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被誉为井冈山上的一枝花，她来自江西永新这个著名的将军县，在永新暴动后上了井冈山，之后又与毛主席结为革命伉俪。

她曾担任过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跟随红军走完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她还先后成为杭州市妇联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获得过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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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苏联，再从苏联回国，长居上海、南昌等地，这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一生可谓是极为传奇的。虽然历经过各种艰难险阻，但她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那份初心，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1979年，也就是毛主席去世三年后，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要求，这个来自井冈山的革命女子是谁？当年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而中央又是如何批示的呢？

1909年9月，江西省永新县城西万年山下，乡绅贺焕文生下一个女孩，这是他第一个女儿，因而对其特别喜爱，取名字为“珍”，乳名桂圆。等到女孩儿长到6岁开始读书求学时，又改名为子珍。

不难看出，这个女子便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从上井冈山开始，她的一生就注定了会是传奇的。

孩童时代的贺子珍生活还是相对安逸的，她的父亲是晚清举人，做过县长等一些地方小官。只不过世事无常，由于一场冤案，贺焕文被牵连入狱，从此家道衰落。八岁时，贺焕文带着全家搬到永新县城南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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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养活全家，当时贺焕文开了一个杂货铺。毕竟是举人，也算是“开化”过的知识分子，贺焕文很明白知识对一个人成长的潜在价值，所以对孩子教育极其重视，即便家庭出现变故，还是坚持将贺子珍等兄弟姐妹送去学堂念书。

贺子珍从小就生的皮肤白皙，读中学时更是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以至于在整个永新县城内都算是小有名气。

不过，贺子珍虽然气质非凡，但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女子，反而天生就具备一种刚毅要强的性格，对旧社会的剥削压迫强烈不满，因此学生时代的贺子珍就有了为理想奋斗的决心，积极参与到大革命浪潮中。

1925年，年仅十六岁的贺子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等到北伐军打进永新县城以后，贺子珍还担任了该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副书记。

1927年7月18日，袁文才、王佐带领农民自卫军发动永新大暴动，攻打下县城。贺子珍也参加了暴动队，救出了监狱中的哥哥贺敏学等人。

不久后，在敌人的强势反扑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子珍跟随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自此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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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并住进茅坪洋桥湖谢兆瑞家，而贺子珍也恰好住在这一户。

不得不说，贺子珍当时就是井冈山上一道少有的靓丽风景线，她不仅长得漂亮，还念过书、个性鲜明，性格要强，有敢于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精神，可以说是才貌双全的存在。

更加让人大呼意外的是，她的身手还出奇的好。在永新暴动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贺子珍曾率领赤卫队固守在永新县城南门一带，足足击退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

而在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故事也由此传开，而且越说越传奇，有人甚至夸赞她是“神枪手”，称其为“双枪女将”。

虽然贺子珍日后总是谦虚地说道自己枪法并不好，连打单枪都很勉强，更不用说使双枪了。但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和朱老总第一次开会，敌人突然来袭之时，却让我们见识到了她的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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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贺子珍二话不说就翻身上马， 手上抵着两支枪，朝东西两边各放一枪，将敌人引开。等到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后，又平安归来。在如此紧急情况下，还能保持冷静与敌人交手，并成功逃脱，足以见其能力。

也正是这种女英雄魅力，加上她那与生俱来的革命领袖气质，深深吸引了毛主席，两人最终相爱。尽管井冈山岁月是极其艰苦的，但对贺子珍来说却是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因为他们一生最浪漫的时刻是在这度过的。

在革命历史中，贺子珍的名字往往会与毛主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毛主席的爱情故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便是脱离毛主席的光环，贺子珍仍旧是一名出色的女革命家，作为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贺子珍长征路上勇敢无畏的表现就是证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考虑到即将进行的长征十分艰苦，党中央也只批准了三十名女红军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这就是著名的“三十女杰”。

当时的中央党政机关分为两个纵队，红星纵队是第一野战纵队，是总指挥部，也是军委的首脑机关。而主要由卫生部门、总工会、后勤部队、党政机关、青年团以及担架队等组成的是红章纵队，也是第二野战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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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等大部分女同志就分在红章纵队的总卫生部休养连，根据纪律规定，孩子不能跟随大部队长征，这使得贺子珍不得不与年仅两岁的儿子小毛毛分开。

早在1929年，贺子珍就曾在福建龙岩生下了一女儿，但因为战事原因，她不得不将这个孩子暂时交给老乡抚养，可这个孩子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找回了，初为人母的贺子珍不得不忍受这种骨肉分离之苦......

等到长征，贺子珍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可作为母亲，再一次遭遇这样两难处境，令她无比悲痛。尤其是想到两年来与儿子朝夕相处，以及毛主席对小毛毛的疼爱之时，她都会肝肠寸断。

于是在与孩子分离时，贺子珍强忍住悲痛对孩子说：“毛毛乖，等咱们打了胜仗，爸爸妈妈就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最终，贺子珍将孩子交给了妹妹贺怡及妹夫毛泽覃夫妇二人照料。

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年代兵荒马乱，许多事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泽覃于1935年4月为掩护游击队员牺牲后，小毛毛的线索就此中断；而贺怡后来为了寻找小毛毛，还在1949年从赣南返回吉安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遇难。

因此每当回忆起这个孩子之时，毛主席也总会感触颇深。在二十多年后，毛主席曾无比痛心地对老战友曾志说：“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孩子时，他都已经会在人群中朝大家招手了，谁也没想到瑞金这一别，竟然就是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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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天上还有国军飞机不时袭扰轰炸，条件非常艰苦。在走到距离贵州盘县（现紫云县）五里路一个叫做猪场的地方时，贺子珍所在连队的连长刚让同志们摘下头上用于隐蔽的草帽，准备放松休息时，敌机却突然来袭。

一架敌机朝着人群射击，先是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随后丢下了炸弹，一时间飞弹四溅，硝烟弥漫，许多战士都受了重伤。而等到敌机飞走后，人们还发现贺子珍也倒在血泊中，鲜血把她身上的军装都给染红了......

经过军医李治的粗略检查，发现贺子珍身上十多处都有中弹，头上、上身和四肢都受了伤。但由于条件艰苦，医生根本没法子为她进行手术，只能将表面的弹片取出来，然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涂上白药包扎。

而这个时候，敌机又突然来袭，警卫员吴吉清等人立即让贺子珍赶到路边的沟里隐蔽，只是此时的贺子珍却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而是大声说道：“咱们队伍里休养员和伤病员很多，我们应该首先帮助他们。”

话音刚落，便跑到前面指挥伤员隐蔽。即使是身受重伤，贺子珍苏醒过来后的第一反应却仍然是战斗与保护战友，而且在自己重伤未愈的情况下，还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不要太难过，血债终究还是血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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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说贺子珍所在连队遭遇敌机袭击，伤亡很大后，还特意带着警卫与医生前来探望、帮助大家，而当他看到仍然重伤未愈的妻子之时，脸色则是异常沉重。

但考虑到当时正值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国民党军争取时间的关键时刻，因此毛主席下令：“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乡家里，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多年以后，贺子珍回忆起此事时，曾感慨说道：“是毛主席救我一命，当时连里出于好心，想将我留下。但当时我的伤势很重，农村医疗条件又差，如果留下来，别说碰到敌人了，就是躺在床上也要死得。”

除此之外，贺子珍还回忆说：自己苏醒之后，为了不给连里增加负担，几次想要留下，但都没得到批准，这才活了下来。

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日子才算逐渐好了起来，贺子珍被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科里的任务就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流通的苏维埃纸币。只是后来贺子珍离开了延安，离开了毛主席，前往苏联治病、疗伤，毕竟她之前体内还有弹片仍未取出。

2010年岁末之际，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放了四集文献纪录片《贺子珍》，这部片子拍得非常完美，因为它不仅保持了历史那原汁原味的厚重感，还足够真挚感人，可以说是对这位传奇的女红军一生作出了最为客观公正的评述。

特别是在第三集时，摄制组还专门前往莫斯科，通过访问原址，查询档案资料和寻访当事人等，几乎是还原了贺子珍在苏联从1938年到1947年近十年生活的真实状况。

而一手操持并最终拍摄成功这部文献片的，就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嫡亲外孙孔继宁。孔继宁小时候还在外婆贺子珍身边生活过一段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外婆是一个慈祥、和蔼而又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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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经历颇为传奇的长辈，孔继宁充满了好奇。小时候，在看见外婆背上有几道深深的凹坑后，便曾问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贺子珍则轻描淡写地说是敌人飞机炸的。后来孔继宁才知道，那是外婆为了掩护战友，自己趴在战友身上才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言归正传，半个多世纪前的莫斯科是革命圣地，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10号的柳克斯宾馆也是共产国际的接待公寓。

当时贺子珍来到苏联后，正是住在柳克斯宾馆，由于保密需要，她化名为“文云”，而这个名字也伴随她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十年时间。

在俄罗斯社会历史档案馆，孔继宁找到了贺子珍的相关资料，其中一本卷宗里面有两页是用中文写的，落款就是“文云”，这是贺子珍1938年11月在莫斯科填写，并经过了任弼时修改审定，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毛泽东履历表。

这份档案材料多达三十三页，除了个人履历表和相关证明外，还有贺子珍的亲笔信，让孔继宁欣喜的是，档案中还夹杂着贺子珍当年的照片。

当时1938年的贺子珍还不到三十岁，孔继宁看着照片上的外婆也是心绪难平，眼见照片上的贺子珍面容清瘦，但眉宇间却充满了坚强刚毅，与自己印象中的外婆是何其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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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1938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贺子珍一直生活在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开设的党校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这所党校后来搬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库奇诺，贺子珍还与同学们在学校搬迁后不久拍过一张合影，孔继宁手上就保存了这张照片，其中不少人都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而贺子珍则穿着苏式大衣坐在前排中间。

林利回忆说，贺子珍学习非常认真，在课堂讨论中还常常与她发生争论，贺子珍性子急，但这样争论过后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

后来，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到延安后，将贺子珍在那边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完后决定将娇娇也就是他们的女儿李敏送到苏联陪伴贺子珍，而当时和李敏一起前往苏联的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

不过随后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贺子珍那平静安宁的生活。1941年6月，德军大举入侵苏联，贺子珍和亲友们则是在二战的大背景下，于异国他乡艰难度日，捱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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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年的贺子珍，生活并不是特别如意，由于革命年代的磨难，贺子珍身心都留下了一些顽疾，身体一直十分虚弱，甚至在1977年时还由于中风导致半身瘫痪，长期在上海的华东医院疗养。

1978年，老红军干部、担任过地质部部长的何长工前往上海，而他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市委提出要去看望贺子珍。何长工是曾跟随毛主席一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他的名字都是毛主席改的，自然与贺子珍也是老相识。

而当贺子珍看清楚来人是故人之后，眼睛一亮，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让她忍不住泪水四溢，而何长工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同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一幕幕革命往事涌上心头，犹如昨日才刚刚发生......

之前由于重病，使得她不能再为国家、人民工作，这让她备受打击，而此时得到故友的安慰后，也让其原本低沉的内心重新振作了起来。

1979年6月，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而当大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贺子珍时，她则非常兴奋的回应道：“我实在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此时6月的上海，还是梅雨季节，但阴雨天气并没有影响她此刻的心情。这份迟来的殊荣，让贺子珍再一次有了提起精神与病魔做顽强抗争的勇气，尽管当时康复所需要承受的训练十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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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贺子珍也向组织提出了自己埋藏在内心许久的三个请求：第一，希望能够前往北京；第二，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第三，能够再去天安门看看。对于贺子珍的这三个请求，中央自然是全部满足了。

其实贺子珍会提出这些要求也并不难猜，毕竟自从1947年贺子珍回国开始，她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去过北京了，而且她对于毛主席仍然是充满敬意的。

早在1959年，毛主席与贺子珍曾在庐山重逢，当时二人畅谈了一个多小时，甚至还聊到了女儿李敏的婚事。那时贺子珍年届五十，而毛主席六十六岁，大家都以为来日方长，谁能料想这却是两人一生中最后的见面，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因此，贺子珍会提出这三个请求也不足为奇。1979年9月，贺子珍抵达北京，之后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只见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忍住悲痛，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向毛主席敬献上了花圈，而上面还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