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起，《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青年》同人作为最初的倡导者，大都具有留学背景。倡导“文学改良”的胡适留学美国，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创新，而且尝试写作白话诗，出版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新青年》另一位同人钱玄同的不断“催逼”下，创作了划时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其小说集《呐喊》等成为五四新文学最为杰出的代表。

陈子善。视觉中国 资料

5月5日，在巴金故居主办的“憩园讲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分享了这些《新青年》同人们创作和交往的生动细节，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走近文学名家，以此铭记“五四”新文学一百年。

“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

1915年9月份，《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初的名字叫“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份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

从一开始，《新青年》就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在北大担任重要的职务，迁往北京以后，北大文人成为《新青年》的支柱，其中包括陈独秀和胡适。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刊登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史研究界，一般公认这篇文章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胡适为何起名为“文学改良”？追溯历史，1915年胡适还在美国，他写诗给朋友梅光迪，这首诗题为《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其中有四句话：“神州文学久枯馁（长时间都枯萎了，没有好的作品，死气沉沉），百年未有健者起（一年来没有大的文学家出现）；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其实这首诗中，他已经提出“文学革命”。但在1916年时，他觉得公然提到革命对人刺激太大，因此起名叫“刍议”：刍议，是草言之人的言论，也就是胡适很谦虚，仅仅以普通人发表一点看法。

胡适

文中提出重要的“八不”。哪八不？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究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不取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必逐字逐语。实际上，八不主义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点，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第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第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第四点，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1918年4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时候胡适正式使用“文学革命”这个提法。1917年2月份，陈独秀发表一篇呼应胡适的文章，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即《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直截了当说要“文学革命”。

在文中，他提出文学革命三大原则：一是打倒贵族的文学；二是打倒古典的文学；三是打倒山林的文学。

具体有这么三句话：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条，推倒迂晦的艰涩的三山林文，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和陈独秀这两篇文章，是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的两份理论纲领。

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学的兴起

所谓的旧文学有一系列的作品；新文学，所谓白话文学有新的作品吗？胡适显然注意到这点，他在美国留学就写了很多白话诗。

最早的胡适白话诗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在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时，又登出了胡适八首白话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长诗的白话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今天来看，这几首诗不是最好的，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但是他开始尝试了。

如果我们翻翻当时的《新青年》，一定很有趣。不断有读者来信，有的人表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而《新青年》不断写回信，不断地解释，胡适也写，陈独秀也写，为了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发表一个新的意见，最怕的是没有反应，人家也不说你坏，也不说你好，这是最难受的。当时《新青年》这批同人，想着怎么进一步扩大《新青年》的销路。

当时《新青年》的销路不是很理想，为引起争议，还演出一场双簧戏，请钱玄同写一封信给刘半农，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提出批评，用一个反对者的角度写这篇文章；然后由刘半农来回答他。把王静玄（音）骂了一通，说你很顽固、很落后，我们要提倡白话文，要进步、要改良、要革命，以此来吸引注意。

尽管这样，进一步实践白话诗歌的尝试还未能实现。1918年1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面发表了一组九首新诗，不是胡适一个人写的，而是由几个人写的。

沈尹默

其中一个人叫做刘半农，我们知道刘半农，可能因为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另外还有一个人沈尹默。题材五花八门，如果梳理写黄包车的谱系，最早可能发源于胡适和沈尹默。沈尹默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月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显得有些奇怪，但在文学史的角度，这是有别于旧诗的全新的诗体，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前对沈尹默新诗起步阶段的作品注意很不够，我们只注意到胡适，或者更晚一点的郭沫若，我觉得在《新青年》同人中，沈尹默应该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2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2号又刊登了一组新诗，这组诗中，有胡适的《老鸦》，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14篇白话新诗之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胡适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生动。这是他的初稿，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的时候有很几处改动，比如说刚才我念的“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改为“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整日里又寒又饥”改为“整日里挨饥”。我推测这个改动不一定是胡适自己，是《新青年》编者钱玄同给他修改的。更有趣的是，把这首诗《老鸦》收到《尝试集》中时，胡适又改回来了。

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刊登了一组四个人写的诗，都是写的除夕大年夜，每人各写一首，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还有陈独秀也写了一首。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写诗带比试的意思，在同一个题目下，看看谁写得更好。当时《新青年》上，每一期都发表新诗，几个主要的新诗作者就是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鲁迅与“文学推手”钱玄同

就在这时，一位文学巨星出现了。他在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三首白话诗，不过他没用众人熟知的笔名“鲁迅”，而是用另一个名字：“唐俟”。当时他写的《梦》是这样：

梦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梦》是鲁迅的第一首白话诗。如果大家对文学史比较熟悉，在同一期，也就是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他还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

在此之前，鲁迅跟《新青年》没有什么关系，他既不是《新青年》的作者，也不是《新青年》的编者。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公务员，他的弟弟周作人当时是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因为鲁迅是公务员，不能再当教授，所以鲁迅在北大只能是讲师。

以前一直不太清楚鲁迅跟周作人、跟《新青年》的关系，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能够看到三个人的日记：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虽然部分是残缺的。可惜的是，这个时期胡适的日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钱玄同

把这些日记整合来看非常有意思，鲁迅、周作人成为《新青年》的同人有个关键性的人物——钱玄同，如果不是钱玄同，中国文学史上会不会有鲁迅，很难说。后来鲁迅跟钱玄同反目，但实际上一开始没有钱玄同就没有鲁迅。

参与《新青年》编辑的原来是陈独秀，胡适也参加过，但《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开始是钱玄同编，有日记为证。1918年1月2日他的日记就写得很清楚，“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15日要送出去印了，但是让钱玄同很不满意的，陈独秀交给他的稿子大部分不能用，很差，有一篇叫“论近世文学”的稿子，极为不满，他就在他的日记里骂人了。当然当时写下来是自己看，别人都看不到的。

“此人文笔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哈哈！这真可笑极了。”

1918年1月份，周作人首先给《新青年》写稿，1918年1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就发表了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钱玄同来讲，周作人写稿还不够，他希望鲁迅也要写稿，那时候不叫鲁迅，是叫周树人。

1918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中又讲“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陶孟和当时也是《新青年》的同人，但他不是研究文学，是研究其他学科的。正是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作为编者一定要扩大作者的队伍，寻求新的作者。

钱玄同留学日本的时候跟鲁迅就是同学。日本人用榻榻米，章太炎在那里讲课，钱玄同有时候不安分，就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就给他起一个绰号叫爬翁。鲁迅这个人也很俏皮，他早年喜欢给他的朋友、同事起绰号。鲁迅到了北京，他和钱玄同仍有交往，有时候跟老师章太炎一起吃饭，章太炎有一度被北洋政府软禁，他们还前去营救。

整个1916年两个人的日记都没相关记载，但1917年8月份，8月9号鲁迅日记中有一条记载，“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钱中季就是钱玄同，来谈话，到晚上才走，这一天周作人日记更详细，“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到鲁迅家里吃饭），至晚十一时去，谈到晚上11点钟。今天到朋友家去，他要赶你走，晚上11点钟太晚了。

8月17号，鲁迅日记又记“晚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也记“晚钱君来谈，至十一时去。”又是11点钟走，谈不完。现在想想真的很好奇，他们谈些什么？怎么谈不完呢。

8月20号，鲁迅日记“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周作人日记记得较详细，“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是夜钱玄同应是冒雨而归，谈至11点半，冒雨而归，三个人一定谈得很尽兴。

同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上也有记载，“八时顷访豫才兄弟”，这是现存钱玄同日记中造访周氏兄弟的首次记录，晚上八点钟才去访问，当时鲁迅先生记“夜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可见双方谈兴甚浓，谈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节，钱玄同日记云：午后“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

此日鲁迅日记更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从这些日记里看到，钱玄同到鲁迅住的地方去，频率越来越高。那一年中秋节钱玄同跟一个叫朱蓬仙的人一起访问鲁迅，中秋节晚上就在鲁迅那里过，一起吃晚饭，鲁迅的日记记得很精彩“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

鲁迅的日记一般不这样抒情。一般中秋节都和家里人一起过，他们跟钱玄同一起过中秋节，说明他们关系很密切。

回过头看，鲁迅在1922年12月出版了他第一篇小说集《呐喊》，里面有很长一段话来回忆当时和钱玄同共处的情节。

“S会馆里三间屋（S就是绍兴会馆当时鲁迅住在绍兴会馆）。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有点可怕，不吉利。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

大家知道鲁迅白天在教育部工作，每天要上班，当然不像现在要打卡，他白天上班，晚上就在家里抄古碑。前面鲁迅在文学上有过尝试，但这时候中断了，是钱玄同的“催逼”才让他恢复了。

“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写道。“是的，我虽然只有我的缺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的所谓可有。”

这句话有点拗口，鲁迅实际上要说，我明白钱玄同的意思，我也有梦想，这样会有什么效果是无法预料的，既然他一再催我，那么我试试吧。“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我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他成名作，到底是怎么写出的？当然可以说是他长期的积累，最后爆发，写了这篇《狂人日记》，但实际上有一个推手——钱玄同。

“我在留学的时候只在杂志登了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1918年，应了我朋友钱玄同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笔名。 也常用别的名字作一点短论。”鲁迅写道。他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还发表过一系列随想录和总共6首诗，实际是对胡适等人的支持。

很可惜的是，1918年4月份到年底，钱玄同日记已经遗失，所以整个《狂人日记》发表的具体的过程，难以在今天一一还原。但是有一点：当年的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都在，在1918年2月到1918年4月这三个月时间里，钱玄同频繁地拜访鲁迅。短短三个月里面，钱玄同拜访鲁迅、拜访周作人有十次之多，而且都在晚上，而且晚上都谈到12点以后，钱玄同的目的就是要说服鲁迅给《新青年》写稿。

现在很难判断《狂人日记》先完成，还是那三首诗先完成？因为它们在《新青年》同一期发表，这个问题以前没人提出来。一般公认的是《狂人日记》，但这三首诗可能差不多同时，甚至是更早些。

《狂人日记》最后有一个落款时间是1918年4月。但是这个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时间从哪一天开始写，哪一天写完，都没有明确记载。《狂人日记》前面有个题记，末尾有具体时间，民国七年4月2号。如果小说确实是4月2号完成的，那么1918年4月5日，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人拜访鲁迅，推测的话，这一天，钱玄同拿到这篇小说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鲁迅早期小说手稿保存的情况很不好，现在知道的早期小说，只有一篇《阿Q正传》保存了一页手稿，而且这页手稿还不是原件，只是一张照片。现在能够判断的是，钱玄同很有可能在1918年4月5日，跟刘半农一起看望鲁迅的时候，拿到这本《狂人日记》手稿。

周作人也关注了这个问题，他在文中写道：“钱玄同从1917年8月开始到会馆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回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

“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周作人写道，“这个结论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鲁迅对他写《狂人日记》也有自己的说法，1918年5月29日，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里有一段话：“《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所以鲁迅写《狂人日记》、写那三首白话诗歌，都是对《新青年》的支持。从此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一位鲁迅。

《新青年》同人队伍不断壮大

回到诗歌上来，《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在《新青年》接下来的各期第二号、第三号，到第六卷，不断有人发表小说，除了前面说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俞平伯加入了，开始以新文学诗人的面目出现。

李大钊

还有大家知道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9月份《新青年》发表了《山中即景》。1919年2月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又有一位写新诗的作者，就是鲁迅弟弟周作人，周作人原来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翻译、评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他以前主要刊登理论文章，但是从1919年2月份开始，他也发表新诗，发表了一首比较长的新诗《大江小河》（音），这首诗在新文学早期诗歌史上评价很高，胡适就有很高的评价，一直的今天文学史家都认为新文学初期代表性的一首新诗。从此以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好几首新诗。

《新青年》扮演的角色，不仅在新文学初期提出了理论主张，而且有宝贵的实践，这个实践有两方面，一是新诗、白话诗的写作，还有小说和大量翻译、介绍外国的小说，刚才讲的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参与了翻译。在创作上，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刘半农、沈尹默，包括俞平伯，鲁迅、周作人等都参与了新诗的写作。小说以鲁迅为代表，实际上《新青年》发表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因为鲁迅《狂人日记》的起点非常高，横空出世，成为“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

我们今天讲的《新青年》同人，就是前面不同程度介绍过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人，当然还有李大钊。到30年代初，刘半农把他所保存的《新青年》作者，尤其是白话诗作者的手稿印了一本书，题目叫《初期白话诗稿》。第一首就是李大钊的。因为当时李大钊已经去世，为了对死者表示纪念，把李大钊放在第一，就是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手稿。

书中比较有意思的是鲁迅的两首诗：《他们的花园》《人与时》，这两首诗的手稿不是鲁迅所亲笔撰写，而是周作人摘抄的。鲁迅写的初稿，周作人帮他誊写了一遍，然后鲁迅签了一个“唐俟”的名，这源自周作人的手记。当时弟兄两个关系非常亲密，你帮我抄，我帮你改。但是后来弟兄失和，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