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都市侦探，需要密切关注报纸。民国作家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就有每天早上读报的习惯。图为剧《民国奇探》（2020）剧照。 （资料图/图）

报纸对于早期侦探小说而言，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早期侦探小说大多首发在报纸上，而且在这些小说里，报纸作为现代都市媒体，常常充当查案线索、破案工具，乃至犯案手段。

足不出户，就能抽丝剥茧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口数量庞大、职业分工细密、人际关系复杂、人员流动频繁，每个人要想了解自己所在城市中的“他者”，是格外困难的事，除非借助现代新兴媒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就是报纸。

20世纪初的都市侦探，更需要密切关注报纸。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就有每天早上读报的习惯。在绝大多数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中都出现了报纸，许多细节颇有纪实色彩。

侦探读报，不像普通人一样走马观花，只拣选其中一些有趣的娱乐八卦来消遣，而是需要格外关注各种社会新闻和案件报道，特别留心其中可能存在的线索与破绽。比如在小说《双殉》（1926年，初次发表时题为《爱之波折》）中，霍桑和助手包朗就都注意到了报纸上“张美侠服毒的消息”，而这恰好与霍桑刚刚接到的一起委托案件有关，“那人要我侦查的，就是张美侠的死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杀”。在《怪电话》《江南燕》等小说中，霍桑也是通过报纸了解到“孙家的盗案”“最近社会上的三起绑架案”“舞女被杀案”等案件消息。在民国时期犯罪活动猖獗的上海，过多的社会案件报道让侦探和助手们都难免感到有些麻木。在小说《舞后的归宿》（1940年）中，包朗看到“新闻纸上载着东大旅馆中，有一个舞女，被伊的一个熟识的舞客开枪打死”的社会新闻，感慨：“这样的新闻报纸上天天找得到，真是司空见惯。”

不过这种“司空见惯”当时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尚未普及到广大内陆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县乡。因此，谙熟在上海生活、读报、查案的侦探霍桑，在外地遇到“断指团”案件时，会抱怨“这里的消息怎么如此不灵通？除了《大江南报》有这么一段简短的新闻以外，别家报纸竟完全没有记载”。

世界上最早的侦探小说里就出现了报纸——那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莫尔格街凶杀案》里，一对母女在家中被残忍地杀害，侦探杜宾查案全程都离不开报纸。首先，杜宾是在“浏览了一份《论坛杂志》的晚报版时”，才知道这起神秘案件的发生。随后，杜宾通过接下来几天的报纸上关于案发现场情形、案情调查进展与各方证人证词等细节的报道，形成了自己的推理和判断。

在这里，爱伦·坡笔下的侦探杜宾俨然是一名“安乐椅侦探”。所谓“安乐椅侦探”（Armchair Detectives），主要指的是从不抵达犯罪现场，甚至足不出户，只是通过别人讲述或报纸刊登的案件信息，便展开推理，最终破获案情真相的侦探类型。“安乐椅侦探”的人物设定，往往更容易凸显侦探推理能力的高超过人。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侦探杜宾在《世界报》上发布了一条认领猩猩的招领启事，最终引得猩猩的主人（幕后真凶）自投罗网。至此，其之前所做出的一切推理全部得到证实。

在爱伦·坡的第二篇侦探小说《玛丽·罗杰疑案》中，更是大量援引了《星星》《商业报》《太阳》《箴言报》等报纸对于玛丽·罗杰失踪案的各种报道，这些内容甚至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情节。而这篇小说是依据194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起真实案件改编而成，促成爱伦·坡这次创作的，正是他平时的读报所得。

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同样颇为重视报纸，他曾对助手华生说：“那些报纸也都是供那些好事之徒消遣的，在伦敦这混浊的社会中，要是掀起点什么波澜，就会被这自动记录器自动而准确地记录下来。”在华生所列出的福尔摩斯的“知识清单”中，就有“他熟悉近一个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恐怖事件”一项，这显然得益于福尔摩斯常年坚持阅读报纸上各种案件新闻。

南风亭长《中国侦探：罗师福》第一案第五章《寄书》插图，原刊环球社《图画日报》第廿八号，图片内容为“吃饭时，罗侦探探怀取出报纸一卷，铺在桌上，带吃带读”。 （华斯比供图/图）

“破案神器”的N种用法对于一名熟悉现代都市与报纸媒介的侦探而言，报纸之于破案的功用多种多样：获得案件信息、查找历史线索、向警方传递消息……在“霍桑探案”系列小说《狐裘女》的案件中，侦探霍桑甚至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引诱罪犯自投罗网。这种手段能够奏效，正是基于当时上海很多人每天都会看报的城市生活习惯。

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更是将报纸的破案功能开发得淋漓尽致。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警察为了调查案件相关人员的身份，“把广告送到各家报馆”，以试图寻求相关线索的知情人；侦探福尔摩斯通过在报纸上的“失物招领栏”登了一则广告，将不小心把戒指落在案发现场并急于找回的凶手“钓上钩”；当地各家报纸，诸如小说中提到的《每日电讯报》《旗帜报》《新闻报》等，不仅在第一时间对案情进行报道，而且会给出各自的分析和解读。在小说《四签名》中，侦探福尔摩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来寻找被凶手藏匿起来的“北极光”号汽船……从新闻、评论、广告，到“寻人启事”和“失物招领”，都曾经成为福尔摩斯破案的重要工具，其对于报纸可谓“物尽其用”。

换一个角度来看，福尔摩斯在这些案件中既是报纸的读者，又是报纸的作者，他不仅阅读，而且编辑报纸上的信息，更深刻地影响案件调查的走向。

这背后，是现代报纸媒介的迅速发展。根据德国学者本雅明对当时巴黎报业发展的相关描述，其发展趋势之一即是“开始用简短、直截了当的信息去与详尽的报道抗衡，这种信息报道由于可以商业化地被再利用而很快流行了起来”。这里所说的“简短、直截了当的信息”既包括报社专职记者所撰写的新闻简讯，还有很多企业自己发布的商业“通稿”、产品广告，乃至更为个人化的租房求职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启事。比如民国报纸上常见的社会名流结婚或离婚的消息，其中很多都是由“名人”们自己提供的。在报纸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单一叙事主体”向“多元叙事主体”转变、作者与读者间界限日益模糊的趋势，福尔摩斯正是其中顺势而为的“媒体达人”。

《时报》对于当时“阎瑞生案”的追踪报道，红色圈出部分为“阎瑞生案”相关内容，1920年8月11日。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资料图/图）

“道魔斗法”侦探为了破案在报纸上发消息，其他人如法炮制，目的各不相同。

在徐卓呆的滑稽侦探小说《开幕广告》（1924年）中，演员张月痕在旅店突然失踪，引发了各家报社的纷纷关注和积极报道。最后真相大白，这竟然是张月痕为了博得报纸注意，通过乔装打扮而导演的一桩“假案”，其根本目的是为即将上映的新电影打广告。无独有偶，在程小青的侦探小说《怪电话》（1926年，最初发表时题为《玉兰花》）中，惹得霍桑与包朗辛苦奔波一场的白玉兰失踪案，“谁知道竟是一种想入非非的捧角方法”——白玉兰的戏迷宋梦江通过假造失踪案，使“各种大大小小的报上”“登着白玉兰的免费的特别广告”。

徐卓呆、程小青笔下的这些故事通过编造失踪案件，在报纸上博关注、骗“流量”，到头来都只是“虚惊一场”。张天翼的侦探小说《X》（1923年）中，犯罪分子对于报纸媒体的利用则让人感到后怕。

小说《X》紧紧围绕主角X展开，他自称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和来历，并且不断追寻身份之谜。这引起了多家报社的兴趣与跟踪报道。其实，X是当年黑社会团伙中的一员，他此次高调亮相是为了寻找藏有他们团伙人员名单的火柴盒，并企图销毁这份名单证据。他把自己的身世编造得如此离奇——从小被软禁，直至最近才逃脱出来——就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从而通过新闻报道来联络潜伏在暗处的同伙，他们每天阅读报纸，就能了解X的最新情况。

在这里，报纸媒体对于新闻人物的追踪，反被犯罪分子利用，小说结尾处由此形成了多重反转。可以说，张天翼的这部侦探小说对于报纸新闻与案件、侦探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模拟和思考，“我可往，寇亦可往”，报纸成了侦探与罪犯“道魔斗法”的新战场。

随着大众传媒载体的更新迭代，好莱坞侦探题材电影中，电视逐渐取代报纸，成为侦探和凶手“媒体战”的新阵地。在电影《网络迷踪》（2018年）中，互联网搜索成了侦探破案的主要手段，整部影片画面完全限定在电脑桌面上。

从侦探与罪犯竞相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的小说设定，到如今众声喧哗的“自媒体”环境中，随之发展出的更为复杂曲折的情节内容，想成为这个时代的霍桑和福尔摩斯，不仅需要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更需要充分掌握这些前沿媒体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破案的利器。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