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祝勇

故宫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祝勇仍想尝试答一下。

祝勇有很多身份，纪录片导演、作家、学者、艺术家，但因为《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古物之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些他写的关于故宫的书，让他不想在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沉默。

《故宫六百年》，书名这5个字在祝勇心里盘桓多年，直到2016年开始集中写作，花了3年多时间，才在2020年“准时”完成。写完后，祝勇惊奇地发现，写作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是一致的。

“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祝勇说。但故宫太大，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他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片段，从午门进、神武门出，让时间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

故宫六百年，重大事件自然是不能漏过的。故宫就像一个巨大的布景，每一个角落都演绎了太多历史大戏，惊心动魄。

“太和门广场（当时叫奉天门广场）在明朝时发生过‘夺门之变’。朱祁镇在早朝时，抢在朱祁钰之前坐在太和门（当时叫奉天门）的御座上，谁坐在这个御座上谁就取得皇位。宫廷政变的输赢，由一把椅子决定，这太有戏剧性了，太魔幻了。”祝勇说。

然而，故宫六百年不仅是政治史，还包含了建筑史、思想史、女性史，甚至日常生活史，无比广阔、复杂。祝勇觉得，重大事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此日常生活反而更加重要——它才是历史的常态，而常态构成我们的常识。

故宫的主角，并非只有帝王将相，还有许多普通人，包括太监、宫女、侍卫……他们可能无名无姓，但他们也曾在这宫殿里生活过，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有的甚至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祝勇讲到一位姓纪的宫女，史书没留下她的名字，但她生了一个儿子——弘治皇帝朱祐樘：纪氏怀了成化皇帝的孩子，万贵妃派一个宫女给纪氏下药堕胎，结果那宫女只下了一半的药，回来又谎称纪氏只是肚子里长了瘤子，并非怀孕。朱祐樘出生后，万贵妃又派太监张敏前去溺死婴儿，张敏却冒死把朱祐樘藏匿在宫殿的隐秘角落，每天以米粉哺养他，居然把他养活……

“朱祐樘能活下来，后来当上皇帝，离不开这些宫女、太监的帮助。他们并不是想从小皇子身上得到什么，甚至有可能因此惹来杀身之祸，但他们没有退避，因为他们有恻隐之心、怜爱之心，为了一条新生命，愿意豁出去自己的生命。”祝勇说，“这些太监、宫女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身上充满了人性之暖，值得把他们写下来。”

写了那么多宫里人，祝勇很难说清自己最喜欢哪个。“正德朝的官员李东阳、王阳明，救下朱祐樘的太监怀恩，编《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数了几个之后，他发现，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挺“倔”的，他们做的事，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李东阳，在太监刘瑾全面控制朝政，刘健、谢迁这些正直的官员都辞官而去时，他却选择留在内阁，做这个朝廷的最后一丝光亮，没有他，王朝政治就陷入彻底的黑暗了；王阳明更可爱，大家都弹劾刘瑾时，他默不作声，等大家都默不作声了，他却上了一道疏，结果被梃杖四十，还下了锦衣卫的黑狱，但没有这次劫难，就没有后来的“龙场悟道”，没有阳明心学的横空出世。

陈梦雷也是一个神奇的人。他在流放之地不停地编书著书，几乎以一人之力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当时叫《文献汇编》）这部旷世大典。这部书在雍正年间正式刊印时，上面根本没有他的名字——他被第二次流放了，正在帝国北方的衰草枯杨间苟延残喘。直到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的名字才被郑重印在封面上，此时，距陈梦雷去世已两百年。

从功能的主语来看，故宫的历史可以分为两部分：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百姓参观的博物馆。所以，故宫六百年当然应该包括它的现代史与当代史。故宫的主人变了，但仍有一些东西没有变。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20世纪上半叶，时逢乱世。在日本侵华期间，一些故宫前辈负责文物南迁，为民族延续文明的香火，每一个人都堪称一个传奇。

庄严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文物的工作，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曾戏称“宣统出宫我入宫”。然而没想到，他也要出宫了——带着故宫文物。当时，负责古物装箱的庄严觉得，最难装的就是那10件先秦石鼓。每一件石鼓都是重约1吨的花岗石，表面文字经过数千年风雨侵蚀，又十分脆弱。但庄严承诺，“人在，文物在。”

1933年从北京出发，过黄河、过长江，从华北平原到成都平原，石鼓一路到了贵阳，庄严的第四子庄灵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但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衣履简陋，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祝勇说。

10多年辗转了半个中国的石鼓，如今藏于故宫宁寿宫皇极殿的石鼓馆。2018年秋天，庄灵去了石鼓馆，十具粗朴的石鼓，仿佛一直等在那里。他在石鼓前站了很久，陪在一旁的祝勇想：“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远的岁月洪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宫一直在“建”。这些年，故宫越来越“热”，也越来越“潮”，文创、综艺、手游、互动展、游戏书，连《故宫六百年》的新书首发都是在快手直播举行的。偶尔来参观的人，可能更多关注故宫的“热”与“闹”，少有人关注故宫的“冷”与“静”。

每次有朋友来故宫，祝勇都会带去文渊阁，这里是开放区，但游客并不多，“很清静，很符合它的气质”，因为这里是乾隆皇帝的藏书之所，而且藏的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由于部头巨大，不可能刊印，《四库全书》在乾隆时代总共缮写了7部，历经两百多年风雨，现存世上三部半。文渊阁的这部去了台湾，但藏书之阁仍在，阁中的书架，还是乾隆时代的，那些金丝楠木书柜依旧照原样摆放着。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有多少读书人的生命，消融在了这部书的编纂中。”祝勇说，“我很喜欢文渊阁的气息，在这里，我会感觉到所谓文脉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具体的，可以看见，可以闻到。”

在祝勇的印象中，“博物馆热”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博物馆都是冷门。许多人从《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上看到了故宫人的职业精神，但祝勇说，其实故宫人一直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哗众取宠的动作，没有虚张声势的表情，红墙隔开了外部的喧嚣，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一沉就是一辈子。这种职业精神，从故宫的前辈，一直贯注到今天。没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他们就不会各有所成，故宫也不会是今天的故宫。”

最后，回到那个问题，故宫是什么？

“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万万千千的劳动者成就了它的美……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情有独钟；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祝勇在《故宫六百年》的后记中写道。（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