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特别激动!”电话那头,9岁的朱德恩小朋友兴奋起来,因为补觉而起晚了的一点迷糊一扫而光。他再次想起了那个太过难忘的瞬间:2月4日晚,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当各行各业的代表们把国旗手手相传时,他站在旗杆下,用小号吹响了《我和我的祖国》。深情嘹亮的号声回响在鸟巢里,现场和电视前无数观众一下子湿了眼眶,很多网友留言,那是他们当晚最被触动的时刻。
那是“又快又慢”的一天
“我没有紧张,一门心思就想把号吹好。”朱德恩说。他牢记着上场前导演组的老师们给他的嘱托——眼睛睁大,头抬高,腰杆挺得直直的。演奏完毕,在等待国旗升起时,朱德恩看见鸟巢坐满了人,他把观众席划成一个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应该都坐了200人”,他同时看到,“仪仗队的大哥哥流眼泪了,好大一滴眼泪挂在脸上。”
演出结束后,朱德恩见到爸爸妈妈已是凌晨时分。“去接孩子时,恩恩一下车,爸爸冲上去接他,我看见孩子的第一眼,觉得他长大了。”朱德恩的妈妈张雅楠说。在开幕式前约一周,朱德恩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住进了封闭管理的酒店,几天不见,张雅楠觉得孩子既熟悉又陌生,跟从前不一样了。
这种矛盾的心情在2月4日持续了一整天,“那一天过得又快又慢。”晚上七点半,全家人等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冬奥会开幕式开始了,倒计时短片和《立春》惊艳简洁地结束,国旗入场的环节紧随其后,“突然就听到了号声,很熟悉,好像又有点陌生。”从参加排练开始,小朋友一直严守保密纪律,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到底会出现在哪个具体环节,“我们以为他会在中间偏后的部分出现,完全没想到这么靠前,那一刻,真的有一种冲击力扑面而来。”张雅楠甚至怀疑自己,“不可能吧?真的是恩恩吗?”包括朱德恩在内,小号手共有3名人选,“恩恩出来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真的特别激动,爸爸立马抓起小号,跟着一起吹。吹着吹着,电视里出现了恩恩的画面,爸爸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
爷爷和爸爸都是小号演奏家
朱德恩的爸爸朱光是我国著名小号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另一名候选的小号手梁桐也是他的学生。去年,朱光接到学校同事的电话,希望他为冬奥会开幕式推荐一位小演奏家。朱光首先推荐了13岁的梁桐,对方问,还有没有更小的学生?
“再小的就是我儿子了,能用吗?他刚开始学。”朱光开玩笑地说。对方却没有拒绝,提议说,不妨试试看吧。
“在选拔小演员时,总导演首先要求专业水平过硬,然后希望年龄尽可能小一些。”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主任张荪参与过小号手的选拔工作,“小朋友的天真、他认真努力的表达、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状态,都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很难具备的。”
从临时拿到《我和我的祖国》曲谱,到熟悉曲子、录成视频发给奥组委,朱德恩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确实没抱什么希望,孩子终究还是太小了,学的时间也短。”张雅楠说。2020年3月,在朱光生日那天,朱德恩正式“拜师”,跟着爸爸学吹号。“对他来说,小号就像玩具一样。”张雅楠觉得,孩子对小号的兴趣也许真的得益于天赋和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出生前,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其中就有把彩色的小号。爸爸没事要在家里练,也会上课教学,恩恩小时候就会很好奇,为什么爸爸总把号嘴放在嘴里,小号又是怎么发出声音的呢?他会用小手指学着去按键。”正说到这里时,朱德恩接过妈妈的话,补充了一句:“就是觉得好玩。”在他的成长中,小号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朱德恩的爷爷朱尧洲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老人家今年85岁了,虽然耳朵不像从前那么好,但永远是“恩恩心目中除了爸爸以外的一号英雄”。
去年12月,朱德恩接到通知,要开始参加开幕式排练。“当时也快到期末了,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张雅楠还听到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们提起,在朱德恩之前,他们已经找了上百甚至近千个孩子,“作为家长,我们立刻感觉压力山大,这能行吗?”想来想去,张雅楠还是决定让孩子放手一试,“他9岁了,好像一直也没有过太多挑战。如果真的有荣幸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赞美祖国,无疑是一生中很重要的体悟和锻炼。”
严格的训练马上开始。朱光对孩子展现出了音乐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那一面,练姿势、臂力、肺活量,每天放学回家,朱德恩喝点水就开始练习,吃过晚饭休息几分钟,继续练举号和气息,周末除了彩排,所有时间都被爸爸“无情”占用。去鸟巢排练很辛苦,但张雅楠发现,孩子倒是很乐意,“因为可以暂时脱离爸爸的‘魔掌’。”
朱德恩喜欢鸟巢,那里有仪仗队又帅又威武的大哥哥,也有老师和小伙伴。另外两名备选的小号手刘浩然、梁桐是他的好朋友。上场排练前总是有很长的等待时间,他们在一起写作业、看书、吃零食。在朱德恩看来,大哥哥梁桐是最调皮的,刘浩然特别沉静,自己的性格居中,“梁桐哥哥太皮了,本来写作业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后来老师给我们拉开了距离。”正式演出前的封闭管理期间,三个孩子住的房间紧挨着,在玩闹里度过了难忘的春节。
孩子们明白最终结果三选一的残酷,开幕式当晚,尽管不能上台,两位备选也要来到现场,但他们更珍惜这段友情。梁桐给三人组合起名“和平号”。朱德恩说:“谁都不会遗憾,三个人是融为一体的。”梁桐也挺起胸膛:“不管哪一个人上去了,都代表我们‘和平号’。”
他的号声里有“诉说”
对这三个10岁上下的孩子来说,要吃透《我和我的祖国》传达的感情,终究不是简单的事情。刘浩然、梁桐的爸爸妈妈会在平时给孩子多讲一些爱国故事,张雅楠和朱光也一样。在朱德恩上学、放学的路上,他们经常给孩子播放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MV,也带他去看过《长津湖》《悬崖之上》等电影,《长津湖》也是朱德恩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恩恩比较喜欢画面。”张雅楠说,平日里,朱德恩也爱画画,画飞机、火箭、汽车,“有了画面,冲击感立刻就有了,他在表达曲目时会转化出更多丰满的情感。”
今年1月,朱德恩带上小号去看望爷爷奶奶。奶奶商澄宋是著名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她也是朱德恩更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曲子吹第二遍时,奶奶告诉朱德恩,在小号声里听到他在“诉说”。“真的吗?”朱德恩的眼睛瞪大了。奶奶又说:“对,你让我感觉到,你在用小号的声音对最远角落里的那个人诉说。”张雅楠明显察觉,奶奶的话如同画龙点睛,让朱德恩找到了更加具体的表达方向。
现在的朱德恩如何理解《我和我的祖国》?他用稚嫩的嗓音回答:“是一个人在向祖国诉说。”
很多观众感慨,朱德恩不仅小号吹得好,在那样一个全世界瞩目的时刻,他能表现得那么沉着自信。小朋友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淡定,第一次联排回来,他告诉妈妈,自己真的紧张了,上台前腿“像抖筛子似的”,上去以后还好没事了。“听他说完这种感受,我真的心里替他捏了把汗。”张雅楠坦言,作为父母,他们一直不敢太多强调现场会是什么情形,怕孩子有心理负担或暗示,“恩恩最后的表现,确实让我大大地意外了一下。”张雅楠也想感谢所有导演组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在现场给了孩子极大的心理支撑,没有让他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一次次排练,朱德恩越来越自信,整个过程中,孩子们都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和爱护。
张雅楠认为,“成长”是孩子最大的变化和收获,“以前他比较磨蹭,自从生活里多了排练这个版块,他的节奏其实被打乱了,但他学会了高效利用时间。”在期末考试中,朱德恩有三科分数达到90分以上,是自己很满意的成绩。“孩子的个人习惯、对祖国的认识,都在这次经历中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张雅楠说。
“吹号小男孩”的未来之路怎么走?“如果没有‘基因突变’,他应该会沿着小号这条路走下去,传承爷爷和爸爸的事业,但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会顺其自然。”张雅楠说,“接下来,我们希望他尽快回归到正常练号和准备开学的状态,作为学生,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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