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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免费算命 宝宝起名 2022-04-13 3 0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那些与勇气有关的故事依旧在岁月里闪光;那些伤痛和牺牲会被人们永久铭记。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新型冠状病毒仍旧在全国肆虐。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月2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3284例(其中重症病例1147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0659例,累计死亡病例234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6288例。

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倒随后的专家组调查、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这一切都像极了17年前的那场非典。

据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介绍: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中发现的SARS相关病毒有87.1%的相似度。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研究员给出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SARS相关冠状病毒。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重新回望17年前,中国人与非典的那场殊死搏斗,就会发现它留下了太多启示、太多回忆。

那些与勇气有关的故事依旧在岁月里闪光;那些伤痛和牺牲仍被人们永久铭记。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高烧近40度、咳嗽到几乎无法说话、呼吸困难、肺部出现感染。

2002年12月15日,36岁的黄杏初,被乡镇医院紧急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接诊的医生叶钧强,对他的病情作出上述诊断记录。

黄杏初在深圳一家酒楼工作,10天前,他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没有力气。他以为自己得了感冒,睡一觉就好了。

但奇怪的是,他吃了几天感冒药,在乡镇医院输了液,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甚至逐渐恶化。

送到河源人民医院急诊室时,平时身强体壮的他,只能在家人的搀扶下勉强走动。

退烧药、抗生素……叶钧强用多种手段治疗之后,黄杏初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更为奇怪的是,叶钧强一直无法查出黄杏初的病原。

为了不耽误病人的治疗,叶钧强建议将他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

接诊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黄文杰博士回忆:送来时,黄杏初已经呼吸衰竭,X光显示肺部大片感染,出现“白肺”,生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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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杏初(左一)

叶钧强将黄杏初送往广州后,连夜返回河源,到家时已经凌晨3点。

没睡几个小时,他随即起床上班。正值广东流感季,医院内大量病人需要他治疗。

早上上班不久,他又发现一位与黄杏初相同症状的患者。经过交流后,这位郭姓患者并不认识黄杏初,也没有接触史。

年轻的叶钧强觉得奇怪,向他的同事、呼吸科年过花甲的谢教授请教,对方表示也不清楚。

当晚,谢教授返回家中后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一位同学取得联系,随后决定将病人送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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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钧强

二次赴广州回来后,叶钧强发现自己也开始出现全身无力、高烧、咳嗽的症状。

连同和他一起患病的,还有最初接触过黄杏初的11名医护人员。河源市紧急将情况上报给广东省卫生厅。

随后,卫生厅派出包括黄文杰在内的5位传染病专家前往河源。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他们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不知道发病原因、没有采到病原体、得到的唯一结论为:这可能是一种病毒性肺炎,具有传染性。

而那时,医院没有再出现新增病例,“大家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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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杰

没有过去的,是来自当地民间的传言。而且这种传言随着医护人员患病愈演愈烈。

流传最凶的说法是:河源发生一种怪病,潜伏期很短,一天发病,无药可治。一旦患病,很快就会呼吸衰竭而死。

同时,“怪病”传染性极强,与病人打个照面、同乘一辆公交车都会患病。

流言的疯传,致使河源市人民开始在药店排起长队,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物。

甚至就连寻常的醋和板蓝根冲剂,因为传言能够抑制病毒,都要托人情才能买到。

还有盐,传言它可以抵抗疾病,两天的时间,盐的销量足足提高了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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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抢盐的人们

到了2003年年初,疫情的消息不断传出,“怪病”在民间越传越凶,疾病的蔓延也越来越快。

河源之外的广州、顺德、江门、中山等城市,相继出现“怪病”患者,其中62.9%找不到直接传染源。

截至2003年1月20日,疫情最重的中山市,确诊了28例相同病情的患者。

第二天,省卫生厅组织多位专家再次前往调研。

1月21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正在中山市出差,听到情况后,他立即参加了专家组的会诊调查。

随后1月22日,汇集多方意见,他和相关工作人员很快完成《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怪病”诊断、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和治疗原则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专家正式提出“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

黄杏初为中国上报的第一例非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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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在一线治疗非典病人

此时,距离春节,仅有不到10天。

春节,中国最大的节日,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季节性流动狂潮。而广东又是这一狂潮最大的参与者之一。

成百上千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广东,并在年后返回广东,如同北雁南归。

因此伴随着一个个归乡游子上路的,不仅是沉重的行李,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典”病毒。

2003年的那个春节,也就成了病毒疯狂的“蔓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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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运开始紧张有序地进行时,在广州省的各大医院里,护士和医生也乱作一团。

2003年2月15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正在商场给年仅8岁的儿子买衣服,突然接到通知,让她火速回到医院,筹备“非典病区”。

当天是星期六,而上级通知,下周一就会有大批患者入住。

非典病区的选址,是医院一座原本打算废弃的旧楼。病人入住前,医护人员要完成大到病床、 呼吸机,小到一个针头、一瓶药的搬运。并且病房都要全部清洁完成。

而时间仅剩36个小时。

几乎36个小时不眠不休,他们在周一清晨,完成了这项任务。等到病人开始陆续入住时,领导在楼下喊护士运送病人,但十几个护士一直没有走出大楼。

张积慧很着急,她气冲冲地走上楼,发现十几个护士全部累倒在地,无法站立。

更令她们绝望的是,当病人最终完成入住之后,经过问询,他们发现,近百名患者全部为中山市医务人员。

据病人介绍,其中最为严重的广东省中山市中山三院,一个病区的几乎所有医护人员全部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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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积慧

即便广东省的疫情已经严峻到此,但可惜的是,当时城市和城市之间、省份和省份之间的疫情通报机制,并没有公开。

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了非典可乘之机。

2003年春节刚过,一位27岁的山西女商人,即将前往广东多地出差。临出发前,她隐约听说广东“怪病”的传闻。

她打电话给广东同行询问,对方却满怀信心地告诉她:“都是谣言,不要相信。”随后她欣然前往。

但2月22日,在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上,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她的体温已经高达38.8摄氏度。

随后她来到北京301医院就诊,成为北京市第一例上报非典患者。

接诊她的大夫,是当时北京301医院的年轻医师佘丹阳。据他介绍,病人主动向他讲述自己曾经去过广州,会不会得了传说中的广州肺炎。

佘丹阳询问对方,在山西治病期间吃过什么药后,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都是好药,最先进的抗生素,但为何治疗这么长时间,几乎毫无效果?”他在心里暗暗发问。

随后几天,患者的父亲和母亲也被送到北京301医院,三者症状完全相同。不久之后301医院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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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01医院

2月21日,广州退休教授刘剑伦出席香港亲属婚礼,将非典传染给与他同行的7名旅客,随后造成后来香港非典的大爆发。

最终香港非典患病人数多达1755例,死亡300人。刘剑伦也因为非典在3月4日不治去世。

2003年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感染非典。之后河内当地医院的多名医疗人员患病。

非典蔓延到东南亚多国。

时间悄无声息地来到当年3月份,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各地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非典病人。

越是人口流动多的城市,越是非典攻击的重点。

但遗憾的是,一直到这时,人们仍未搞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病。

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它的传染方式是什么?治疗方式是什么?人们一无所知。

而非典也利用这种未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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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的香港

甚至当年3月,病人是否身患非典,仍没有试剂盒。所有的标准仅限于:发烧、白细胞低、肺部有片状白色阴影、附有喘咳的症状、抗生素无效。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为:是否接触过非典病人。

这一粗糙的标准,在当时存在相当大的漏洞。

在北京,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太太,前往北京朝阳医院就诊。她的症状基本符合非典判断标准。但她却一口否认,自己有接触非典病人史。

因为没有确诊非典,这位老太太始终没有引起医生的关注。一直到病情恶化后,她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因为非典去世。

出于担心、怕医护人员不救她,她隐瞒了自己的接触史。而这种隐瞒却是致命的。

当天,朝阳医院所有值班医生隔离,最终造成10余名医生护士和病房内患者感染非典。

无论如何,由于恐慌或者未知,防护措施不到位,到了2003年4月份,非典开始在全国范围逐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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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例病患黄杏初出现三个月后,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首次公开广州非典型肺炎的情况。

据新闻发言人介绍:自2002年底,广东部分地区相继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截至2003年2月11日,广州一共发现100多例该病病例。

这一新闻发布会也预示着,非典的警报声,终于在广州城市上空响起。

然而正在广州非典疫情的爆发期,2003年2月18日晚,近2万名观众聚集到广州天河体育场,观看罗大佑广州演唱会。

演唱会中途,罗大佑用一贯沧桑的声音说:

“今年是羊年,在羊城举办这次演唱会,对我意义非凡。受诸多因素影响,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唱会,大家能来看,表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当晚,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个消息:在来自广东的非典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发现了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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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病原体 模拟图

但针对这一消息,在一线治病救人的钟南山似乎有点不高兴。

一位在《南方日报》任职的记者坦白,当天晚上,钟南山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反驳了衣原体的消息。

在早期的诊断过程中,钟南山用治疗衣原体的方法,已经治过这个病,根本不起作用。

他绝对可以肯定,非典的致病原因绝非衣原体。

如果按照当时“衣原体”为致病原因,患病病人应当首先使用抗生素治疗。它能有效地抑制和杀灭感染人体的病菌。

而如果致病原因为病毒,那么抗生素对非典的治疗作用不大。治疗病毒感染相对更加更困难。

二者不仅存在治疗方式上的不同,同时在防疫措施上也有不同。如果确认是致病原因是病毒,那么最直接的预防措施是隔离。

当时《南方日报》顶着多方压力,最终发布文章,将广东多方专家的意见写了进去。

最终经过再次多方专家会谈,得出结论,非典的致病原因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

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钟南山:“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

而他却反驳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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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

非典的致病原因得到最终确认,但针对治疗方式,多方专家仍旧陷入争执。

在当初那份《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第四部分,钟南山为首的专家提出“严重病人可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的治疗方式。

当时医疗界普遍认为,使用激素之后会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最典型的表现为虚胖、肺部纤维化、甚至股骨头坏死。

但当真正应用在治疗过程中时,医生们发现,一旦使用激素,肺部的炎症很快见好,病人缺氧症状马上得到改善。

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皮质激素似乎成为重症患者唯一的解药。

钟南山对此看法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科学的态度是看利大还是弊大。使用激素确实存在着弊端,但现在病人生命危险,我们只能先救命。

问题在于慎用激素,严格地把握剂量,不可乱用。

最终实践证明,皮质激素挽救了不少非典患者的生命,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激素的不当使用,出现了当初钟南山预言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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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典病人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也就是一种变异冠状病毒。同时将它命名为“SARS”。

多年以后,流行病学家发现,“SARS”病毒的宿主,是一种叫做中华菊头蝠的生物,它体内的病毒感染给南方一种野生动物果子狸。后者成为SARS冠状病毒(SARS-CoV)传染给人的中间宿主。

而果子狸,是当时广东颇有名气的一道菜。被称为山珍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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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的北京,迎春花已经开在枝头,寒气退去,春意正盛,天坛公园里的树木开始泛青。

但此时,无论是天安门广场、还是长安街、故宫、天坛、长城等以往游客攒动的地方,在2003年的春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

原因是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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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期的北京火车站

此时,从广东蔓延到全国的非典逐渐加重。

2月23日,广东省中山二院急救车司机范信德不幸因非典去世,是全国第一位殉职的公务人员。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范信德替同事值班,运送一位重症病人到中山三院。

医院通知说病人有一定的传染性,并且为他准备了三个口罩。范信德穿好制服,戴好口罩,完成任务后返回。

当晚11点45分,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清楚地记得,范信德将车开回医院之后,脱下制服、手套、口罩说:“这病传染,我得好好洗洗车,免得把别人传染了。”

因为当时病人一路呕吐,车上全是呕吐物。范信德洗得很仔细,甚至拆下车上的坐垫,换下座椅套等。

但他不知道,自己接触的这名重症患者,是日后被人们称为“毒王”的周姓患者。随后的转院过程中,他又相继传染多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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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信德被追认为烈士

不止广州,北京很快也出现诸位“毒王”。

3月16日,一位前往东直门医院求诊的李姓老人一共传染73 人,其中下传第一代即有27人。

并且因她传染非典而死的人中,有一位是病人主治医生的妻子,后者因为前来医院给丈夫送饭被传染。

生命的最后关头,她给同样感染非典的丈夫写到:

“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3月25日晚上,出租车司机王某来到三里屯附近的北京武警总队医院就诊,随后被确诊为非典。

3天后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出现一批医护人员感染,其中内二科主任医生李晓红,于2003年4月26日凌晨,在北京302医院病重去世。

她成为北京第一个因抗击非典而以身殉职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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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

非典袭击各大城市,是一场全方位的突袭。

到了2003年4月12日,疫情逐渐加重,各种民间谣言四处流传,人心惶惶。

那一天,广东呼吸疾病研究院召开发布会,钟南山认为:摸不清楚状况的人们如果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疫情将会更加控制不住。

发言结束后,有记者站起来追问:“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已经得到控制?”

这本应是一场“谨慎发言”的发布会,但钟南山没忍住,厉声回答道:

“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此话一说出口,举国哗然。但又像黑暗夜里,有人点燃火把,照出一道亮光,炸开方向。

那一年,钟南山已经67岁。没有人知道,这次发布会前一天,他回乡祭祖,在父亲的坟前沉默许久,然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上,向公众说出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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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0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公开信息显示,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

北京确诊病例的新数字是5天前官方数字的近30倍。

其中不为人所知的是,为了弄清楚究竟多少人得了非典,卫生部的专人在一个周的时间内,走访北京175家医院,逐个核对调查,最终才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

即便面对的问题十分艰巨且复杂,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4月20日的转折之后,疫情较重的北京,开始了一场和非典的正面较量。

首当其中的是隔离制度。北京市开通10条非典热线。一旦发现自己可能患有非典,需立即拨打电话呼救,会有救护车将患者送往医院。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党委书记汤旗介绍,一天的时间,他们接到的电话多达7000个,是平时北京120接通量的20倍。

还有,北京市政府指定6家医院为非典医院,将北京所有患者转移到这几家医院集中隔离治疗。

为了防止新增病例的持续提升,一旦有非典病人确诊之后,马上就有流行病学的专家,调查与他有过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当天就会有人前往这些人的家中,采取隔离措施。

同时,在北京多地,社区和村庄也被动员起来。人们相继开始自我隔离小区和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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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4月27日,北京开始全面建设非典患者社会救助机制,暂停北京所有娱乐场所经营,并开始每天公布疫情。

截至4月27日,北京累计收治非典患者2474例,确诊1199例,死亡59例。病人迅速将6大医院占满。

为了缓解这一情况,早在5天前,北京市政府已经有了预见性。

2003年4月22日,北京召开防治非典的联席会议,会上多位专家建议,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将所有病人隔离在小汤山医院集中治疗,是抗击非典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措施。

而就在讨论完小汤山医院的建设之后,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过于惨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从这时开始,作为非典疫情最重的北京,将焦点全部转移到了小汤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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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山卫星地图

从一开始,小汤山医院就没有按照一座完整的医院来设计。从某种意义上,它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两个:防疫和治疗。

2003年4月22日晚上10点,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住总、城乡、市政、建工和城建等部门的负责人,齐聚北京市建委会议室开会。

随后时任市建委主任的刘永富公布了市委的决定:30号晚上10点前,修建一所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同时能够保障1400名医务人员的居住。

听到消息后,所有人为之震惊。通常,建设一所相同规模的传染病医院所需要的时间是2年,而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7天。

准确地说,从散会到交付使用,时间只有186个小时。

来不及思考,他们投入到紧张的建设中。

次日清晨,当中建一局40多人带着58个活动板房抵达小汤山现场时,他们当场傻了眼:总面积68亩的工地上人山人海。

等到晚上,参与施工的人数超过了4000人,数百台挖掘机设备集体开动。

小汤山医院副院长邓传福提起当年说:

“没有施工图纸,就请设计院的专家到现场边施工边设计,就连ICU病房都是我们在地面上用树枝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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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小汤山医院施工现场

让工程顺利如约推进的,是当时7000多名工人。

一位叫李爱华的工人回忆:“现场感觉就是活很紧,人很疲劳,机器声和人声混杂在一起,很嘈杂,说话都得吼。”

4月28日,一位叫做赵志刚的工人,累到实在不能动,抱着被子找地方睡觉,不小心一脚踏空跌进沟里,居然在沟里顺势睡着了。

北京六建总经理助理郝建华回忆,他从23号中午到30号整整7天的时间,一下没闭眼。

每次开会,他都把腿肚子露出来,贴到冰凉的水泥地上,才能保证自己不睡着。

“过去说民工干,现在没有民工,所有人能动的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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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小汤山医院

4月29日晚21时,7000人6天6夜的奋战,小汤山医院大体成型。

尚未上任的小汤山医院院长张雁灵前来视察,踏进水坑和泥泞,喊来施工单位主要领导说:

“摆在小汤山医院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此时外面大雨倾盆,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

2003年4月30日下午6点,在所有设备调试安装完毕后,随着驻守军方戒严令的发出,所有施工工人全部撤出工地,军方正式接管。

至此,中国人与非典的战斗,开始进入反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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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小汤山施工工地白天黑夜人声鼎沸的时候,很多医务人员,也做好了立即奔赴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准备。

关于人员的选拔标准,除了专业要求之外,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很多医生回忆,听到自己即将奔赴小汤山医院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万一回不来怎么办?”

但即便冒着死亡的危险,1400名医护人员还是在4月30日傍晚,第一时间进驻小汤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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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山时期,医生和患者合影

他们中,有的医生在走进隔离病房之前,将自己藏的一点点私房钱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有的医生将自己的老母亲送到朋友家;

一位妈妈在走进隔离病房前, 写下遗书: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希望自己母亲能够将自己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

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护士,本来打算4月份结婚。但因为非典的爆发,她不得不停下,前往小汤山医院。

整整将近2个月的时间,她没有见到自己未婚夫一面。

当时在非典病人病房里,一位记者采访一位护士长:“您知道有(被传染)这种可能,为什么还要报名来?”

那位护士长沉默几秒后,给出了非常简答的回答:

“因为病人需要我去治疗,我想我能够去做。如果我们都不来了,病人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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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非典病人

5月1日晚23点,680名北京各大医院的非典患者被紧急转运到北京小汤山医院,转运的过程秘密而谨慎。

但在当时,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很多都不相信这是快速建成的医院。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恐惧像病毒一样,需要慢慢散去。

病人进入以后,在这工作的医护人员,被严格管理进出。所有人身穿3层隔离衣,一旦进入不能轻易出来,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能喝水、上厕所。

当时5月的北京,气温已经升高到将近30度,厚厚的衣服和口罩,在医生走出病房时,常常最里面的一层被汗水沁透。

很多医护人员在其中白天黑夜颠倒,同时还要照顾到病人情绪,安抚他们受伤的身体和心灵。

时间流逝,没有人知道,与非典的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两个月?一年?

最终院长张雁灵给出的答案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的传播,估计两个月后,患者数量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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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北京在与非典展开殊死搏斗,病情爆发地广东,也开始了与非典的决战。

3月17日,广东省累计报告病例突破了1000例。各大医院也开始筹备建设专属的非典隔离病房。

当年4月,是广东非典最为严酷的时段,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累倒。

最危难的时候,钟南山说出了那句至今仍被铭记的话: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经媒体报道之后,源源不断的病人被送到钟南山这里,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钟南山叮嘱所有医务人员: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尽全力保证不能前脚送来,后脚就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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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动员大会

在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中,钟南山身边很多同事和爱徒倒了下去,他非常难过,却也激起他的斗志。前路凶险,年过六旬的他负重前行。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牵头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治疗时间。

这套方案很快被全国的医院采用,成为通用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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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病人和家属

多年以后,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采访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时,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深圳这个城市能成为抗非典的“特区”。

于幼军回答:我们的远红外测温仪立了大功。

在非典防治期间,深圳一家高新科技公司,发明了一种检测发烧的远红外测温仪。

用远红外测温仪发射的红外光,照射人的额头,能够快速检测出人的体温。

这一利器,在5月份迅速生产运往全国,开始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等场所,用于对人群的体温审查。

一定程度上,这一措施大大控制了非典后期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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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时用红外测温仪测量体温

小汤山医院投入使用29天后,在各级部门严防死守下,2003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

北京的非典疫情在此时得到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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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山医院后期的病人

同时在广州,非典病人数量也不再增长,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被治愈走出隔离病区。

而那时,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随手写在病历背面的日记,经过媒体报道开始走红全国。

其中一首小诗写到:

灿烂的昨天,

如彩霞满天的黄昏,

渐渐淡去,

静静地,不留痕迹。

珍惜这段难忘的快乐时光,

把悲伤轻轻地抹去,

这一刻的光辉永记心中。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2003年6月20日10时05分,经过漫长的50天,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走出小汤山医院。

此时,距离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治疗病人,只过去50天。

50天的时间,小汤山非典医院共计收治680名病人,最终有672人康复出院。而参与治疗和护理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

张雁灵当初说的第三条路,在所有人的努力下,顺利走了出来。

3天后的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北京街头恢复了以往的人头攒动。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激动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北京真牛!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本次非典过程基本结束。

相比于战胜病毒,人类更需要战胜自己的口腹之欲,战胜自己在食物链中日益膨胀的狂徒心态。

人类更需要思考的,是从已发生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学会与这个高深莫测的世界和谐相处。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以飞快速度进步。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主任冯志坚说,“非典使中国医疗卫生系统蓬勃发展起来。”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先后投入257亿元人民币,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

2006年,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全国95%以上面积的区域。

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抵御了禽流感、甲型H1N1病毒、非洲埃博拉病毒等多种疾病的入侵,一批又一批的医生、科研人员,前赴后继地提升中国医疗水平。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非典纪念邮票

纵观整个历史,人类和疾病的战争一直存在。

从第一次大规模流行传染病霍乱、到欧洲的鼠疫、清朝的天花、建国后的麻风病,一直到17年前的非典。每一次都有无数人被夺走生命。

伴随其发生的是,人们发明了抗生素,饮用经过消毒和灭菌的自来水,以此抑制细菌感染的风险。

针对病毒性疾病,人们发明了疫苗,彻底杜绝天花、麻风病等疾病的发生。

人类在进步,但病毒同样如此。即便医疗条件先进的当下,仍旧有太多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疾病,我们无法彻底治愈。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1999年,美国医学专栏作家皮特·布鲁克史密斯,写出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灾难》。

它的副标题为: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

他用几十万字的篇幅,分析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被称其为有可能引发“瘟疫”的事实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一个瘟疫流行的时代是否会卷土重来?这实在是一个人类必须正视的大事。”

关于病毒防治的历史和科普讲座

如今,新型冠状疾病仍旧在全国肆虐,每天都有新增病例、死亡病例。

但这一次,我们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内清楚了病毒的结构、致病原因、传染机制。并几乎在最快的时间内,采取了果断措施,治疗、隔离病人。

从正月初一到如今,全国基本实现了村、社区的隔离。这在历史上,是从没有国家做到的事情。

同时,我们用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的建设,目前在筹备和使用中的,还有几座方舵医院。

相较于17年前,这一次我们快了太多太多,也清晰了太多太多。

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当病毒再一次扑面袭来,面对已知的风险,仍旧有无数人,前赴后继奔赴武汉;无数人捐出一生的积蓄;大批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武汉。

当灾难发生时,无数医生像17年前那样,写下《请战书》,再一次站到疾病的面前。从全国各地集合完成的救援队伍,分批次奔赴武汉。

17年前,中国人是怎样战胜非典的?

5000年不曾间断的文明,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始终拥有一种不可思议地团结和敢于挑战一切的勇气。

文章最后,希望此次疫情之后,人类能够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铭记每一位舍身救人的医护人员,每一位走向病毒的逆行者,铭记每一滴血和泪的代价。

从此之后,善待这片土地,善待每一个动物,善待每一个生命,善待身边每一个与你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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