月十八，擅权二十年的和珅在下狱后被赐死，和党随之灰飞烟灭。

在清算和党的同时，嘉庆帝也没忘记提拔晋封自己的亲兄弟们，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的当天，得以亲政的嘉庆帝就立即下旨：皇兄仪郡王永璇晋封仪亲王、总理吏部，主持清除和党；皇兄成亲王永瑆入军机处为军机领班（清代自设置军机处以来，没有以宗室亲王为领班军机大臣的，即使是雍正帝的第一心腹怡亲王允祥也没有出任过，永瑆是第一个以皇子亲王身份领班军机的宗室）、总理户部，掌握财权（夺取和党之权）；皇弟贝勒永璘则晋封郡王，起初封号“惠”，正月初七行册封礼时改为“庆”，称“庆郡王”。不过和两位皇兄出任吏部、户部总管的要职不同的是，永璘晋封郡王后，并未出任有实权的要职，而仅仅只是“在内廷行走”、就是可以进出皇宫、拜见皇帝、按谕旨办理一些杂事而已。这也是嘉庆帝深知自己这个同母弟“材质平平、不堪大任”，所以才只给他晋封爵位、而不加实际差事的原因。

不过永璘虽然没有得到实权，但他当年的夙愿却得以实现：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初九，在彻底粉碎了和党、赐死和珅之后三个月，嘉庆帝下谕旨，将前海西街的和珅府邸分割出一半、连同其中的财物、家具、古玩字画、名贵装饰等等，全部赐予庆郡王永璘，以满足其“俾将和珅宅第赐弟，则愿足矣！”的旧时祈愿（为什么不将和珅的府邸全部赐予永璘，而只是交予一半，这是因为和珅之子丰绅殷德的妻子是嘉庆帝和永璘的亲妹妹——固伦和孝公主；和珅被赐死后，丰绅殷德因其妻的缘故没有被牵连，依旧以散秩大臣的名义在御前当差，同时嘉庆帝也特许和孝公主可以占有和珅旧宅居住，私产不予抄没。所以永璘就和妹妹和孝公主对半瓜分了和珅的府邸）。

得偿夙愿后，三十四岁的永璘喜气洋洋地从原先的贝勒府搬到了前海的新居，和妹妹和孝公主比邻而居，虽然没能完全得到整个和珅的府邸，不过和珅已经赐死，而妹婿丰绅殷德只是在妹妹和孝公主的庇护下，小心翼翼、低调做人，不敢和自己有什么争执。永璘推想，妹妹一家遭逢大难、家道中落，心情一定很抑郁悲观，连带着身体也会损伤，不大可能会活的过自己。他们在世时，一家一半这么住着也行，等妹妹、妹夫去世了，到时候再求皇帝兄长将另一半府邸赐给自己，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永璘的这个愿望可是落了空，丰绅殷德虽然在日后确实是被人栽赃弹劾、落井下石，并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郁郁而终，但和孝公主却活到了道光三年（1823年），四十九岁时去世，道光帝在姑母去世后，才把她占有的一半和珅旧宅划归庆郡王府。而这个时候，永璘都去世三年了，他至死也没能达成“拥有全部和珅旧宅”的夙愿。

嘉庆帝在位时期，永璘以皇帝同母弟的尊贵身份，过着优哉游哉、清闲逍遥的快活日子，并远离复杂水深的朝政争斗，在豪华的王府内享受富贵闲人的快乐生活。因为早年间永璘就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对权力和政事的疏远，从不显露对朝政的热心，所以嘉庆帝对这个毫无威胁的弟弟自然放心得很，可以尽情地对永璘彰显兄弟之情，而不用担心后患。

不过，虽然对永璘赏赐不断、关爱异常，但嘉庆帝还是要时不时轻轻敲打一下这个行事荒唐、不着四六的弟弟，以免他得意忘形之下，做出什么犯忌讳的事来，到时候就不好办了。于是，在前文所述，嘉庆帝登基后批评永璘早年随同乾隆帝出巡时，随心所欲到处乱跑的惫懒往事之外，还有几次，永璘也被皇兄深刻教训、处罚，以警告提醒他不要犯大错：嘉庆五年（1800年），永璘养母颖贵妃七十大寿，为了给养母祝寿，永璘没有报请嘉庆帝同意，就私自进入后宫，拜见养母并为其进献寿礼；嘉庆帝得知后，以永璘行事鲁莽无状为由，取消了他可以进出乾清门以内的资格，只留内廷行走的名号（就是不能再随意入后宫，只能在前朝见驾）。嘉庆六年（1801年），因为在监督殿试时误会参试贡士言语，导致造成冤案，永璘连同一起监考的仪亲王永璇都被嘉庆帝严斥，并交内务府处罚。嘉庆十八年（1813年），因为误会，永璘没有参加地坛牺牲所的祭祀，导致被嘉庆帝罚俸一年作为惩戒。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因把奏折直接交给内奏事太监（而不是按制交给通政司），与体制不符，永璘又被罚俸一年；如此等等。

除此之外，嘉庆十三年（1808年），永璘在奉旨前往东陵祭祀时，居然玩忽职守、半路上跑到乾隆帝当年驻跸的桃花寺行宫内玩耍，事后嘉庆帝追问时还对皇帝撒谎抵赖，嘉庆帝气急之下，将永璘交给管理宗人府的皇兄永璇、永瑆论罪。但永璇、永瑆做出“罚俸十年、收回乾隆帝御赐的当铺”处罚意见时，嘉庆帝又心疼起弟弟来，直接替永璘开脱，最后只是罚俸四年了事，当铺也不收回了（嘉庆帝对弟弟的性格了如指掌，假如真的夺了他的当铺，那永璘还不得跑到宫里来胡搅蛮缠、想想都胃疼）。

所以，永璘虽然受罚较多，俸禄也在不断犯错下被罚得七七八八，但实际上这些过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皇兄教训斥责一下，都是做给别人看看，装装样子算了（郡王俸禄五千两一年，嘉庆帝随便赏赐一两次，就都回来了，何况永璘还有当铺、田庄，其实无关疼痒）。永璘不成器、做事不着四六是正常状态，要是哪天突然热心起办差、参与政务了，那才是不正常。

嘉庆帝处罚永璘的本意，是让他时刻警醒点，不要犯自己也救不了的大错。在嘉庆帝的眼里，即使永璘年近五十，也还是当年那个既不成器、又不拘小节、散漫惯了的爱弟，自己随时提醒警告他一下，也让行事稀里糊涂的永璘心里稍稍要明白一点，注意不要犯大错。

在皇兄的关爱和照顾下，一生忱于玩乐、毫无建树、惫懒懈怠的永璘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富贵清闲时光，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永璘病重不治，在晋封亲王三天后薨逝，年五十五岁，身后谥号“僖”，为“庆僖亲王”，这也是嘉庆帝对于这个同母弟“没有建树、也没有大过错”一生盖棺论定的评价。

永璘去世后，由第三子绵慜降等承袭了庆郡王爵位；而绵慜袭爵一个月后，嘉庆帝也在避暑山庄驾崩，只比弟弟多活了四个月而已。

绵慜的堂兄、嘉庆帝次子智亲王绵宁在嘉庆帝驾崩后承袭大统，即道光帝。道光三年（1823年），绵慜的姑母和孝公主去世，道光帝将和孝公主所占的另一半和珅旧宅赐予绵慜。永璘生前心心念念、至死也没能全部获得的和珅府邸，却让儿子绵慜坐享其成，捡了个便宜，真是无心栽花柳成荫。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五月，第二代庆郡王绵慜去世，年四十岁，谥号“良”，称“庆良郡王”；因为绵慜没有子嗣，所以道光帝为其挑选嗣子以承其祀。但由于绵慜在世的两个弟弟：庆僖亲王永璘第五子绵悌、第六子绵性都曾经有过失，不宜承袭庆郡王大宗，因此道光帝越过了绵悌、绵性，以乾隆帝之孙仪顺郡王绵志（永璘八哥仪亲王永璇之子）之子奕彩为庆良郡王绵慜嗣子，入继庆郡王大宗，加恩不必降爵，依旧袭郡王，即第三代庆郡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第三代庆郡王奕彩在服丧中（不知道是服庆郡王府丧还是服仪郡王府丧）私自纳妾，被宗人府得知后派人议处其过；原本服中纳妾也就是罚俸、降职（担任的官职、不是爵位），但奕彩为了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私下向办案的宗人府经历文彬行贿，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件事被庆僖亲王永璘第六子、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知道后，绵性认为可以凭借此事让奕彩革爵，自己也就有了机会承袭父亲、兄长一系传下来的王爵，于是也私下向宗人府供事刘均行贿，让刘均穷究奕彩服中纳妾、行贿文彬等事，最好让奕彩被革爵，并允诺奕彩如被革爵、自己袭爵后，再有重谢给刘均。

没想到刘均吃了原告吃被告，收受绵性的贿赂后，又以此要挟奕彩，让奕彩知道绵性在耍手段，图谋让他被革爵，然后好承袭庆郡王的爵位。奕彩惶恐之下，也被刘均敲诈勒索了大量的钱财，同时绵性的图谋也没能实现（堂堂郡王、公爵居然被一个小吏敲诈，这也算是奇闻了）。

在你来我往的拉锯中，绵性和奕彩这叔侄俩（名义上的）谁也没能如愿，事情最后还是被宗人府官员探知，并奏报给道光帝。得知皇室宗亲居然因为爵位的争夺而使出如此有失身份的手段，道光帝不禁大怒，立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联合会审，此事才得以水落石出。

办案大臣将案情原原本本汇报给道光帝后，刚刚打输了对“英夷”战争（即鸦片战争）、有气无处撒的道光帝在盛怒之中下诏，重重地处罚了涉案人等：胆敢敲诈宗室王公的宗人府供事刘均判处先于宗人府门口枷号一个月，期满后即行发遣至边疆给士兵为奴，遇赦不赦；收取贿赂的宗人府经历文彬革去四品顶戴、即刻发往盛京效力，所受贿赂全部追缴；行贿小吏、图谋让奕彩革爵、自己好借机承袭王爵的绵性，以“居心巧诈、为人阴险”之名革去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发盛京戍边效力，无赦不得返京；而先行贿宗人府官员以求减免处罚，又被小吏敲诈钱财的庆郡王奕彩，则被革除郡王王爵、罚没一年养赡钱粮、加恩免除圈禁，归宗仪郡王府（就是不要他继续承继庆郡王大宗了）。

处理了几个直接责任人后，余怒未消的道光帝追加处罚给因夺爵而获罪的庆郡王一系宗人，将奕彩归宗后、应从庆僖亲王永璘的后人中选取合适者降等承袭贝勒爵位的程序“暂行停止”（就是暂时不让永璘的后人袭爵了），以唯一一个没有被处罚的庆郡王系宗人——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暂居本府、奉祀庆僖亲王”。然后，道光帝又以绵悌“与其弟（绵性）同居一处，其弟参奏奕彩（图谋夺爵）亦经联衔，（绵性图革奕彩王爵之事）断难诿为不知”的理由，“姑免深究”，革去绵悌不入八分镇国公、散秩大臣、镶蓝旗副都统等爵、职，降为三等镇国将军“以示薄惩”。

就这样，在绵性、奕彩叔侄的相互攻讦、两败俱伤中，庆僖亲王永璘、庆良郡王绵慜父子所传下来的郡王爵位被“暂停承袭”，永璘的两个儿子绵悌、绵性原本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也被革去，绵性直接成为闲散宗室、发盛京戍边；绵悌则以堂堂皇孙的近支身份（绵悌是乾隆帝之孙），自不如八分镇国公直降为三等镇国将军。永璘去世不过才二十三年，他的家族爵位就已经从亲王降到了镇国将军，身后家事、惨淡如此。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镇国将军绵悌去世，没有留下子嗣。而此时永璘的诸子中，只有第六子绵性尚在，且有后裔（其余五子均早夭或者无后），但绵性因罪被发配盛京戍边，不能承袭爵位。因此，道光帝命绵性的长子奕劻过继给伯父、第二代庆郡王绵慜，并降等承袭二等辅国将军爵位，以奉祖父庆僖亲王永璘之祀。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登基后，要为已经封王、分府的诸弟安排合适的王府，而这个时候的定郡王府主人是二等辅国将军奕劻，其爵位和府邸的仪制不符，不能继续留居于前海的王府中。于是，咸丰帝命内务府将庆郡王府从奕劻手中收回（清制：除世袭王爵以外，所有恩封亲郡王的府邸所有权均属于皇室，由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帝有权收回、转赐其他皇族），转赐给六弟、恭亲王奕䜣；奕劻则被转迁到定阜街原道光朝重臣琦善的旧宅中居住。就这样，原庆郡王府成了恭亲王府，并保留至今。

也许觉得当年皇父道光帝处理庆郡王府宗人争爵之事过于严重，也许心里对占了奕劻的祖宅给自己弟弟居住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咸丰帝在咸丰二年（1852年）给奕劻连升了六级爵位，由辅国将军直接晋封为贝子，奕劻的生父绵性也加恩从盛京迁回京师，随同儿子奕劻居住，但没有恢复爵位，还是闲散宗室。

即使已经复封为贝子，但在宗室中，奕劻依旧属于边缘角色，京师中像他这样的宗室破落户不在少数，早年还没有什么实权差事时，奕劻经常为了维持体面生活而不得不出入京城的各大当铺中，以典当应付开支。不过世事难料，奕劻虽然家道中落、自己又没有什么学识，才具也很平庸，但机缘巧合之下，他认识了咸丰帝宠妃、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二弟桂祥（也许是平日里出入当铺时，无意中结识的）。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熟络起来。

奕劻虽才具平庸，但写得一笔好字，基本的人情世故也是在行的，所以桂祥每次和宫中的姐姐懿贵妃写信沟通时，大都由奕劻代笔；懿贵妃见信后，觉得字迹端庄秀丽、内容守礼得体，认为这个给桂祥代笔写家信的人是个有才学的，心里对其充满了好感。后来得知和弟弟交往、代笔写信的居然是皇家近支、宗室贝子，懿贵妃更加看重奕劻，很是满意桂祥与其交往之事。

不过咸丰一朝，奕劻还没开始发迹，除了在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三十寿辰加恩诸宗室时，被晋封为贝勒之外，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了，依旧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宗室。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其独子、懿贵妃所出的载淳即位，即同治帝。懿贵妃母凭子贵，被进位为皇太后，徽号“慈禧”，这就是实际执掌清朝朝政大权四十七年之久的“慈禧太后”。奕劻因为之前结交慈禧太后之弟桂祥而得到了她的赏识，所以在同治帝登基后时来运转，被慈禧太后所重用，逐渐摆脱了破落户生涯，开始慢慢接近权力中枢，参与到朝政事务之中来。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举行大婚，奕劻被授命全权主持操办皇帝大婚典礼。奕劻对此事十分重视、卖力巴结，处处投皇帝、皇太后所好，将大婚典礼操办得富丽堂皇、光彩无比，使得同治帝和两宫皇太后都连声赞许，甚为满意。因此，办完这桩漂亮差事后，奕劻被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加赏郡王衔，并实授御前大臣，这是奕劻祖父、伯父、父亲等人都没能达到的高度，从这个时候开始，奕劻才真真正正进入到朝堂高层，成为清朝顶级重臣之一。

同治十三年（1875年），同治帝驾崩，没有子嗣，两宫皇太后以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入继大统，继位登基，即光绪帝。在光绪初年时，因为朝政庶务由恭亲王奕䜣所执掌，因此奕劻没有太多机会出掌实权，只以郡王衔贝勒、御前大臣的身份参预政务。不过如今的奕劻，地位、面子、财富都有了，再也不是那个穷贝子，所以当光绪四年（1879年）其生父绵性去世时，前来吊唁祭拜、顺便拉关系拍马屁的官员人等挤满了定阜街的贝勒府，这也让奕劻得意万分、大感荣耀。

光绪十年（1884年），因为和恭亲王长期以来在权力分配上的巨大矛盾，慈禧太后在这一年借口恭亲王身为领班军机大臣，却“行事推诿搪塞”、统管对法作战时敷衍推责，应对作战失败而负责。于是，慈禧太后趁机将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处全员撤换，以礼亲王世铎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郡王衔贝勒、御前大臣奕劻则晋封庆郡王，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第二年兼任海军大臣），史称“甲申易枢”。

就这样，在慈禧太后的提拔重用下，原本已经家道中落的破落户宗室奕劻，得以步步高升，加官进爵，不但恢复了祖父庆僖亲王永璘所留下的郡王爵位、继任第四代庆郡王，还逐渐进入清朝中枢，主持清朝外交、海军事务，成为慈禧太后的第一心腹重臣。

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整寿，奕劻继续卖力巴结，在甲午战争正酣之时大肆操办“圣母皇太后六旬寿辰庆典”，使得慈禧太后心情畅快、很是受用。因此功劳，奕劻当年被被晋封为庆亲王，在恢复祖父永璘去世前才得到的亲王爵位同时，奕劻的权力和地位也达到了顶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开始“戊戌变法”，而因变法内容过于激进，光绪帝和“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之间产生了激烈矛盾，帝后因此失和，最终导致政变发生。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奕劻坚决支持给予了自己无上权力和地位的慈禧太后，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粉碎了光绪帝以及维新派的反击计划，扼杀了“百日维新”。

对于奕劻在帝后争斗中提供的莫大助力，慈禧太后铭记在心，感激涕零。于是，在粉碎维新派的反击、重新“垂帘听政”后，奕劻因功被慈禧太后授予“亲王世袭罔替”资格，即俗称的“铁帽子王”。奕劻的庆亲王是清朝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世袭罔替的亲（郡）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劻则留在京师、与李鸿章一起出任负责和各国议和的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奕劻在条约上签下了大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奕劻接任病死的荣禄，继任领班军机大臣，兼管财政、练兵事务，清朝中枢大权，从此集于奕劻一身。

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宣布“立宪”，由奕劻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皇族内阁）。同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因竭力主张启用被罢黜回原籍的袁世凯，奕劻和少壮派王公大臣们产生了矛盾。军情紧急之下，袁世凯最终入京，并代替奕劻成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则退居弼德院总裁。

此后，袁世凯不断以军情为要挟向隆裕太后逼宫，无奈之下，隆裕太后只得召集皇族亲贵们商讨对策。而奕劻因为已经暗中得到袁世凯保存护其家产的承诺，和巨额的贿赂，所以不再关心朝廷存亡，只求自身平安。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1912年2月13日），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不断恫吓逼迫、以及奕劻的推波助澜下，不得不举行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以宣统帝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室逊位。统治中华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灭亡。

清朝灭亡后，自觉心里有鬼、有愧的奕劻害怕被其他宗室王公们报复寻仇，于是带着家眷离开北京，蛰居于天津租界内，依靠聚敛来的家产，继续过着富足的生活。

1917年，八十岁的奕劻在天津去世，逊清皇室内务府给他拟定的起初谥号是“哲”。但逊帝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给奕劻赐“哲”字谥号，而是亲书“谬、丑、幽、厉”四个字，让内务府选一个给奕劻。逊帝还满怀愤恨地说：“收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就断送在奕劻手里！”最终，在生父载沣等宗室的再三劝说下，逊帝才勉强写了个“密”字，作为赐给奕劻的谥号，以奕劻长子载振“承袭”庆亲王世袭爵位。不过，此时清朝已经灭亡，载振的“庆亲王”名号名不副实，只不过自欺欺人而已。奕劻虽然得到了清朝最后一个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的资格，但满打满算，也只有他一个人享用过而已，并随着清朝的灭亡和自己的去世，一并走入了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