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八宝山殡仪馆竹厅，鲜花簇拥中，日本遗华战争孤儿王林起（日本名：渡部弘一）在亲人、同事、朋友的送行中，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一切与正常的告别仪式并无不同，但细节里则透露出他所走过的与众不同的人生。

“历经腥风血雨异国收获人间大爱 札根中华大地终生呵护友好和平”—— 会场悬挂的这幅挽联浓缩了老人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生。

1935年8月，渡部宏一生于日本山形县的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和田村，是家中长子。5岁那年，父母报名参加了日本为殖民中国东北而组成的“满蒙开拓团”，带领全家来到中国黑龙江省林口县龙爪镇。1945年8月，日本战败，“满蒙开拓团”作为首先遭到军方遗弃的“弃民”，渡部一家在逃难中历经磨难，当年年末之前全家六口人或失散，或死亡，唯有他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在沈阳的一处日侨难民所有幸得到中国养父王殿臣夫妇的救助，并成为王家长子，取名“王林起”，从此有了他在中国的温暖的家。

1948年底，当时在东北从事小买卖的养父一家辗转来到北平城，后一家人一直居住在丰台火车站附近的正阳大街143号院。

作为家中长子，养父非常喜爱这个勤劳、聪明的儿子，尽家中所有为他治病、并培养他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王林起学习成绩优异，是老师看好的高材生，后因突发疾病无缘高考，成为了北京重型电机厂机修车间的技术工人。爱学习、肯钻研的他，多次攻克技术难题，赢得了同事以及徒弟们的尊重。

王林起不光是技术上过硬，还因为擅长画画，成为厂里的兼职宣传员，写标语、画壁画、出宣传栏、黑板报，办各种展览，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老人的家中，一直挂着他创作的油画，有海边的波浪、也有可爱的小动物、北京的公园秋景等，在职期间，他创作的黄山松风景油画还曾作为工厂的礼物，赠送给了到访的国际友人。

养父母后来又相继生了6个孩子，但“林起”是弟弟妹妹们无人不尊重的“大哥”。养父1960年，不到50岁就早早离世，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哥”拿出自己的工资补贴家用，是养母最得力的助手，“大哥对家里的贡献最大，我们都从心底里感谢他！”——来送行的最小的妹妹动情地説。

富士山高情意真，

我送哥哥到天明。

富士山高疑无路，

一尺一寸不了情。

这是老先生的挚友、《国际机械》杂志前主编但功溥特地为老人的远行创作的挽联。促进中日的和平友好贯穿了老人的后半生。

1981年，王林起第一次回日本探亲，回到了儿时生活了五年的和田村，还见到了母亲最小的妹妹“梅乃姨妈”。此后，虽然他曾多次短期探亲，但他坚定地将根扎在了中国，“养母还健在，当然应该尽孝，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王林起每次回日本短期探亲之际，都会利用拜会厚生省之际，提出希望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向中国养父母表达谢意的建议。2011年6月1日，他的心愿终于得到实现。这一天，时任日本国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位于北京的大使官邸，亲手把日本政府向战后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的感谢信交到他的养母手中。同时出席这一仪式的共有4位遗孤，但是遗憾的是，唯一能健在并亲手接过这封信的人，只有王林起的养母一人。

201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年之际，老人出版了他的自传《我在中国75年》。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回想近80年的人生经历，觉得我是个命运的幸运儿。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使我成为失去家人、失去所有的‘遗华孤儿’，在生死关头，我有幸得到中国养父母和好心人的多次救助，才保住了生命。在中华民族温暖的大家庭里，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从事了理想职业，有了温馨的家。一个‘另类’身份的我，被接纳入中国家庭，并来到中国首都北京，在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处于中心的环境里，从未受到过歧视或侮辱，与普通中国居民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享受公民权利，尽到公民义务，平安幸福地生活至今日。这就是古老而伟大的国度——中国！这个善良包容的民族，他们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外来侵略者而对于侵略者国家的人民，尤其对于因为饱受战争创伤而留下的遗华孤儿，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抚养关爱。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传统和魅力，这个民族的胸怀和品德，也深深地滋养了我这个战争遗孤的心灵。”

老人家为人乐观、豁达，热心助人，关心社会，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他也慷慨解囊，积极捐款。同年春天，他查出中晚期肺癌，直至病情危重最后一次住院之前，都保持着豁达、平和的心态。

追悼会上，女儿海燕为父亲挑选了一首日本童谣《红蜻蜓》，“那是他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

临终前，老人托付给女儿的遗愿是：请将我和在中国死去的父母、弟妹们的名字刻到日本老家山形县和田村渡部家的墓碑上，让人们记住在中国曾经有这样的一家人。让两国的后人们都铭记中日之间不能再有战争，铭记和平、友好的可贵。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阎彤

编辑：蔡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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