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张梦新

张梦新，1948年2月出生于浙江富阳大源镇岭下张村。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党总支书记、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后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奶奶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却经历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深秋，细雨绵绵，我又去了一趟那座魂牵梦萦的小山村。一路上我都在想我的奶奶。村口、溪边、山间小路、大树脚下，仿佛到处都还能看到奶奶的身影。

奶奶离开已经46年了，可我总觉得昨天她还跟我们在一起，她的音容笑貌总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奶奶生于1879年，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1973年10月27日以95岁高龄谢世。到今年，奶奶正好阴寿140岁。

01 敬胡公虔诚礼拜，修石桥喜得贵子我奶奶楼氏，讳金珠，生于清光绪五年农历五月初八（公历1879年6月27日）。及笄之年，嫁到了富阳大源镇的岭下张村。

这是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坐落在毗邻萧山云石乡的小黄岭下。整个村子依山溪而建，解放初才四百来口人。当地有首民谣：

山里山，

湾里湾，

十八乘竹桥到岭下。

天空只有笠帽大，

溪坑只有榼漏大。

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銀，

十里不听稻桶响。

民谣形象地道出了小山村山路崎岖、无田无稻的贫穷面貌。

但是老天爷是仁慈的，岭下张村四周漫山遍野长满了青青翠竹。山里人靠山吃山，或是砍下青竹浸料做土纸，或是做篾匠，编篮织筐，或是砍下毛竹换钱。

据《富春张氏宗谱》，岭下张氏的祖先是明朝嘉靖年间来自萧山衡河的彬二公。为避战乱，彬二公携家小来到这穷乡僻壤。

富春张氏宗谱

四百年来，彬二公的子孙后代繁衍成了一个村落。除了嫁进来的女人，全村人都姓张，同根同源。

我爷爷讳元悦，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农历九月初三，比我奶奶年长11岁。

他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非常勤快。曾听奶奶说，我爷爷身强力壮，每天天蒙蒙亮就上山砍毛竹斫柴，等其他农户吃完早饭出门干活时，他已经从山上背回两趟毛竹或柴火了。

奶奶和爷爷婚后琴瑟和谐，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居然全是女孩。在清末民初，老百姓还是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于是爷爷又从诸暨沙溪王家娶了我二奶奶。

二奶奶王氏比我奶奶正好小一肖，也是属兔的，但是婚后一年，二奶奶的肚子仍不见动静。

村头有座胡公庙，供奉的是胡公菩萨。

当然我以后知道了，胡公庙供奉的是宋代清官胡则。胡则为官清廉，为民请命减免赋税，又抵御外侮，因而深受民众爱戴，在其家乡浙江永康和杭州、金华、富阳、萧山一带，百姓都建有胡公庙祭祀他。

几经修葺的胡公庙

1959年8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由庐山返京途经金华，接见部分地方领导时说：“永康不是有方岩山吗？方岩山上有个吴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

我奶奶信佛，于是拉着爷爷去胡公庙上香。胡公庙建在山溪的对岸，没有桥，善男信女进香要绕很大一圈。

为了表示对胡公的敬仰，爷爷奶奶出资购买了一批石料，雇人在胡公庙前修了一座石桥，方便人们过溪干活和前往胡公庙进香。

修座石桥对富贵人家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爷爷奶奶这样的穷人来说，可是一大笔开支。

下大雨时会有山洪，所以造桥也很是不易。爷爷奶奶硬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石拱桥。从此村民们到溪对岸干活，或者去胡公庙烧香，都变得很方便了。

说也奇怪，修造石桥后，两个奶奶先后怀了孕。小奶奶于民国八年（1919）正月十六生下一子，即我大伯正祥；我奶奶于民国九年（1920）正月初八生了我父亲麟祥；同年十月二十日，小奶奶又生下我小伯芝祥。

当年我奶奶41岁，在那个年代绝对称得上高龄产妇。

02 遭变故力挽狂澜 葬夫君嫁女育儿两年时间连得三子，爷爷奶奶真是喜出望外。

但是一家十多口人的住房矛盾也随之更显突出。为了解决全家的安居问题，爷爷决定建造新屋。

岭下张村平地甚少，一条山溪由北而南流贯全村，溪坑两边的房子鳞次栉比，几无空隙。

岭下张村

爷爷选择到村北的鸦雀窠造房。这是当年全村地势最高之处，顾名思义，“鸦雀窠”就是老鸦、鹰雀做窝的地方。

爷爷选中的房基地紧挨山崖，需要挖掉大片岩石。往往忙活一个白天挖出一块平地，晚上山体滑落，石头泥块又覆盖了刚挖出的房基地。

就这样挖了塌，塌了挖，爷爷奶奶毫不气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不止。

奶奶虽是小脚(那可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但也手提肩挑，烧水送饭到工地。

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一块平整的宅基地终于被清理出来。

又历经寒暑，垒石砌砖，立柱筑墙，上梁盖瓦，一幢三间二弄、总面积达280余平方的两层楼房终于拔地而起。

“鸦雀窠”

新房子北近“将军帽”（此山因山头似一武将的头盔，故村民称之），东对小黄岭，西枕青山，南临碧溪，黛瓦白墙，美轮美奂，风景独好。

可能是又要造房子又要忙农活，过度的劳累透支了爷爷的精力，他病倒了。

旧中国的农村原就缺医少药，岭下张村地处穷乡僻壤，农民们大都没文化。据奶奶说，爷爷是因为本应服用止泻的药而误服了导泻的药，病情突然加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抢救，竟于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廿八日子时溘然离世，享年仅五十四岁。

爷爷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得原先幸福美满的日子骤然变得充满悲凉，两位奶奶更是悲痛欲绝。

当时我奶奶四十出头，二奶奶刚三十岁，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不足二十，我大伯三岁，我父亲二岁，小伯才一岁多。这样一种家庭状况，任谁也都要叫皇天。

在这突遭变故的危难时刻，奶奶显示了她刚毅坚强的本色，挺身而出，主政持家。

她首先操办了我爷爷的葬礼，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带领家人把爷爷安葬在村南头的琴坞山脚。

前几年，我曾在堂妹夫张海校的陪同下，前往爷爷坟头祭奠。爷爷的坟在琴坞山，西向而立——那正是我家祖屋的方向。奶奶希望爷爷在天之灵能望到家人和他的儿女们，并庇佑他们。

同时，奶奶又请人打理家里的竹山并耕种山地，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

就这样，奶奶以柔弱之躯挽狂澜于既倒，成了张家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和顶梁柱。

奶奶先后操办了几个长成的女儿出嫁，据《富春张氏宗谱》记载：“长适萧山尖山下姜关金，次适姚村章月大，三适史家山楼伯顺，幼适萧山斜爿坞俞阿祥。”

奶奶自己不识字，但她从爷爷的猝死深深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她让我大伯、父亲和小伯三兄弟都在村小读书认字。

听我父亲说过，当时家里很穷，书根本读不起。好在村里人都是彬二公的后裔，而彬二公又是私塾先生出身，所以村里颇有耕读传家之风，而且相处和睦，互相帮助。

村小的教书先生见我奶奶孤儿寡母拉扯几个孩子很不易，就允许我父亲他们哥仨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读书，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甚至连他们的课本还是教书先生送的。

年轻时的父亲

也许冥冥之中祖宗庇佑，抑或是受到慈母的鞭策和鼓励，我幼小失怙的父亲学习很有天分，他读书悟性高，记忆力强，不怕吃苦，又很用功，所以很快在小伙伴中脱颖而出。

村小的先生也爱才惜才，主动找到我奶奶，说麟祥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让我奶奶好好培养他读书。于是我奶奶毅然卖掉了山上的许多毛竹，又求亲靠友借来了学费，让我父亲到杭州太庙巷小学（即现在的紫阳小学）读书。

我父亲深知到省城杭州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非常珍惜，学习特别用功。不但高小顺利毕业，而且再接再厉，考上了萧山的湘湖师范。

湘湖师范创办于1928年，最初叫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后于1933年改名为浙江省湘湖乡村师范学校，1957年定名为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

湘湖师范学校雪景

由于是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立师范，当时湘湖师范学生的膳食费用是省政府拨款的。我父亲家庭贫困，能就读湘湖师范已是他最好的选择。

更幸运的是，他不但读了个好学校，还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高足金海观先生于1932年出任湘湖师范的第六任校长。他主政湘师的25年里，很好地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注重生活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四方招纳贤才名师来湘湖任教。

金海观校长是诸暨人，与他同邑的俞公达先生二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此前担任过诸暨县教育局局长和松江县立师范的教导主任，为人正直，办事公道，金校长就聘请俞公达先生担任学校的生活指导部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日军飞机轰炸上海、杭州等城市。为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纷纷西迁。

当年11月，浙江大学、湘湖师范等校都开始迁往浙西南山区，湘湖师范在金海观校长的带领下西迁到了丽水松阳，俞公达先生担任了湘师古市分部的主任。

当时还在湘师读书的我父亲跟着湘湖师范的西迁师生一起到了松阳。

湘湖师范全体师生在松阳市合影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父亲来自富阳的小山村，深知读书的来之不易，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学习，成绩也比较好。这个眼睛明亮、五官清秀的年青学生引起了俞公达先生的关注。

作为湘师古市分部的主任，他查阅到了我父亲的相关材料，有意地找我父亲谈话。通过多次交流，俞公达先生渐渐了解了这位学生，同样出身贫苦农家，同样想通过勤学苦读改变命运（公达先生也是先考上杭州第一师范，再考上上海大夏大学的），又同样为人正直善良。

俞公达先生喜欢上了我父亲，并把自己正在湘湖师范读书的胞妹俞纯琏介绍给了他。我父亲比俞纯琏高两届，两位年轻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

1940年，父亲从湘湖师范毕业，母亲送给父亲照片留念

1940年和1942年，他们先后从湘湖师范毕业。1943年，两人举行了婚礼。

1939年，浙江大学在丽水龙泉创办了浙大龙泉分校，我父亲经过努力，于1941年考上了浙大龙泉分校师范学院的国文系，成了岭下张村第一个，也是解放前唯一的大学生。我舅舅俞公达，则是他家乡诸暨次坞文水塘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喜讯传到富阳老家，众乡亲齐相庆贺，我年过花甲的奶奶止不住热泪纵横。

03 巧手持家度时艰，辛勤抚育第三代我兄弟四人，大哥梦雄生于1944年6月；我是老二，生于1948年2月；老三张明生于1950年国庆节；小弟张朋生于1959年11月。

四兄弟中，只有我是奶奶亲自接生的。1947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当时在外教书的母亲正怀着我，为了能安全分娩，她回到了婆家岭下张村。

年轻时的母亲

1948年2月2日，正是农历丁亥年腊月廿三小年夜，家家户户拜祭灶神的时刻，母亲在奶奶的帮助下，顺利地产下了我。

当时环境艰苦，所以母亲亲自为我哺乳，我其他三个兄弟都是请奶妈哺育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妈妈就带着我回到杭州，1950年在下城区的迎真小学（后来叫庆春路一小）恢复了她的教师生涯。

奶奶也一起来到了杭州。五十年代，我家住在下城区菜市桥边的锦衣一弄。

1954年秋的一天，爸爸、妈妈和奶奶带着我们哥仨（当时小弟尚未出生）去附近的“就是我”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照片以西湖和保俶塔为背景，身穿西装的父亲和穿着小花点中式外衣的母亲站在后排，奶奶和我们小兄弟仨坐在前排。

照片中的奶奶身着传统老式对襟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带微笑，面容慈祥，眼神明亮。

摄于1954年秋的全家福

这是我保存的照片中奶奶和我们唯一的全家福。我想，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时已75岁的奶奶心中一定充满了儿孙满堂的幸福感。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自己的儿子媳妇都在杭州做了受人尊敬的老师，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

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天灾人祸，物质非常匮乏，买什么都得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香烟票、豆制品票、煤球票……

买菜则每户一本购菜卡，每人每天可购买一分钱的蔬菜，也不是新鲜的青菜，而是硬邦邦的花菜叶子边皮。

我家四个男孩，除了小弟张朋刚蹒跚学步，其他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每月二十多斤定量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

父亲已调到杭州师范任教，家也搬到了文二路的下宁桥宿舍。奶奶就带着我和我弟弟张明来到文二路西溪河边。

我的父亲

那时的西溪河边远不是现在这样高楼林立，河的东面是大片的桑园、荒地和池塘，野菜长得十分茂盛。

奶奶教我们一一认识了荠菜、马兰头、酱瓣草、苦菜、蕨菜、草紫、胡葱、木耳菜、猫耳朵、水芹菜、狼鸡头等许多野菜。

我们所在的文教区下宁桥宿舍，都是浙江大学、浙江教育学院、杭州师范、幼儿师范、杭州商校、外语学校等学校的教工宿舍，他们都不认识这些地里的宝贝。

奶奶带着我们，一会儿就挖了满满两大篮。回家后，奶奶把野菜洗干净，又用开水焯一下，荠菜、马兰头可以炒炒当菜吃，酱瓣草、苦菜、蕨菜可以煮稀饭或者烧菜饭。奶奶烧的菜粥、菜饭香喷喷的，特别好吃。

我在读初中，作业不多，每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回家拿了竹篮直奔河边去挖野菜，每次都满载而归。

就这样，在奶奶的巧手安排下，我家平安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还省出少量粮票支援富阳老家的亲戚。这可都是奶奶的功劳啊！

奶奶深明大义。大跃进年代，父亲要把家里的一张钢丝铁床捐给学校炼钢铁，奶奶只是叹了口气，却啥也没说，让父亲把钢丝铁床拿走了。

1966年文革发生时，红卫兵来学校家属宿舍破四旧，我家所在单元楼上共五户人家，其余四家都被抄了家。

父亲因解放前曾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我们家没被造反派抄家。因为有奶奶在，那年她已是88岁高龄，造反派也害怕出现意外闹出人命；另外，我家也是实打实的贫农成分，他们不好乱来。

说起我家的贫农成分，也归功于奶奶。

四十年代有一年连降大雨，山洪暴发，爷爷奶奶在胡公庙前造的石拱桥也被冲塌了。村里族人要出钱修造，奶奶坚决不同意。她说这桥当年由我家出资修建，现在垮了，理应仍由我家出钱来修。

那时我父母都在外地教书，薪水不多，也很少寄钱给奶奶。奶奶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把仅有的一座毛竹山卖掉，换钱修好了石桥。

恰恰因为唯一的毛竹山卖掉了，土改时我家田无一分，地无一垅，毫无疑问地被划为贫农。正应了那句老话：好心有好报。

奶奶曾经捐的石桥几经修葺，已不是当初的那座桥了

04 毅然离杭回原籍，孙子得返岭下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我和弟弟张明于1969年3月6日，一起去了黑龙江同江县青年庄。

同江地处黑龙江东北端，冬季气候寒冷，最低可达零下40多度。

我和弟弟还算幸运，我们下乡的青年庄，老乡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豪爽大度，对知识青年很关照。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当年就当了民办老师和大队会计。弟弟与十多名知青去林场干了半年，其余时间参加大田劳动。

我（左）和弟弟在黑龙江下乡

1970年1月大队年终决算，我和弟弟扣除了预留的口粮款，还分到了一千多元现金。

这是兄弟俩生平挣到的第一笔收入，我给杭州家中汇了800元，又给了弟弟200元，让他回杭州看望父母和奶奶。

我妈妈收到汇款后给留在东北过年的我来信说：这是她这辈子拿到过的最大一笔现金。一直记挂着我们的奶奶也稍稍放了心。

1971年，弟弟张明因身体不适应东北气候，经老家亲友帮忙，户口迁回了富阳岭下张村，并于次年招工进了新建公社供销社当职工。

弟弟有了正式工作。知青点的“插友”们有的回城，有的当兵，有的投亲靠友离开了同江。我也在父母亲的要求下动了回南方的念头。

但杭州是绝对回不了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重走弟弟的老路——回富阳老家。

但回富阳老家也要个理由呀。奶奶决定，把她的户口从杭州居民户口迁到富阳老家农村。

奶奶已是94岁高龄，可谓风烛残年，但是为了我这个孙子能从北大荒调回南方，竟然主动放弃杭州的安逸生活。

于是我以老祖母年老体弱，身边无人照顾为名，打报告要求把户口从黑龙江同江青年庄迁到富阳。

经过8个来月的努力，经同江县知青办和青年庄同意，靠着岭下张村大队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忙，靠着我奶奶和大伯、小伯家在村里忠厚善良的好名声，也因为我父亲这个解放前全村唯一的大学生曾经帮过村里的忙，岭下张村接受了我，把我的户口落实在第二生产队。

生产队长承德伯，是大队党支部委员，也是我堂妹幼云的公公。

就这样，我于1972年10月回到了岭下张村。这也是奶奶为家庭、特别是为我作出的牺牲。

岭下张村老宅

回到故乡后，我和九十多岁的奶奶朝夕相处。

奶奶爱说叠字，夏天的老南瓜吃在嘴里，奶奶会说“甜蜜蜜”“甜津津”；深秋的竹席睡上去是“凉咻咻”“冷丝丝”的；形容冷是“凉哇哇”、“冷冰冰”，形容热是“热烘烘”、“热腾腾”……

奶奶生活经验很丰富，说：“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太阳很大，彩霞漫天，我去生产队干活，奶奶让我带上雨具。晌午老天爷果然变了脸，下起了阵雨。

夏天雷雨很多，闪电也多，奶奶说：“东闪风，西闪空，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

这种凭着观察闪电的方位来预测天气的办法，我曾经屡试不爽。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奶奶教我做人的道理。

因为父母硬性要求，我回老家后没有马上去公社当民办老师（文革期间像我这种1966年毕业的老高中生真不多），父母要求我在生产队劳动。

我每天跟着社员们上山伐竹砍柴，挑担种地，很累。在黑龙江干活都是一马平川的黑土地，而富阳老家都是山，砍下毛竹后还必须把毛竹从山上背回村里。

山路崎岖，空手上山下山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还要背毛竹、挑担子。别的壮劳力一次可背4株大毛竹，我只能背2株小的，所以工分很低，内心不免消沉。

奶奶看在眼里，给我讲爷爷当年起早贪黑勤奋干活的故事，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激励我，一边悄悄给我增加营养，变着法子给我做点好的。她自己经常吃番薯，让我吃白米饭。

奶奶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鼓励我多看书，向父亲学习，争取将来也成为大学生。

老宅的楼梯

看到我在楼上静静看书，奶奶很欣慰，会悄悄地给我端来一杯茶水。

父母亲按时给我和奶奶寄来生活费，奶奶很节约，一分钱也舍不得乱用。但是亲友们若有事相求，或是需要借钱救急，奶奶总是慷慨解囊。

她常说做人要乐于助人，要学会感恩，爷爷去世后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时，亲友、邻里都热情伸出援手，所以能帮人时一定要帮。

奶奶待小奶奶王氏就像亲姐妹，俩人数十年间一直以姐妹相称，从未红过脸。

奶奶与我大伯、小伯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视如己出，对我的堂弟尧新、堂妹幼云、杏照、杏芳都疼爱有加。他们也都非常敬重奶奶，奉为家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奶奶一生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她的待人处世，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教育。

1973年春天，我在表哥史培基先生的推荐下，被招进新建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奶奶很高兴，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教书，做个耐心、细心、有爱心的好老师。

05 九五高龄辞人世，五天预测准如神新建中学在公社的所在地虹赤，离岭下张村有近10里地。

1973年10月下旬，我回到岭下张村看望奶奶。平时奶奶总在楼下堂前闲坐聊天，但那天我没看见她。

小伯、小婶婶告诉我，奶奶说她有点不舒服，休息去了。我上楼进了奶奶的房间，只见她躺在床上，面色有点苍白。

我问奶奶哪里不好。她说小毛病，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说送她去公社看医生，奶奶不肯去，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不想折腾。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一早要回到虹赤新建中学上课。临行前我去看奶奶，再三请她和我一起去公社卫生院。

奶奶这时和我说，让我给爸爸妈妈拍一封电报，叫他们回来一趟。我急了，问她还有什么吩咐，奶奶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摇了摇，说不要紧，她还有五天好活。

我拿出几片药请奶奶服用，奶奶摇摇手，竟是不肯。

我心急如焚，离家直奔公社。我向学校请了假，到公社邮政代办所给父母拍电报，电文只有六个字：

“祖母病危速来。”

父母当天晌午收到电报，马上分别向单位请了假，直奔富阳。

父母先后换乘了三辆车，才赶到富阳县城，但午后到达汽车站时，开往常绿公社的客车已经开出。

父母赶到中埠准备改乘渡轮，却被告知，到春江的渡轮当天已经停运。父母万般无奈，只得回到富阳县城，在旅馆住了一宿。

第二天，父母一早乘车先到虹赤，再步行10里路，才到了岭下张村。

奶奶见到我父母，很是欢喜，精神也突然好了很多，拉着手说长道短，似有说不完的话。这一天是星期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奶奶在史家山的女儿，在萧山尖山下、斜爿坞和常绿姚村的外孙、曾外孙，以及各地的亲友，纷纷闻讯赶来看望奶奶。

奶奶和他们一一打着招呼，谢谢大家的探望，还和我姑妈她们聊起了陈年往事。

父母让奶奶好好休息，少说话，但奶奶变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全然不听劝阻。

星期六午饭后，学校放了假。我和堂妹夫张海校拉着一车大米、油盐酱醋、蔬菜豆腐、还有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弟弟设法买来的猪肉，从虹赤回岭下张。

海校长我一岁，是新建中学的负责人。他推着独轮车，我在前面拉。

从虹赤到岭下张村，是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全是上脚路，300多斤重的米和菜，累得两个教书先生汗流浃背，路上歇了好几回。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到达“鸦雀窠”。

奶奶12年前生过一场病，后来不治而愈，只是堂前养着的兔子死了一只。奶奶属兔，同住在祖屋的大伯、小伯和小婶婶都说，奶奶心地善良，所以那只兔子抵了奶奶一命。

12年过去了，奶奶已是95高龄，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我内心充满了忧虑，因为五天前，奶奶曾亲口告诉我，她还有五天。这一天，正是奶奶和我说过的第五天。

晚饭时，我和父母端着一碗薄薄的米汤到奶奶床前，要她喝。

奶奶不肯，在我们的再三劝求下，喝了两小口。

我与父母还有姑妈等环守在奶奶床前，又聊了好一会儿天。奶奶出奇地冷静，要求我母亲和姑妈帮她洗了脸，换上一身新做的藏青色的布衫和长裤，又帮她把一双她亲手做的新鞋，穿在小脚上。

这时已到了三更天，她对周围的亲人们说：“你们陪了好几天，都累了，谢谢你们，大家都休息吧，我也要睡了。”

奶奶用那双总是那么明亮的眼睛慈爱地看了看我父母和大家，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不一会儿，奶奶就安然离开了我们。

奶奶走了，走得那么从容，那么安详。

老人家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像知道一盏油灯即将耗尽最后的一滴油一样，预测得分毫不差。

这一天，是1973年农历十月初二，阳历10月27日。奶奶走的时刻，天上没有月亮，星光惨淡，山风阵阵，溪水呜咽，像是老天爷也在为她送行。

第二天我们就送奶奶上了山。奶奶的墓穴是她生前就选定做好的，就在小黄岭下的茶园家。

奶奶的坟墓西南朝向，正对着我家的祖屋。从那里望下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家的祖屋。

出殡回来的中午和晚上，亲友们聚在一起吃豆腐饭。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奶奶一生忠厚善良、品德高尚、乐于助人，而且高寿，来吃豆腐饭，既是对逝者的敬重，又能分享福气。

长者们有的讲起了我奶奶的两次出资造桥，有的讲起了奶奶培养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有的提起了奶奶曾给予的帮助。

奶奶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敬重和爱戴。哪怕是最后离开人世，她也要施人恩惠，给人快乐。

奶奶去世一年后，我父亲落实政策，重新当了教师。母亲于1975年光荣退休，根据当时的退休抵职政策，我于1975年的10月进杭州武林中学当了一名公办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在古代文学课上，我读到了晋代李密《陈情表》中的句子：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我不禁引起内心深深的共鸣，潸然泪下。

是的，如果没有奶奶含辛茹苦培养我父亲去外地读书，父亲就不可能认识我母亲，也就不会有我们兄弟四人；

我出生时，如果没有奶奶亲自为我接生，母亲生我就不一定会那么顺利；

困难时期，如果没有奶奶的巧手安排，我们兄弟四人很可能早就瘦得皮包骨头，没有现在的良好身体；

文革中，如果不是88岁高龄的奶奶在家，我家也很可能难逃被“造反派”抄家的厄运；

如果不是93岁高龄的奶奶放弃安逸的杭城生活，把户口迁到富阳农村，我就不能从东北迁回富阳，后来也就未必能顺利参加高考……

真是：“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我受了那么多奶奶的恩泽！

奶奶从小就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诚实为人，勤勉做事。

我没有让她老人家失望。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成了家乡第一个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博士。奶奶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金庸先生来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如今，我也已年纪七十，成了两个孙女的爷爷。含饴弄孙，抚今追昔，不由更加怀念奶奶，回想起奶奶昔日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垂训，内心百感交集。

我与董建华先生

今天我写作此文，既是告慰先辈，也是为了寄托深情与哀思，让子孙后代追远怀亲，传承善良、淳朴、勤劳和乐于助人的家风。

历经百年风雨，岭下张老家的祖屋日趋破败。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后，决定对老屋拆除重修。

我要经常回到这里住。呼吸着山里清新的空气，我格外满足。这是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兄弟们的家。

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人生最美好的情感和回忆在这里，我的根在这里。

修葺前的老宅

丑丑·后记张老师：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张梦新老师是木木（林煜）的大学老师。

常听木木讲，张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一生严谨治学，爱学生如子女。

如今，木木已人到中年，亦常常念叨张老师为师为人的点点滴滴，人品师品都是我们的榜样。想起，便打电话给张老师。

于是，深秋时节，张老师背着双肩包从杭州城西辗转两趟地铁，一个多小时赶到城南的“丑故事”。

张老师已是古稀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到处奔忙，助人为乐。

看到张老师写奶奶的文章，我们都感动不已，终于知道，为什么张老师会长成今天的样子。为什么，张老师这么乐于助人，原来皆因家风渊源。

我们提出，想去张老师的富阳老家看看，拍一些照片。

周日，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气温骤降。张老师推掉所有的工作，一大早坐地铁赶到城南，早早地等在地铁口和我们汇合。

岭下张村，张老师出生成长的地方，四面环山，一条溪流穿村而过。

窄窄的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乡村别墅，车子行到尽头，一转弯又是一方开阔天地。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张老师说，这个村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自建国以来，没出过一起刑事案件。

到了真正的路尽头，再沿着长长的台阶爬到高处，就是张老师的家。房子背靠将军岭，面对小黄岭。小黄岭那边就是萧山地界了。

张老师的弟弟正好从杭州回来住几日，听说哥哥要带学生回来，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烧了一大桌菜。

张老师拿出刚刚修订过的张家族谱给我们看，厚厚一叠，可见张氏一族枝叶繁茂。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仲夏，族人推举张老师的父亲张麟祥为族谱写序。

张老师父亲张麟祥作序

六十年后，族人又推举张梦新老师为族谱写序。

张梦新老师作序

张老师说，父亲曾告诉他，八个字世代铭记：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张老师和弟弟们也是如此行事，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互敬互让。乡里乡亲，遇到谁有困难，他们总是义不容辞尽心尽力帮忙。

村民看到张家门开着，常常摘了菜送上门来，表达自己的感谢。

我们去拍奶奶曾经捐过桥的地方，张老师领着我们在雨里上坡下坡，给我们讲每个地方的故事。他深爱这方山水，并以此为傲。

张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一生成就斐然，却谦逊低调，淳朴善良，广行善事，处处乐于助人，而不张扬。

回杭路上，张老师执意不要我们送他，只要我们把他放在路边，让他自己坐地铁回去就好。

我们怎么好意思就把他扔在路边，自作主张径直把车开到了城西。

快要到张老师居住的小区了。张老师又开始念叨，反复要求我们把车子停在马路对面，他自己穿过马路进小区就得了。

我们还是没有听张老师的，左拐把车子停到了小区的正门口。天空中又下起了小雨。

这回，张老师执意要下车自己走，再也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去。张老师就是这样，宁可别人麻烦他，也不要麻烦别人。

这是祖辈相传、发自肺腑的淳朴、真诚和善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