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了崇国这枚东征路上的钉子，姬昌再进一步，将统治中心由周原东迁至渭水平原，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建立起名为“丰京”的前进据点。然而就在姬昌即将与商王朝正式摊牌之际，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并很快离开了人世。但正是这样的溘然而逝，最终成就了姬昌为万世表率的高大形象。

尽管从现有史料来看，姬周部族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过商王朝的援助，但其政治上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而商王朝对姬周部族的态度，也是在利用、挟制、拉拢之间摇摆不定。因此整体来说，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君臣”可以概括。

但后世大行其道的儒家学派，却因为其创始人孔子殷商遗民的身份认同，以及为了宣扬“三纲五常”的需要，而刻意强调商、周之间的从属关系。虽然此后孟子等人为了迎合战国诸侯取代周氏的政治需要，而为商、周之间的战争增添了“有德”伐“无道”的天命色彩，但其“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说辞，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儒家的心目中：商是君、周是臣。

一旦接受了商、周之间的君臣设定。那么“武王伐纣”便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以臣伐君”“以下伐上”。虽然后世有好事者借着周室重臣吕尚之口在《六韬》中辩解称：“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但在那个“君为臣纲”的时代里，直接以武力推翻暴君显然并非最优解。

麟趾贻休，出自《历朝贤后故事图》册

因此在正史中曾公开与商王朝决裂、挑起全面战争的姬昌，便被塑造成了一个仁德贤明的谦谦君子，面对残忍暴虐的君主虽屡遭打压却依旧忠贞不渝。甚至在民间小说《封神演义》中，姬昌临终之前还在交代姜子牙：“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

虽然这样的惺惺作态，今天读来令人颇为不适，给人以这位 “圣贤”不是为人迂腐的东郭先生，便是畏首畏尾的伪君子之感。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封神演义》成书的年代里，姬昌这样的态度，却是得到了“当世圣人”首肯的。

活跃于明正德至嘉靖年间的儒家“心学”创始人王守仁，曾在其著作《陆澄录》中，借助南朝大儒陆澄老师之口，宣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意思是说，身为臣子的姬昌，在世的时候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果活到武王伐纣的时候，或许天下归心，用不着对身为君主的帝辛动武，应该要在约束其恶行的同时，继续善待于他。

为什么一生都在强调明辨善恶、探索“良知”；“知行合一”、去改变世界的王守仁，会在“商周革命”的问题上发出这样的倡议呢？显然也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的。王守仁一生经历了明朝的四代帝王，却有三个都是荒淫无耻的昏君：明宪宗朱见深，宠信万贵妃、建立西厂、连兴大狱；明武宗朱厚照重用宦官、荒疏朝政，以致藩王作乱；明世宗朱厚熜迷信方术、亲近奸佞以致四海板荡。

这些帝皇在王守仁的眼中或许与商纣王帝辛并没有区别，但阶层和身份的限制，令他不能公开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强音。只能委婉地寄希望于大明能够出现一位像姬昌那样天下归心的圣人，可以在不牵连百姓、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约束君主的行为，还天下以清明。

然而，王守仁显然忘记了，中国历史多的是公开效仿周公、以忠臣良将自居的重臣，多的是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们打着匡扶朝纲的名义，大肆沽名钓誉、贪权窃柄，直至将自己所效忠的政权侵蚀成一个空壳，还要故作爱惜羽毛地将最后的临门一脚留给自己的子孙，曹操如是、司马懿父子亦如是。与之相比，反倒是那些公然篡夺王位的“乱臣”或明火执仗的“反贼”，要直白和可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