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琉璃厂有了这么多的浒湾人呢？按照申晓飞的说法，在琉璃厂附近有一座金溪会馆，这是我未曾了解到的事实，因为琉璃厂附近各地的会馆确实不少，但我却从未听说过这一家，看来有必要继续穿行在琉璃厂附近的小巷之内，想办法打听到金溪会馆的原址在哪里，但申晓飞却在该文中说了这样一句重要的话：“在琉璃厂出没最多的，是金溪书商。”可惜该文中未曾说明他这句断语的出处。

浒湾当年的盛况，摘自《浒湾刻书——那时的斯文》

申晓飞的这篇专文采访到了当今一位名叫王加泉的老人，按照文中叙述，老人已经过了80岁，是“把技艺坚持到现在的唯一一人”，金溪是不是仅剩下王加泉一位刻书匠人，这一点我不了解，但是该采访文中有王加泉家里成排的活字，而该文的图注中说是“铅活字”，但我从照片上看，总感觉这是一种木活字，不知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这一户在朝中有人

然而新出的《金溪县志》中，列出了浒湾红杏山房所出版之书，该书坊刊刻过：“《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清）高宗弘历著；《二思堂文集》四卷；《诗集》二卷，叶世倬撰，清道光十四年（1834）；《增订汉魏丛书》王谟辑，清光绪二年（1876）；《汤文正公集》清同治十二年（1873）；《壮悔堂文集》十卷；《遗稿》一卷；《四忆堂诗集》六卷；《诗集遗稿》一卷，清光绪四年（1878）”等书，而后还有一部“《史忠正公集》四卷，（明）史可法撰，同治十年（1871）活字印本4册”，并且明确称是同治十年的活字印本，而在那个时段红杏山房不太可能用铅活字来刷印书，故其所用活字基本上可断定为木活字。这样分析起来，当年的浒湾出版物虽然以木刻本为主，但依然有木活字本，这也更加印证了浒湾镇入口处那个巨大牌坊上所写字句的全面。

关于本镇名称的来由，新修的《金溪县志》上有如下几个说法：

1986年版《金溪县地名志》载，明初，许氏从本邑后潭许家迁此，因建村于抚河湾上而得名许湾，后雅称浒湾。

1992年续修《许湾许氏族谱》新序载，文焕公十一世纪末（即北宋哲宗赵煦在位时）自郡城（今抚州市）大巷迁于金溪归德乡中洲里之西溪金官渡，尔后子孙繁衍，人咸以所居之地名曰许湾。

徐正付在《浒湾琐琰》一文（载《抚河》1982年第二期）中写道：明朝年间，这里只有一个渡口，河岸有一棵大杨柳树，人们因此叫它杨柳渡（即现在的杨柳坡）。一日，许、宋两家到此争地，互不相让。最后议定，各推选本姓壮丁一名，穿着烧红了的铁靴竞走，以竞走倒地为界。许姓壮丁从洲头走到洲尾才倒地而死，而宋姓壮丁只走到现在的宋家亭就倒下去了。于是，许姓占据了大片地盘，传说浒湾因此而得名。

但无论哪个说法，都是讲述这里本名“许湾”，可是如今所见者却是“浒湾”，然而当地人却一律把这个“水浒”的“浒”字读作“Xǔ”。如果按照《辞海》上的解释，这个字本来就有两个读音，所以读“Xǔ”并不为错，但是这样的严谨说法显然不如民间传说来得生动，而《金溪县志》中对于该镇名称这个特殊读音解释，竟然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也不知哪一种说法更接近正确，我还是在此做一回文抄公吧：

传说之一

许湾古名金冠里，三个字的地名，喊起来很不顺口。因坐落在水边，街巷多弯多曲，有人翻书查字，提议不如改名浒湾更好听。一来二去时间久了，也就喊出来了。到了清朝，这里的木刻印书业十分发达，加上交通方便，市井繁华，连乾隆皇帝游江南时，也带着纪晓岚几个大臣，慕名乘船来到这里。乾隆坐在船上，老远见码头上立着一块大石碑，碑上刻着“浒湾”二字，又见车马往来，热热闹闹，不觉脱口夸道：“好一个许湾！”皇帝乃金口银牙，说一不二，浒湾从此就读许湾。（见《抚州地区民间文学集成•金溪县卷》。

传说之二

浒湾，在历史上曾经是金溪、临川、南城三县交界的重镇，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文化繁荣。随着我国雕版印刷的出现，民间印刻事业出现了私人刻本和作坊刻本，给浒湾带来了盛名。明清二代，浒湾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优，都达到空前的程度。镇上的书坊，已不是几间几所，而是形成了两条街，一曰前书铺街，一曰后书铺街。一部部在浒湾精工刻印的线装书籍吸引着四方文人商贾，自然也到了皇宫。一日，乾隆皇帝一边翻阅一边说：“许湾书籍著中华！”如是，浒湾只好读许湾，沿袭至今。（见林抒《书乡，浒湾散记》）

传说之三

浒湾早先是唐、黄、许、宋四大姓，后来又增加赵、李、姜、周四大姓。在八大姓中，因许姓人才出得多，地方官也多，故以许姓命名为许湾。到了清代，赵姓的读书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许湾已有上百个姓氏，再称许湾不妥，应予更名，皇上考虑到许湾已是江南十分繁华的集镇，名气不小，改名弊大于利，于是就在许字旁加上三点水，从此，许湾就变成了浒湾。

有意思的是，《金溪县志》把浒湾书铺街一些刻字坊的经营者称之为“老板”，这种称呼方式不知算不算是与时俱进，比如该文中讲到的第一位老板的情况则是：

杨随，金溪人。原在四川泸州开设药铺，其从兄同在泸州经营书肆，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杨随将自己的药铺让给从兄，自己转业经营书铺。多年经商的他，头脑活络，把浒湾的书籍视为祖业对待，经营理念新颖，经营方法灵活。年终结算，书肆赢利比药铺大得多。人们对此不解，杨随回答说：“书可资博览，且祖业也。”

看来，原本开药铺的人都会转行开办书籍作坊，可见这个行业当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而对于我未能入得其门的旧学山房，《金溪县志》中有如下的记载：“谢甘盘，浒湾较有名气的学者，也是浒湾文人中的后起之秀，对书籍有着特殊嗜癖，筑有旧学山房精舍，广为搜罗旧刻书籍，重新刻制木版印刷以自娱。”

门楣上刻的字，毛静说他几次来都没注意到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浒湾镇的刻书，浒湾镇为什么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出版中心呢？它是从哪里学到的这种技艺？《抚州文史》2008年第1期载有陈笑涛所撰《浒湾木刻印书考究》一文，该文中详细叙述了浒湾刻书的来龙去脉，在谈到起源的问题时，该文中写到：“浒湾木刻印书起源于部分商人贩卖建阳书本，进而传承建阳一些刻书世家的家传技艺。乘他们转事他业之机，广为收购书版带回浒湾，开办刻书坊，并迅速崛起，填补了建阳书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

一侧是砖石，一侧是木料

看来，浒湾人最初经营书只是转卖而非制作。他们是到从宋代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去进货，再后来他们就发展到把建阳的书版买回来到浒湾去刷印，到了明末清初，建阳书业已经衰落了下来，而浒湾的崛起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对于这一点，《金溪县志》也有相应的论述：“浒湾木刻印书起源于部分商人贩卖建阳书本，进而传承建阳一些刻书世家的家传技艺。乘他们转事他业之机，广为收购书版带回浒湾，开办刻书坊，并迅速崛起，填补了建阳书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

读书人家

拿这段话跟陈笑涛的文章进行对比，发现这两段文字的叙述完全一样，不知是不是《金溪县志》抄录了陈笑涛的文章，但也有可能《金溪县志》中关于浒湾刻书这一段正是出自陈笑涛之手。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抚州文史》上的所写更为详细，因为其文中还谈到了浒湾人的经营模式：“经营者均采用生产与经营合为一体的模式，且多是家族独资经营。也有合股经营的，但以亲戚或朋友合股为主，不接受外族股份，也不带外族徒弟。他们一方面是书籍印刷生产者，另一方面又是书籍流通的经营者。皆精通生意经，善于把握时机，谋求发展。”更为奇特者，该文中还提到了浒湾刻书所用的板材：“先是上山选择雕版所需要的优质树材，多用樟木、梨木和荷木。接着是将砍下的原木锯成两厘米厚的板材，放置通风处阴干。然后是制版，每块的正反两面刨平磨光。”

衰败之中

古人把出版著作形容成“付之梨枣”，由此可知，古代刻书的书板其材质主要是梨木和枣木。陈笑涛在文中虽然也提到了梨木，但他又说到了樟木与荷木。关于樟木的书板，有的文献中则称，建阳本很多就是用樟木所刻者，因为这种木料的材质太软，所以建阳本落下了刊刻不精的恶名，但至少说明樟木的确可以用来刻书；然而荷木是一种什么木料，我对此完全不懂，但肯定不是荷花的杆。所以，这段话至少写明了浒湾刻书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木料。

一家大的商号

关于浒湾最早的刻书时间，《金溪县志》列出了明代当地的四个刻书堂号：

万历、天启间，金溪出现了四个刻书堂号。

一为金溪王世茂车书楼。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当代名公鸿笔百寿类函释注》八卷，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车书楼汇辑各名公四六争奇》八卷，天启间（1621~1627）刻《尺牍争奇》八卷。

二为绣谷周氏万卷楼。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官板举业卮言》四卷。

三为金溪书林周文明坊。万历年间刻《易会》八卷。

四为金溪王氏一贯斋。天启七年（1627）刻《明便通书》四卷。

刻书有了堂号，应该说具有了商业性质。从其刻印书名来看，也超出了文人自刻己著、广赠师友以求立言传世的初衷，而是刊刻士子的实用书籍，以售书谋利为目的。

看来，直到明万历年间，浒湾人才开始独自刻书，而此前主要是转卖成品和收购书板，清代的乾嘉时期乃是浒湾刻书的鼎盛。

只能把相机伸进去拍

关于浒湾刻书的衰落，陈笑涛在文中写到：“至清同治年间，浒湾的木刻印书开始衰落，但经营铺栈、书店仍有60余家，其中有47家聚集在前、后书铺街，其余十几家则散居在该镇其它街巷和附近的中洲等村庄。它们中较大的有两仪堂、余大文堂、文德堂、文奎堂、文林堂、善成堂、三让堂、可久堂、红杏山房、旧学山房、漱石山房、文信堂、四友堂、忠信堂等。这些铺栈、作坊的木刻印书不光在本地销售，而且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地处长江中下游水路交通畅达的口岸，如南昌、南京、芜湖、安庆，均设有分号分店。”

没有了人，衰败得更快

浒湾竟然形成了如此大的经营规模，那为什么又迅速地衰落了呢？当然，这跟当时的历史变化有很大关系。因为石印技术的普及，使得这种传统技艺越发显得笨拙，而他们原有的书板也渐渐地损失了。关于书板的结局，陈笑涛在文中写到：

清末民初，随着石印技术的推广，浒湾木刻印书每况愈下。到了民国中期，就已经被淘汰。原刻雕版因没有经常印刷而遭霉烂和虫蛀鼠咬，以致残缺不全。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军侵扰浒湾，纵火焚烧，使浒湾四分之三的店铺变成焦土，雕版也遭到损毁，几乎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部分雕版被书铺老板的后人当柴烧掉，一部分被文化馆收藏，且均为残次版。仅有合市后斛塘村保存有文德堂书局所刻的《皇朝经世文编》雕版和双塘竹桥村镇川公祠保存有余大文堂刻书坊所刻的《十三经不二字》雕版全套。“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馆和后斛塘村及镇川公祠保存下来的雕版成为‘四旧’之物，被当众焚毁。

其实浒湾镇内不仅仅是刻书作坊，因为当地也有藏书人，而这些所藏之本也因为历史的原因，最终大部分被毁掉了，陈笑涛的文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金溪人不仅印书、著书，且有藏书之风。清末以后，随着木刻印书的凋敝，金溪的藏书楼和藏书量也随之减少。民国三十一年，日军侵扰金溪，在浒湾、县城、双塘等地大肆烧杀抢掠，藏书楼遭受极大的破坏。民间的木刻书也多被烧毁。20世50年代三让堂书局老板后人吴文丁，将家藏先辈刻印的书籍上万册，送交县图书馆。印山藏书楼砚雨楼原主人后代徐善男也献交了几土车书籍。“文化大革命”中，县图书馆藏的木刻书籍作为“四旧”之物，被全部烧毁，唯有县档案馆保存的一部清同治九年版《金溪县志》幸免。在破“四旧”中，个人藏书者中属“黑五类”的，因风险大而暗中将藏书烧毁。大部分人则顺应潮流主动将藏书或卖给商店做包装纸，或当众烧毁。木刻书能躲过那场浩劫，的确属凤毛麟角。

除此之外，浒湾镇还形成了完整的出版业态，因为出版书籍最大的原料就是纸和墨，所以浒湾也有许多的纸店，申晓飞在文中写到：

浒湾镇有大小纸店、作坊140余家，纸槽300多个，事实上，“书、纸、笔、墨”这文房四宝，浒湾皆能生产。

进入民国之后，浒湾便逐渐不再做纸，而是从其他地区购买纸张。当外地的纸张来到浒湾之后，书铺老板还将它们染成各种颜色纸，以丰富取胜，所以有了“纸不到浒湾不齐”一说。谈到纸张的选择，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可惜当我来到浒湾古镇时，已经看不到这样有机的鲜活场景，眼前所见已经变成了少有生机的固态，而且这种固态也在衰败之中。我在一些街区上看到了不少倒塌的房屋，如果没有人维修，这里的老房屋还会继续地倒塌下去，真不希望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浒湾，就这样被时间这个“恶魔”，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盼着能够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像当地那位房地产商一样，投入巨资把这个古镇恢复出原有的生机。

人去楼空

虽然说这个世上的一切没有长久，但正如谭咏麟唱的那首《水中花》，我总想“强要留住一抹红”，尽管它“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的颜色”，但总比《红楼梦》中所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要好得太多。幸运的是，当的地旅游局局长胡军民先生也有着这样的共识，在当晚吃饭时，他讲述着自己正努力的招商引资，为此他欢迎任何一位描绘浒湾镇的人，也正因如此，我今日的寻访成为了他的座上客，虽然我人单力微，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大力者出手来做这件功德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