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是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没有法律依据而具有一定社会、道德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中国自古就有“入境问禁、入国问俗”的古训，“问禁从俗”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俗，一种普遍存在的独特民俗文化符号。

丰、沛地禁忌习俗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起名到数字使用，从年龄到语言行为，从婚嫁服饰到行业交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体现了这一习俗的普遍性与传承性。

起名与称谓

丰、沛地和其他地区一样，给小孩取名多用富贵荣华或具有时尚色彩的含有褒义吉祥意味的字眼，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但也有人怕孩子长不大，不好养，故意取用一些贱名，如狗蛋臭妮之类，防止孩子早早被阎王“招”去。

给小孩取名还有“重祖不重叔”的说法，就是说，宁可和祖父辈的人重名，也不能和伯父、叔叔辈的人重名。实际上，就丰、沛地而言，不管是叔辈还是祖辈，都是尽量避免重名的。

在称呼上，不能直呼祖先或长辈的名字，必须使用亲属称谓。在不得已必须书写祖先或长辈的名字时，则要在名字前加一个“讳”字 ，这在现在还使用的碑文或丧柬上还能看到，是古代“避讳”礼仪的传承。

在丰、沛地，不要说长辈，即便是兄长，也不能直呼其名。

旧时代，夫妻间不能互称名字，只能依托小孩的名字，说“某某的爹（娘)”，没有孩子的只好用“哎、喂”之类打招呼。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之间开始互称姓名。

称谓又分面称和背称，面称可以当面使用，背称则不能当面使用，只有被称呼者不在场时才可。

作儿媳妇的不能当面称丈夫的父母为“老公公”“老婆婆”，只能随丈夫而称呼“爹娘”；也可比着小孩称“他爷爷，他奶奶”。对婆家的所有人，都必须随丈夫称呼。

同样，作女婿的人，也不能面称妻子的父亲、母亲为“老丈人”“老丈母娘”，只能称为“大爷、大娘”或“叔、婶子”，进人21世纪以来，也可以和妻子一样称为“爸爸、妈妈”了。

对妻子的兄弟也不能面称“大舅子”或“小舅子”，只能称“哥”或“兄弟”。对妻子的姐妹不能面称“大姨子、小姨子”，对大姨子可随妻子称为“姐”，对小姨子则可以称“他小姨’或直称名字。

还有一些微妙的称谓。

大伯子哥对弟媳一般会避免面称，十分必要时可称“某某的娘”或“某某的婶子”，而今也有直呼弟媳姓名的；

对丈夫的姐夫般也会尽量避免面称，必要时只称为”您姑夫”；

女子对姐姐的丈夫，更是尽量避免面称，甚至尽量躲开搭讪的机会。

忌讳称“二兄弟”也是丰、沛地特有习俗。这里有一段小故事。某女死了丈夫后改嫁新夫，由原来夫家二弟送到新夫家。新夫家人问：“这位是何人？”新妇喏喏，说：“这是俺二兄弟。”后来，人们便用“二兄弟”专指送嫂子改嫁的人，并作为笑谈。

年龄

丰、沛地人忌说四十五岁，一般自说“四十四”或“四十六”。有时开玩笑，则有意将对方本来并不是四十五岁年龄的说成四十五。

这种禁忌还真的有史可据。民国时期李家瑞编写的《北平风俗类征》中说：“燕人讳言四十五，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说北方人忌讳四十五，但不知究竟为何有这样的忌讳。

在丰、沛地，李家瑞的疑惑则有了明确的答案。历史上，丰、沛地一直有“四十五，属驴的”说法，其实完全是带有一种恶作剧性质的玩笑，人的十二生肖属相中根本没有“驴”，丰、沛地称人为“驴”带有骂人性质但并非真正骂人的话，当是关系较为融洽者之间的戏谑罢了。

丰、沛地老人忌言“七十三、八十四”。

人老了，行将走完生命之旅，对生有着眷恋心结，加上民间一直流传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更加深了老人对这一年龄的“恐惧感”。

孔子活到七十三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这两个年龄对一般老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于是为老人们所忌讳。

语言

丰、沛地民间语言上的忌讳特别多，主要是因为说出来难听或不吉利。

比如：人生病不能说“生病”，而说成“不大好了”或“不大如适”。

老人去世不能说“死”，而要说成“老了”。

抱小孩时不能说“沉”，因为让人容易联想到“死沉”，是不吉利的。

乘船时忌说与”翻、沉破、漏”或与这些词语谐音的字眼，这与湖上与船为伍特定的生活环境有关。

鸭蛋要说成“青皮”，因为”鸭蛋”谐音“压蛋”，说起来难听。

对神像或尊崇人物的图像不说“买”而要说“请”。如”请位观音菩萨保佑全家平安”，“请尊如来神佛”等。

“文革”期间，毛主席画像、石膏塑像要“请”，说“买”则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轻则受批评，重者受批判。

沿湖一带的渔民用餐吃鱼时，忌讳说“翻个”，要说“转舵”。船上的帆，渔民称为“棚”。因为”翻个”船帆”的音与“翻船”、“船翻”相同。所以避开这个不吉利的字，改用”转舵”和”棚”。

这一习俗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人们用餐食鱼时多说“转舵”或“抬过来”等，并非真的有这种忌讳，而是区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