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最大的人类杀手，但是瘟疫为何从未压垮过中华民族？为何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延续至今？答案就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之中。（本文节选自关山远《回到中国历史现场》系列之一《世道人心》，2021年2月面世。）

来源：广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关山远

纵观中国历史，瘟疫几度肆虐，史书上隔几页就写着“大疫”二字，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乏与瘟疫不懈抗争的传奇。而放眼全球，瘟疫是最大的人类杀手，没有之一。

瘟疫甚至摧毁了一些人类文明，美洲大陆上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背后，都隐现着瘟疫的魔影，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三大文明古国，还有曾经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在历史某处烟消云散，亦是战争与瘟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瘟疫为何从未压垮过中华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延续至今？

一、瘟疫汹汹

中国古代的瘟疫流行，有两大规律：一是“大灾之后有大疫”，二是“大战之中有大疫”。

大灾，尤其是大的洪水灾害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菌痢、霍乱、血吸虫病。

1931年长江中下游大水灾，武汉受灾最重，在洪水中泡了一个多月。因为救灾不力，大洪灾带来了大瘟疫，当时的《国闻周报》报道：武汉三镇“积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恶气蒸发逼人”，最终“最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

洪水与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统计，据章博《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武汉三镇死亡灾民人数在3万人以上，其中被淹死者3619人。可见，瘟疫的杀伤力远大于水灾。

瘟疫与战争，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大规模人员流动带来了瘟疫传播，另一方面两军对垒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容易造成瘟疫暴发。

中国古代天灾频发，战争频繁，可以想见瘟疫之烈度。史料显示：两汉以后，瘟疫日益增多，几乎每朝每代甚至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有瘟疫暴发。

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其余五人全部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一场大瘟疫。当时，曹丕曹植兄弟均记载了此事，曹丕痛悼：“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曹植更写过一篇《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三国征战不休，但战争带来的伤亡，远远少于瘟疫，“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统计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公元280年），魏蜀吴合计户数只余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也是瘟疫大暴发的苦难时刻，尤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

到了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亡之前一年的1643年，北京也开始流行鼠疫，“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死的人太多，棺材店来不及赶制，许多死者连棺材都没有。有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家里一个仆人死了，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

根据官方计数，从北京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这一年，明亡清替，兵灾疫情交织，堪称一派末日图景！

二、文明不断

经历一场场如此惨烈的瘟疫浩劫，中华文明为何还能延续至今？

原因一：地大人多。

中华文明开局就很大气，围绕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展开，跟其他古老文明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两河文明起源于亚洲西部的弧形狭长地带，此地犹如一弯新月，谓之“新月沃地”。

中国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广袤的国土面积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无论是面临战争还是瘟疫，都有战略腹地和人力补充。

此外，当欧洲人还在黑森林中茹毛饮血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发达而广大的农业社会，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写道：远古人类选择农业还是狩猎采集业，文明发展走向的是两个方向，相比之下，农业产生的剩余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从而形成“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

更关键的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驯养动物，而导致瘟疫的很多病毒、病菌都源自动物，第一批驯养动物的人们，成了瘟疫的受害者，但一代又一代的幸存者，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

原因二：文明的连续性。

跟相继消亡的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地域广大与人口众多的特点，赋予了中华文明巨大的稳定、吸纳和整合力量，它从未被外来文明所取代，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伟大文明。

汉字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明文字被公认为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野。

汉字的发明者已不可考，古人认为是“仓颉造字”，《淮南子》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的是自从人类掌握文字后，也就掌握了天地间的秘密。甲骨文中就有“蛊”字，后人研究，早在殷商年代，人们就发现血吸虫病了。

其他古代文明也产生过文字，但甲骨文是人类唯一传承使用的上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到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再加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运用，中华文明被完整记录下来，不曾断代。一起传承下来的，还包括对抗瘟疫的办法。

东汉末年，乱世再起，名医张仲景的张氏家族有两百余人，一场大疫后仅幸存三分之一。张仲景痛定思痛，潜心研究，经数十年含辛茹苦，终于写成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系统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还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流传至今。

明末，名医吴有性写出名著《瘟疫论》，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提出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新观点——戾气学说。他认为，瘟疫的发生，不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外感伏邪，而是感染了“戾气”，不同的病，是因为感染了不同的戾气，他还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

在近代细菌学出现之前，吴有性的研究令人钦佩，也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一代代中医名家继承发挥、推陈出新，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说。

原因三：大一统的国家与中央集权政权。

古代中国虽然有过内乱、分裂、改朝换代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始终存在。

国家统一，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无论是日常维持庞大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漕运系统与洪涝防范系统，还是危难时刻的举国行动，例如应对大规模瘟疫暴发——瘟疫传染性强、群发性高、涉及地域广，在防治上需要集中资源、统一协调，综合考验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调动资源能力、行政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亡羊补牢”的能力。

“亡羊补牢”的能力十分关键，我国地域广阔，在古代信息传递缓慢，存在反应迟缓、行政低效等弊病，但一旦国家动员起来，很快就能转危为安，且能形成反应机制，避免重蹈覆辙。

以宋朝为例，瘟疫爆发时，整个国家机器随之发动：各级政府出面向疫区百姓施散医药，有时皇帝还会以私人名义给散医药至平民百姓手中，政府的医疗机构如医官院、太医局、方剂局、药局，由政府统一调遣，分工合作，积极投入救治，地方州县的医学校也承担救治疫病的任务。

政府还出面设立病坊，其实就是今天的简易隔离医院，治病救人，防止扩散。政府还会实施赈济措施，比如减免徭役，给予钱粟，组织掩埋尸体，帮助疫区百姓摆脱困苦，重建生活，同时做好人群密集的军队、监狱等处的防疫。

宋朝地方各级官员积极防控疫情，留下诸多佳话，比如苏东坡在杭州推广医药，建立病坊，传播知识，至今仍为杭州人感怀。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时已经高度重视疫情预防，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很发达，政府出面印行大量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这种努力行之有效，宋朝民间很重视饮食、饮水卫生，强调出门在外，要喝“煎水”，“百沸无毒”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实际是煮沸消毒法，对消化道感染的预防至关重要。

可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爱喝热水了。

三 、中国精神

我们再专门说说“中国精神”。

《隋书》记载了一个故事：辛公义任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后，发现当地有遗弃病人的陋习，为此他很忧虑。有一年夏天是暴发瘟疫，他就让下属把病人都集中到官府来，最多时来了几百人，厅内廊下全都住满了。

辛公义把所有俸禄全部用来买药，请医生看病，还亲自劝病人进食。辛公义自放一榻，办公什么的都与病人在一起——现在读来真可怕，辛公义没被传染上，真是“好人有好报”——由于悉心照顾，这些病人大多痊愈了。随后，辛公义把这些病人的家属叫来，现身说法：对老人，要不抛弃，不放弃。

《隋书》后来写道：“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

辛公义是一位男性，却被当地人称作“慈母”，这是极高的赞誉了。对于这两个字，辛公义也感慨颇多——他从小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亲自教授各种典籍，教他悲悯之心，教他孝亲之道。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说过，要成为君子，必须要“学文”，但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岂能因为瘟疫降临，就忘记了孝亲呢？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大核心是“仁者爱人”，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时，再细细品读这段文字，怎能不热泪盈眶？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这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己的修为与对人的道义。

放在今天，审视武汉人民在封城之内的坚韧，医护人员争相驰援的勇气，再回溯数千年来与瘟疫抗争的荆棘长路，会恍然大悟：中华民族不会失败的秘密，就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之中。

当然，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个理论：什么是文明的最初标志？解决温饱和安全的鱼钩、陶罐或是磨石？都不是，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股骨（大腿骨）断裂后被治愈。

玛格丽特·米德表示：没有动物在断腿之后能够单独活下去，或者因无法捕食动物饿死，或者变成其他动物的盘中餐。当人类断裂的股骨已经愈合，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与受伤的人在一起，绑住了伤口，将人带到了安全地点，并让他慢慢趋于康复。

“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一起。”——这是人类才有的郑重承诺。

四、最佳组合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获悉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毛主席为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有感而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诗篇。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直到今天，这三者仍然是战胜疫情的最佳结合。这不仅仅是方法论，更是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对瘟疫的防治水平，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当年的中国，百废待兴，不像今天这样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医学水平，缘何能发生质的飞跃？简而言之：解决了医疗卫生“为了谁”的问题。

为了谁？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确定了影响至今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二、预防为主；三、中西医相结合；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源自人民，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统一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重大疾病尤其是瘟疫，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取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战胜重大疫病的举国家行动基础，面对肆虐中国几千年的血吸虫病，毛泽东就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强大能力。

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即“除四害运动”。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

据统计，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

此外，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老舍先生据此写出了《龙须沟》，龙须沟之前是北平的一条臭水沟，周边聚居着大量贫苦百姓。

广大农村，长期是中国防疫的薄弱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因此迅速改变。千百年来，所谓“皇权不下乡”，但中国共产党以犁庭扫穴之势，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重构和动员，一直影响至今。

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基层迅速动员起来，广大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众志成城，守望相助，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力量。“人民万岁”，岂止是一句口号？是真理。回溯中华民族与瘟疫对抗的历史，既看到残酷与惨烈，更感受到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

是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不爱中国？有这样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个国家的中国人，瘟疫又怎么可能压垮中华民族！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

来源：作者：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