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米，找万里。”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至今仍然被念起。

回顾新中国成立这7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解决了近1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万里在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不久的1977年，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革委会主任，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破天荒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序推进中国农村改革。

1980年4月，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还兼任国家农委主任，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开展。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曾称万里是“农村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总工程师”。

1980年9月，万里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1987年的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他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被称为“改革第一闯将”。1988年，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他积极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

“老爷子将一辈子的心血都留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法制建设上，两袖清风，到最后什么财产也没有留下。”近日，万里长子万伯翱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父亲经常告诫自己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不要去争当什么官位。

万伯翱生于1943年，是共和国成长的见证人。他习惯称父亲万里为“老爷子”。

谈反腐

“父亲生前对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很赞成”

新京报：当前我们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万里曾指出，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他生前是如何看待反腐的？

万伯翱：他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父亲曾说，“反对腐败，要提高到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我们党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资格领导现代化。我们党是执政党，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把监督工作抓到底”。

父亲生前对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很赞成。我认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也是毛主席生前一再教导过的。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主题教育中的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万伯翱：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决反对。父亲一直信奉毛泽东的那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无论是担任铁道部长还是推进安徽农业改革，以及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强调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调研。我记得担任铁道部长和后来担任中央领导后，好几次春节、中秋节等，他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说，父亲时刻按照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反对那种“一大群人簇拥”，“真正的老百姓到不了跟前，听到的都是那些‘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的官僚主义做派，强调“对于官僚主义作风，要敢于碰硬，敢于批评，带头克服”。

谈农村改革

“他经常感叹，对农民不要管得太紧了”

万里在安徽调研

新京报：“要吃米，找万里”这段民谣至今老百姓还记得。当时，复出后的万里为何坚持搞农村改革？

万伯翱：“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并通过毛泽东、周周恩来同意父亲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竟然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中外称为“正点部长”。

1977年夏，老爷子原本被分配到湖北工作，临行前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安排父亲转而赴任安徽。他主政安徽时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他喜欢到基层调研，主政安徽之后的第一个月，即行走“万里”。有一次他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上饺子。老爷子看到后就流着泪说，从1921年建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人民还这么贫困，我们对不起他们。他说，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呀。

经过三个月调查研究，安徽出台了震惊全国的“省委六条”，其中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新京报：当时争议很大，压力也很大，万里是如何顶住压力坚持下来的？

万伯翱：安徽“省委六条”实际上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引发了部分人不满。

但他不为所动，“只要群众能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还有的拿着《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去质询父亲，但他说：评论文章嘛，大家都可以发表，但到了秋天评论员会管收粮食管你吃饭吗？

在父亲的强力推动下，包产到户于1978年年底在安徽最穷的凤阳县小岗村正式实施，最终邓小平力排众议，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邓小平曾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后来在中南海，老爷子还动员我母亲、孩子们和警卫炊事人员自己开垦了住宅旁边的一块儿荒地，种的菜吃不完，就送给邻居胡耀邦、李瑞环等。他经常感叹，对农民不要管得太紧了，给一点自由他们就好活多了。

谈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必须一直坚持下去”

新京报：万里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

万伯翱：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1986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父亲发表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引发党内外很大反响。我曾听父亲在中南海家里说，“我今天很高兴，这个讲话稿已经改了五遍，这篇文章我现在算满意了。”后来报送中央政治局传阅都同意了，小平同志还作了批示。

邓小平南巡讲话，结束了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争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父亲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后来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其实，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都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问题？

万伯翱：我记得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另一位是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在深圳，我陪父亲去了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手持一束鲜花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

邓小平曾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去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我也认为，改革开放一定要一直坚持下去，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会幸福。

父亲一生中，接触比较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他学习周恩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关怀人民无微不至；也学习邓小平大胆改革、敢于承担的精神，在工作上大刀阔斧，对既定目标坚定不移、百折不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工作方法、人格魄力等，都对父亲产生了很多影响。

新京报：前一段时间你还去了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参加纪念活动？

万伯翱：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5周年。当天，广安市在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举行纪念活动，市里和驻京办专门邀请邓小平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张宝忠中将还有我参加，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小平故里。小平和我父亲一样，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就再没回去过。

新京报：你们两家现在联系的多吗？

万伯翱：我和毛毛（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平时联系的多一些，有时会一起参加一些活动。

谈新中国成立印象

“新中国成立20多天，随刘邓大军挺进了大西南”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那年，你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吗？

万伯翱：那年我才6岁吧。1949年3月，父亲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部大队参谋长，4月就随大军解放南京，先后任南京军管会财委会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新中国成立那天，我们都在南京，这也是父亲去的第一个大城市。但才过了20多天，父亲就随刘邓大军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挺进了大西南，1949年12月进入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

新京报：在重庆待了多久？

万伯翱：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刘邓大军到重庆后，我们这些“二野”子弟，也随大军到了山城，进入了西南重庆军政人民小学，从马背上下来重新读小学一年级。这也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凭借勇气和学识带领教职员工和警卫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党政军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了战后重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她担任校长，她的大儿子邓朴方和大女儿邓林、贺龙的独生儿子贺鹏飞以及王维舟的儿子，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也一直都是好朋友。

那个年纪我经常捣乱、打架、贪玩，真是野战军的野孩子呢。记得一个晚上，我和朴方都睡不着，就交流起“抓蛐蛐”、“掏麻雀窝”的经验。结果被半夜查铺的生活老师发现了，第二天面对卓琳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她。卓琳校长对我和朴方都进行了严肃而又耐心的“批评教育”，犯了同样的错误，朴方受到的批评却比我严厉得多，卓校长还找我父亲谈了话呢。

卓琳校长对自己儿女的管教相当严格。她常说：“一定要敢于拿自己的孩子‘开刀’，才能管住其他孩子！”她治校严格，让我们学习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对自己的孩子从不搞特殊，她身兼政治、数学、音乐等许多课。

谈“十大建筑”建设

“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人民大会堂”

新京报：现在国家重大会议，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从1958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到现在也60年了，质量很好。

万伯翱：父亲1953年元月被中央调入北京，和陈正人同志一起组建建筑工程部,后任国务院的城建总局局长，1956年任城建部首任部长。1958年，父亲又奉中央之令任北京第一副市长（彭真任第一书记兼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总理（总理任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

新京报：“人民大会堂”的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

万伯翱：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主席视察大会堂，巡视了所有大礼堂、小礼堂和能容纳5000人同时就餐的大宴会厅等。这时，父亲请毛主席给大会堂定个名字，毛主席问:“你们现在叫什么呢?”父亲忙回答:“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还有的人称‘人民宫’……”主席稍一沉思说:“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这个名字就叫到了今天。当时父亲也紧张地忘记了准备文房四宝请主席亲书，后来朱老总题了字，一直用到了今天。

次日，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我刚看过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学问呢，北京有个市委书记姓万名里，他不简单呀，一天就走一万里呀！真是大跃进！你们可以请他作个报告，哪怕一小时也好。”遵从指示，父亲很快给这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作了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报告，不多不少整整60分钟。

也是在建“十大建筑”的过程中，父亲发现了李瑞环、张百发等人才，他们以师徒相称。“文革”开始后，父亲被多次游街批斗，很快失去了自由。1967年除夕之夜，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万里大会，李瑞环、张百发、时传祥三位工人劳模朋友陪斗。他曾感慨，“就这次批斗我最高兴，说明我还有群众，还有三位师傅朋友呢。”

谈父亲影响

“要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新京报：在你的一生中，父亲经常教育你的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962年我上过高中后，他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不过他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型农民，“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又让妈妈给了15块钱和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刘少奇主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很快融入了河南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我下乡锻炼的事，周总理在首都应届大学生和高中学生毕业以及外国留学生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了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在乡下，我一待就是十个春秋，父亲给我写了20多封信，鼓励我要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提高各方面的本事。我也基本达到了父亲的期望，参加劳动、不停读书，丰富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我后来当了中国体育杂志社的总编兼社长，加入了中国作协，出席了四次全国作协代表大会。

万里给万伯翱写的一封信

新京报：你认为，父亲万里给你留下了哪些遗产？

万伯翱：1993年3月，从政近60年的父亲从领导岗位上毅然决然要求退下来后，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主义”：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这给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很大影响。

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活到百岁，两袖清风，除了一屋子的书，没有汽车和房产，也没有多少存款，一辈子没有用过保险箱，也没有用过任何外币和金银财宝。

他曾说，存钱有什么用呢？你们都能自力更生了，要尽量把大家的伙食搞好，身体健康最重要。他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永远用不完的宝贵的精神财产，要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