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

王刚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年，对于我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而言，这场变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其实就是八个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那之后我们获得了又一次解放，才能够走到今天。眼看着我们的共和国就要到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了，我今年也是70周岁，难免有很多感慨。我祝福祖国继续繁荣昌盛，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真希望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看到我们的民族走向更大的辉煌。”

——演员王刚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根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我是在长春长大的

我出生在1948年的12月22日，生在锦州，长在长春。所以我的小名是“小宝儿”，大名是“冬至”，到了幼儿园的时候，爸妈才将我改名“王刚”。

“小东北”九岁留影

1948年辽沈战役，先解放的就是锦州。锦州历来是咽喉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打仗那会儿我还在母亲肚子里，一家人整日躲在防空洞里。当年深秋“八路”（老百姓如是称呼东北民主联军）围长春，家里的亲戚后来给我们讲当时饿的，什么都能吃，什么都敢吃，还发生了国军与民争食，甚至易子而食的惨剧……1951年春，我们一家人就去了长春。所以我对我的出生地锦州实在印象不深，只听爸妈说，我就生在一座古塔底下附近。

上世纪80年代 “文化寻根”热，当时我在沈阳军区，有次去锦州演出，还专门去探访了一下，倒是找到了出生时那栋老房子。对故乡的记忆，还有爷爷当时在北镇（现改名北宁市），那里是回、满族相对聚居的地方。之于北镇，我的印象是那里的城墙，小时候曾在上面可劲儿撒欢。

我是在长春长大的。对于长春人来讲，骄傲的起码有两点：一是“一汽”，再有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厂当时翻译苏联影片比较多，1950年代翻译进来的片子，最初配音还带着东北味儿，很有乡土气息。因为长在教师家庭，我记得从小就说普通话，反倒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赵本山小品风靡全国后，东北话才慢慢又（在东北）说开了。当年刚来北京的时候，亲戚朋友都好奇我怎么没有东北口音？这么多年了，只让他们抓住过一点，就是我说“取”东西，不说“取”去，说“qiǔ”去（大笑）。

我记得建国初有罗马尼亚外宾写过一篇赞颂长春之美的文章，开头就夸长春是一座“森林中的城市”，当年长春的城市绿化面积就是30%多。“文革”时大串联，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回过头来更觉得家乡可爱。但近二三十年来，整个东北发展的步子是慢下来了，包括思想观念，我现在回去和老同学、老朋友聊天，言谈间就能发现一些端倪。

1973年冬，摄于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

毛主席救了我

我有本自传，书名叫《我本痴顽》。小时候是真挺调皮、顽劣的，幼儿园时老师给我“操行评语”里就写了“聪明、主观、好动”，瞧，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就挺“主观”了。到了小学，喜欢做恶作剧的毛病继续升级，最严重的一次是差点把学校教学楼点着！其实，论学习成绩，我一直都还可以，经常考试第一个交卷。那次倒霉就倒霉在交完卷闲的，偷偷地爬到教室的木地板下面，下面空间很大，用来放暖气管道的。下去以后我就点了一根蜡烛照明，结果没走多远，蜡烛掉在了积存的废纸上，然后就起火了。当时就听到头顶上桌椅响动，上面乱成了一锅粥……火灾是控制住了，但我却被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之后就受到了大家的孤立。

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没有人聊天说话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我开始逃学。那时长春桃源路有点像北京天桥，干什么的都有，还有一座胜利剧场，连台本戏上演过《狸猫换太子》。一次逃学是因为剧场旁边的解放电影院放印度电影《流浪者》，电影火歌儿也红，《拉兹之歌》里唱到“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就是我那时的境况嘛。当年还有本苏联儿童小说《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小主人公不满现实环境离家出走，还储藏食物，憧憬未来……想要离家出走的情结，后来我发现不同年代的孩子们都有。

空虚寂寞之极，人总要找点慰藉，或者想把满腹委屈倾诉给值得信任和崇敬的人。我胆大包天，就在于当时想倾诉的对象，是毛主席。信的详细内容我现在记不清了，大概表达了希望像他老人家一样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的豪情。附信我还画了两幅水彩画。这些都办完，我突然意识到地址该怎么写呢？最后干脆写上“北京 毛主席收。”这封信我是看着邮递员取走才作罢，这事我谁也没言语，说了人家也不会信啊！回到家慢慢也就淡忘了。当时我在学校的情形岌岌可危，校方已经委婉通知了父母，给孩子转学吧，比背个开除的名声好听。

1959年7月6号，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学校的老师一反常态，教导主任也对我笑，被领到校长那儿，他还是先冲我笑，他们真把我给笑毛了，脑子里全是看戏得来的情形：犯人临行前，总要被管一顿好饭，看到久违的笑脸……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大信封，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我就知道，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回信了！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里面一张信笺：

王刚小朋友：

你六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寄给毛主席的图画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的相片一张，请留做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王刚的复信：信封、信笺以及附送毛主席相片一张

这封中办回信给我带来了戏剧性的“转运”，被边缘化的“坏学生”，由此重新融入主流，成为一个好孩子。我还被请到校广播站小播音间亲自广播这则“喜讯”，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喇叭里讲话”，算是播音生涯的起步。

1959年之于我是“大幸”，也是共和国十周年大庆。十月一号当天，我们男生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女生穿红毛衣，拿着纸花儿去游行。十月的东北天儿已经开始冷了，晚上看焰火表演，我是穿着“皮猴儿”去的。看焰火的印象也特别深，首先是全程仰着脸，第二天脖子酸疼；其次是因为离得近，焰火礼花就在头顶上爆炸，散开的碎屑落了一脸，回到家鼻子里还是火药燃过的味道。

不能不说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很多人生际遇之于我都是事发偶然，结果却出人意表。那次校园广播之后，我就喜欢上了播音。“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看贺敬之诗选，喜欢他抒情的笔调，那个年代用这种笔调写作的人很少。恰好家里也有了录音机，我就朗诵《桂林山水歌》自己录。偶然被在沈阳广播电台工作的亲戚听到了，起初他还不信是我的声音，那我就当着面朗诵一遍。由此我的声音开始正式出现在电波中，除了诗歌散文，还有电影录音剪辑，再后来我也录了不少“伤痕文学”的小说。

“文革”结束后，中央电台播出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是《牛虻》，这也是我在中央台播的第一部长篇。第一次进中央台当然激动了，就是现如今广电总局那个大厦，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觉得空空荡荡的，脚步声都带着回音。到了录播间，那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我的声音就要向全国播出了！当时我那一段儿大概也就28分钟左右，我录了将近28分钟，没有停机，一个磕绊儿都没有。当时编辑在外面冲我伸大拇哥，他很纳闷我怎么做到连翻纸的声音都没有——这是个诀窍，你把下一页前几句话要事先记下来，翻页的时候不停顿，连贯的人声就遮住了翻页声。

在电台录制长篇小说

提到我的广播生涯，就不能不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书是1982年录的，原著是鞍山老作家陈玙的长篇小说。小说75万字，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拿到的只是大样。广播节目不等人，就得先说起来。《夜幕下的哈尔滨》是一部现代小说，可读性强，我在保留原著文学性的基础上，效法传统评书设置悬念“扣子”的手法，对小说情节做了“推前错后”的分段，每段结尾时一定要留下类似“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那时候还时兴挂历，我每天下午去台里录音，好几部作品，前前后后录了148天——我记得很清楚，录的时候演播稿散得满地都是，晚上回到家撕掉一页日历，内心很充实。

当年我还在沈阳军区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录小说纯粹是业余爱好。但就是业余爱好让我火了，据说播出后全国有108家电台复播，不管是车站还是码头，走到哪都能听到我播的桥段。后来和陈玙先生见面，他告诉我说小说才印了10万册，但知道《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少说有几千万人——再后来，我知道了确切数字，三亿，三亿听众收听过这部书。当年人口普查，全国就十亿人啊！

在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出演“说书人”的角色

我生长在东北，《夜幕下的哈尔滨》就是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播讲的时候我调动了很多小时候的记忆，以及老辈儿人关于伪满洲国历史的回忆。录音的时候，也是为了丰富大家的听觉，不单单是说还要唱，包括日本人说日语，我还专门跑到东北大学找日语老师纠正发音。这部书里人物众多，但主要人物出场时是不用多做介绍的，完全是靠声音变化来带出区别：王一民的声音飘逸干净，借鉴了童自荣的声音，王子的感觉；玉旨一郎同情中国人民，又是个汉学家，声音带点苍凉，借鉴了乔榛的声音；玉旨雄一是伪满哈尔滨的最高长官，我模拟了尚华的声音。

我和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这些大师们都有过交集，但我并不是说书的“门里人”，也并没有拜过谁的门下，可以说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其实，相声和评书都有一个特点，不管是剧场里说还是电视里说，观众认可与否是第一标准，否则就是浪费频道资源。

1980年代初在北京录《海妖的传说》，我和袁阔成先生有一段交集。当年广电总局招待所就在儿童医院月坛那一带，我和袁阔成先生被分在同一个标间内，他当时也在中央台录评书，巧了！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叫我“大刚”，再熟悉点也喊我“大刚子”，这辈子这么叫我的也就袁先生一人。当时袁先生上午录，我下午录。所以他早睡早起，我是晚睡晚起。我上午一睁眼一般都十点来钟了，发现写字台上放着油条，不用说是他买的，还给我留张字条，“豆浆在暖瓶里”。连续几天都是如此，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老艺术家为人处世的宽和平易，让我感铭至今。

同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在一起

行里说到袁先生的表演风格，四个字“漂俏帅脆”，他当年就是名家了。我们一块住了半个多月，晚上也常在案头闲聊。袁先生的说书艺术博大精深，我当然汲取了很多养分，但也没有刻意去模仿他，自有我“散打”说书的一套，如果硬去对接传统说书的道统和规矩，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电台往事给我之后主持节目，演电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非常明白，语言才是自己的强项，而在电台说小说的经历也让我有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能力。演古装戏大段独白，还文白夹杂，我基本上拿笔划拉一遍就能记住。

一开始对演和珅是拒绝的

1985年首届教师节晚会，是我第一次当央视的节目主持人。之后我能在1986年央视春晚担任主持人，黄一鹤导演也是在教师节晚会上认识我的。那届教师节晚会，我是既当主持人又当记者，要去北大采访王力教授，校方之前透露说王教授不大情愿接受采访。我见到先生后，稍作寒暄直接聊起来他的书《汉语音韵学》——这是我采访的技巧，对于那些看似不好打交道的专家而言，打开他们话匣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上来就直扑他的专业，少扯那些虚头巴脑的。而主持人呢，我认为他一上来就要把握整体基调，要营造一个合适的氛围。我后来在传媒大学给国务院各部位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时候，也是先从把握基调营造氛围讲起。

王刚采访王力教授

提到电视剧就得说《宰相刘罗锅》，这是我第一次“触电”，之后我前前后后演过11部有和珅的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播出后没几天，我在家接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电话，找我做反贪宣传的顾问。放下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儿，没想到过了两天他们真把聘书给我送来了。

其实开始演和珅我是不情愿的。1994年我要出国演出，《宰相刘罗锅》的制片人找到我，提出想让我出演和珅。和珅我是知道的，听过刘宝瑞单口相声《君臣斗》嘛，但历史上和珅和刘罗锅是少有交集的。当时聊起来，这部戏是按民间传说演义来的，是“故事里的事”。起初我对这个邀请是反感的，和珅是个谄媚的角色，一个弄臣贪官，甚至像是一个没有净身的太监，我本人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一开始是拒绝了。

出国回来，制片人电话又来了，戏等着你呢。我当时也读了剧本，这个戏最后5集是白桦先生写的，特别是最后一集刘罗锅和和珅有大段精彩的对话，从表演角度讲是过瘾极了，那些话既参悟禅机，也是老百姓爱听的大实话。很大程度上，我最后是冲这个接演了和珅。第一天到剧组碰到李丁老爷子，他就说看我主持节目是一个谦谦君子嘛，其实当时剧组所有人都对我能否演好这个角色持怀疑的态度。但这戏拍到一半儿的时候，制片人私下对我说，你要火了。

出演和珅

《宰相刘罗锅》当年是春节期间在北京台、河北台同步播出。这个戏还没播完，我去哪就开始有朋友冲我喊“和大人”了。只能说自己为了这个角色付出了很多，是完全砸碎了自尊来演的，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表演突破一些世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从心理学上讲，和珅在乾隆面前一直是个受虐的形象。拍戏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有场戏和珅本来只有一句台词，官员跪在下面，我说“太原府还有一个缺儿，你去吧”。可总觉得不够味儿，就自己加了点戏：和珅端坐太师椅上，一身明黄的袍子，跟面前跪着个官员说完那句台词，官员告谢。他站起身来，两旁侍女拿出草纸对着镜头一抹。哎呦，观众这才看清楚，太师椅中间有个窟窿——原来和珅是边出恭边接见官员，卖官鬻爵到何等不可一世啊！

我演活了和珅，但和珅并不是我。父亲在我当兵后曾给我两句嘱咐——一是经济上要干净，不能有贪心；二是政治上要求进步，但不能有野心。这两句话我记一辈子。演和珅的时候也常想起来，他要是也能记下这两句座右铭，断不会最后落得身败名裂。

全家福合照

演戏是会让人上瘾的。话剧《断金》是张国立、张铁林我们哥仨挑头的戏，邹静之先生有句过誉之词：只有他写不出来，没有我们仨演不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是冲他本子好，邹静之是诗人出身，语言有跳跃性，给演员的发挥空间特别大。同时，他的文字极具风格，所谓风格就是味道，弥撒在字里行间一望即知。《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本子放在手里，我不用看编剧，就知道哪个单元是出自邹静之的手笔，绝错不了。

《断金》最后一场戏将近30分钟，我和张国立两个人，我的独白加起来就快20分钟。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曾经有几场这段戏加了点背景音乐，后来觉得台词本身就有韵律感，忽然加上一点音乐，还是会让人有一点分神，邹静之就反对加上音乐。这个时候就该让演员静静地说台词，现场要掉一根针都会听到，这对演员来说很过瘾。反馈回来，观众看着也是很过瘾的。

【记者手记】

王刚老师出生于1948年的冬至，几乎和辽沈战役的捷报一同来到世间。全国观众对他的印象，稳健的幽默、犀利的睿智。

儿时的王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以上的口述史中，他讲述了自己幼年的诸般顽劣，更曾“胆大妄为”到在自己十岁的时候给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信——稚嫩而炽烈的文字，未必真的被日理万机的主席看到，但一封中央办公厅的回信却着实改变了他在校园里不招人待见的窘境，改写了他日后的命运。当然，运可以转，命不能改：下过乡，串过联，当过兵，他在《我本痴顽》中书写的经历，一定可以唤醒许多父辈们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王刚在面对记忆中蹉跎乃至磨难的态度。在谈及自己的成功之道时，他说自己的心态一直是不怕艰苦、不怕磨难。为此还回忆了一段往事，“我记得在“文革”结束不久，谢晋导演到沈阳讲课。他有一个观点：苦难和痛苦是谁都不愿意去经受的，大家都想过快乐幸福的生活，但对于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文艺创作工作者，苦难是财富。”王刚说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不强求”，“一强求，人活着没有尊严了。人活着不能窝囊，我可以去努力，经过努力去达到那个目标。但基本上，一直是客观和外界的评价比自己的预期还要高，所以失落感和挫败感对我来说很少。”

慰问南疆前线战士，电话里口播《夜幕下的哈尔滨》

在通过主持和演戏收获自己的观众之前，王刚先就通过电波收获了大批的听众。在公众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个“大批”，是以亿万为单位计算的。提起他就不能不说1980年代初“火得一塌糊涂”的评书联播《夜幕下的哈尔滨》。回忆这段往事时，王刚说自己供职沈阳军区时，曾赴祖国的南疆慰问演出，“当时有的战士还在坑道坚守执勤，不能跑过来看我们演出。我抓起电话打了过去，给他们说上一段《夜幕下的哈尔滨》……”这，是他最难忘的一段表演经历。

（澎湃新闻记者黄小河、杨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