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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编著注:许有成先生编著的《于右任传》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于右任传记,该书十七万字,资料丰富,文笔流畅,是一部真正的雅俗共赏的学术性著作,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于右任的一生。现按章节整理转载,以飨大家。

「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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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办复旦

复旦精神 勇往迈进

——为台湾复旦校友会题

轮船到了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后,走不多远就是法租界,于右任住进三茅阁桥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几年来,朝思暮想神驰上海,现在来到黄浦江畔,却举目无亲,口袋里只剩下四块龙洋。他尽量节省,每顿只吃两个馒头,喝点开水,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旅囊已空,心中正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他乡遇故知,在马路上碰到了一位任侠好义的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祺。吴得知于的困境后,乃坚邀于搬到他家去住,待之如上宾。

于右任住到吴仲褀家后,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交结了许多新朋友。住在吴家对门的吴彦复,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公子,他和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公子丁叔雅,夙有“四大公子”之誉,名声响亮,望重一时。吴彦复家里藏书甚丰,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后,书籍都寄存在他家里。于右任在吴家尽情披览,大开眼界。

同吴仲祺往来的人,亦多是饱学之士,有的是新派人物,有的是革命党人,称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右任通过他结识了革命党人汪允中、张化臣(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父亲)、雷祝三等人。

笛祝三也是陕西人,时正肄业震旦学院,他把于右任在沪的情形告诉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先生。马先生从阅报中已知于右任亡命之事,现经雷祝三介绍,得知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举人就在上海,寄食吴家,感到终非长策,遂派雷祝三召其入震旦学院就读。

「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1947年5月校友节在复旦大学

两个多月前,于右任是朝廷追捕的案犯,逃到上海后,“两目皆黑”,苦无去处,不料现在却成为震旦学院的学生,对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有人说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说是“吉人自有天相”, 而于右任却深情地说:“亡命时期的行为(机遇)是不可以用常情常理来解释的。”

到震旦后,于右任怕给马先生添麻烦,遂化名刘学裕著学籍。马先生知道他经济困难,免去了他的学费和膳费,担心他不习惯南方的伙食,每隔些时日,特做一些面食邀他一道进餐。马先生考虑到他是个通缉犯,不适宜参加社交活动,又唯恐这位高足关在学校里不耐寂寞,有时还带他参加自己的某些挚友的聚会,以结交志士,增广见闻。如1904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马相伯设宴招待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全家时,就让于右任出席作陪。英敛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内人、申格(按:即其子英千里,后为大学教授)及老娘役赴董家渡。至,马相伯先生及陕西于学裕、季眉、小楼倶在。饭时,备菜甚丰,然可口者甚鲜。”于当时化名刘学裕,由于马相伯的引荐,英敛之会见过于不止一次,明知于右任不叫刘学裕,干脆在日记中直书于学裕,幸好是写在不作发表的日记 上,否则,于右任危矣!

再者,那天马相伯的筵席,既有上海的“本帮菜”,也有几样陕西的酸辣菜肴和面食,供于右任大快朵颐。长期生活在京、津、沪等地的英敛之,吃不惯这种陕西菜肴,所以说:“备菜甚丰,然可口者甚鲜。”

马先生对于右任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于颇不自安。是时,正当苏报案后,“文网苛密,颇有以先生此举为不利于学校者。先生独不惧,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右任一生师事马相伯,自称“受业”,尊马相伯先生为“夫子',因缘实由于此。

这位马相伯先生,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颇享盛名,特别是在 “九一八”事变后,他已92岁髙龄,犹奋起倡言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关于他的一生,于右任在1939年11月26日亲自撰写的祭文中有:“嗟师之生,忧患百年。罗胸武库,握手空拳。报国之心,托于造士。笃志殚精,忘其暮齿”等句,对马先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马相伯生于1840年,12岁时从家乡镇江只身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后在耶稣会大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前后19年,学了拉丁文、法文、希腊文、数学、天文学、哲学、神学和中国文学等课,成绩优异。教会授神职为司铎(神甫),传教于宁国、徐州一带,后因对教会不满,退出教会,走入仕途。初佐山东藩司余紫垣,后追随李鸿章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到过日本、朝鲜、美、英、法和意大利等国。

1887年,马相伯趁在美国借款功败垂成之机,转赴欧洲游历,到了伦敦、巴黎和罗马等许多城市,参观和考察了一些大学,深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道理,因而在1900年将其青浦、松江良田三千亩,捐献给耶稣会,以资助优秀青年就学。耶稣会接受了他的田产,但未办学。

后来,蔡元培认为求西学必先通其文字,而拉丁文又为欧洲各国语言之根本,决心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每日清晨即来马寓学习。马相伯考虑到蔡元培重任在身,中年事繁,不容易坚持,建议他从他任教的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中选一些青年学子来学习。蔡元培选了胡敦复、贝季眉等24名青年来马处学习。马相伯晚年回忆说,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各省有志之士,皆不远数千里而来,其中有8个少壮翰林,20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大之必要。

后来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集体退学,多数学生另组爱国学社继续求学,项骧等人乃列马相伯门墙,协助他创办学院。

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震旦”两字系梵文中国的称谓,亦具有“东方旦明”的含义,故法文取名AURORA。马相伯任监院(校长),其余干事均由同学轮流担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终于诞生了。

马相伯对办学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

所谓“崇尚科学”,就是要使学生重视对近代科学的学习,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学问;所谓“注重文艺”,就是要求学生对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予以重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贮藏;至于“不谈教理”,则是针对教会而言。震旦学院创办时,一无校舍,二无师资,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为校舍,请耶稣会的传教士兼课。马相伯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为了使学校能真正为祖国培养人才,他却订下了“宗教离开课堂”的规章。

于右任是1904年阴历5月进入震旦学院学习的,到1905年2月震旦学生因反对教会而集体退学为止,在校学习不到一年,为时甚短,但他对震旦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37年,马相伯 98岁寿辰,丁右任在他所写祝寿文章中把震旦的特点概括如下:

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刁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时间所不许,抑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 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

「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1931年,于右任在其师马相伯寓所(前排左起为王宠惠、于右任、马相伯,后排右起第二人为马相伯儿媳)

像这样一所与当时国立和教会学校迥异,颇具特色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在1905年阴历2月却被某些教会中的阴谋分子所劫夺。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05年阴历2月2日,新学期刚开始,外籍教师仗着有耶稣会的背景,制造事端,要学生呈验缴费单,并裁去英语课,强迫学生学习法文等,侵犯了学院的行政权限,并强制马相伯入医院“养病”,由耶稣会神甫南从周总揽学院管理权。学生得悉后大哗,由沈步洲召开会议,说明教会夺权之阴谋,目前解决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凡赞成退学者签名于一纸,不赞成者另签一纸。结果,130人赞成,2人不赞成。于是,学生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然离校。

退学学生推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叶藻庭7人为干事,商议复学办法。后来七干事中,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朋侪星散,致实际负责者仅余叶仲裕及予(于右任自称,下同)二人。予与叶君原拟出国研习,乃以兴学之故,宁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而愿见此新学府之建立。尽力图谋,卒底于成。”马相伯等又邀集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曾少卿、陈涛、汪诒年、汤寿潜、庞元澄、黄公续、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陶在宽、姚文楠、王清穆、沈卫(即沈淇泉,6年前沈任陕西提学使时,对于右任提掖甚力,此时赋闲在沪,应于右任之邀,赞助成立新校)、熊元锷、李钟钰、张謇、方硕辅、叶景葵、吴馨、沈桐、陈季同、刘钟琳、王维泰、蒯光典、施则敬、况仕任、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募集建校资金,共襄其事。

是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的天津海关道周馥已升任两江总督,他与马相伯本系旧交,上海是他管辖之地,马相伯请他拨款资助震旦退学学生建校,周馥慨然允诺,拨款一万两充作开办费,指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至于校名,鉴于南从周等人盗用“震旦”旧名登报招生,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两字为校名,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相伯为监督(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相伯先生的书记(秘书)兼授国文,共同创建新校。

1939年4月,马相伯寿晋期颐,作为弟子的于右任,尽管监察院的工作和社会活动极为繁忙,仍精心书写了一副楹联为之庆贺,联曰: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萌而后,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此外,于右任还漏夜赶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称颂马老夫子的一生。谨录于下:

吾师马相伯先生,生于逊清道光之二十年(1840),至今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盖已大寿一百岁矣。先生以一代之师宗,享大齐之遐祉,其文章道德,与夫数十年来对于国家民族之建树,殆非寻常楮墨所能倾写。顾余则以为“百岁青年” 之一词,实足以举似与赅括之。余之致语以寿先生也,曰;“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此种少年精神,则即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试以先生之生平,与世俗所谓寿翁耆老较之。世俗所谓寿翁耆老,有一通行之概念焉;则功成身退,安居以尽天年是也。书称:“耄期倦于勤”,谓舜以年老倦于政事也。礼称:“休老劳农”,谓老年之人,宜使之休暇安息也。郑康成之为戒子书也,年才七十耳,而曰:“案之礼典,便合传家,告尔以老,归尔以事盖人之精神,不能不受其生理组织之支配,既达一定年龄,则生理机能减其作用,而精神亦处于退撄之状态也。惟先生则不然。不特期颐之年,精神固护,有逾少壮。其一生之盛业鸿烈,且多在中年以后,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而始发轫。如今日巍然为国中学府重镇之复旦大学,人莫不知为先生所手创,由先生之心血培养灌溉而成。然先生之创立复旦,与其前身之震旦学院时,其年则已将七十矣。当余之肄业于震旦也,其校舍则假徐家汇天文台之故址为之,无自置之室庐也。其教授则由耶稣会之诸神甫及修士任之,无经常之款产也。先生白发盈颠,以一身楮拄其间,盖不知其几何艰苦,几经挫折。然先生终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其后之别创复旦也,其校舍之苟简与师资之难得,又远逊于震旦。先生以皤然一老,与十数门弟于呼号奔走于搢绅官吏之间,其所历之艰苦与所经之挫折,且较创立震旦时而过之。然先生仍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此维日孜孜不戾不倦之精神,则即余之 所谓少年精神,而先生一生尽瘁于国家民族之原动力也。

先生生乎外患频仍之世,其爱国保种,拨乱反正之心,尤老当益壮,终始不渝。当先生之奉使于高丽也,日本帝国主义,亦已渐露凶锋,骎骎乎有凭陵上国之势。先生忧时念乱,洞烛机先,既以其策陈诸中韩当局而不见听,则退而讲学于海上,思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此即震旦复旦两大学创立之动机也。

震旦之立,一时党人志士,多负岌来会。先生既仿欧美大学院教育成材之制,手定课程,自为都讲。尤必于每星期日,集诸生于一堂。诏以种族之大义,安攘之重任。当先生登坛说法时,须髯戟张,忠义愤发,吾人迄今追忆及之,犹不胜其感奋。庸讵知先生此时,已为一年近七十之老翁哉!及民国成立,先生从游诸弟子,多能本其师说,为党国效力。斯时先生之心,亦为之稍慰,且于民元一赴南京,出主市政。然日人以我革命势力突起,足妨其大陆政策之进展,故其谋我也亦愈亟。自二十一条件以至济南惨案,其间阴谋毒螫,步步进逼,几乎年不绝书。先生亦奔驶南北,日振其雷霆钟吕之音,为唤起民众之工作,不以年事之高,图一日之睱逸。及九一八变起,先生愤慨尤甚。其在海上,既领导青年,使其同仇敌忾之心,纳于精神团结一致御侮之正轨中。后安车就道,来居首都,翊赞中枢,奠抗战建国之大计。盖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入京,翌年一月,选任国民政府委员。其年则已九十八岁矣。昔伏生年逾九十,口授尚书,马援据鞍矍铄,以示可用,当时俱栽诸史册,传为美谈。今先生之年既远过之,且心雄万夫,无时不立于民族斗争最前之一线,将来载籍流传,或且视为奇迹。核实论之,则亦吾之所谓少年精神为之耳。吾故日:此少年精神之一 物,实为先生一生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抑先生以稀世之高龄,犹能保持此少年精神,为国家民族努力者,与其宗教信仰,尤有深切之关系。盖人之精神,虽受物质条件之支配,而信道之笃,执德之坚,亦往往能转弱为强,回复青春时代之勇气。返之而灰灭小乘之消极思想,亦能使人暮气日深,成望秋先零之弱者。道家者世之慕长生久视之术者之所宗也。然其养生之方,则在堕聪塞明,致虚守静,以保其玄牝食母。庄母称林类百岁,其得寿之由,在少不勤行,长不兢时。信如是也,是形体虽真,精神早已死亡,义何以异于土块木偶哉。先生为输入西洋科学之先进,除博通古今方言外,于名数历象之学,著作流布,造诣甚深。顾于罗马正教,则受之髫岁,笃信力行,始终勿懈,故常能以耶稣之积极人生观,为其立身淑世受用不尽之资粮。犹忆先生讲学于震旦时,候官严氏,方将英人斯宾塞尔之书,译布于世,先生对及门诸子,辩之甚力。在当时学术界,几成两大分野。是岂先生笃时拘虚,好存门户之见哉。亦以斯氏为英国丘统派之哲学,其说毗于唯物,理障甚多,而严氏又以老庄之学傅益之,足以阻承学进取之勇气耳。此种积极奋斗之宗教信仰,则又先生所以能保持少年精神之故,而为吾侪景仰先生,资为立身矩镬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如上所述,但举少年精神一义,以概括先生之生平,于先生之嘉言懿行,自难得其百一。然高山景行,其则不远。今当精神动员,争取抗战胜利之时。设吾人能由此一义,效法先生,靖献其身于国家民族。使先生以百岁高龄,早睹中兴之治。则余之此文,庶几其不虚作,而不致以曲解师说,为先生所诃欤!

复旦老校友常说:“写复旦不能不写与复旦有关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对于复旦的产生与光大,有莫大关系,没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说没有复旦”,“第一位是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辉先生” “于右任先生对复旦,可谓五十年中精神贯注者。同学会老同学中有一句笑话,说于先生是复旦的孝子,于先生听了揿髯不以为忤。五十年来,从复旦创立到胜利复员,学校到了任何危险关头,于先生无不挺身而出。

这话一点也不假,从1905年于右任追随马相伯先生创建复旦公学开始,终其一生,除在西北和北伐的一段时间与复旦稍微疏远外,始终与复旦休戚与共。每遇复旦危难之时,必挺身而出,不避艰难,不计个人成败得失,全力以赴,救援复旦,其荦荦大者,即省三次。

第一次即脱离震旦创办复旦,已如前述。

第二次援手复旦是在辛亥革命时,吴淞校舍被李燮和的光复军据为司令部,不得已复旦暂迁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未几无锡光复,江苏旋亦归附革命,学校经费无着,校舍被占,学子星散。时李登辉教务长亦离开复旦,先后任职于《共和西报》和中华书局,复旦已名存实亡。

民国肇建,于右任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因总长汤寿潜未到任,于代理部务。由于于右任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地位,复旦新旧同学纷纷向于提出复校问题。于右任乃邀集复旦校友胡敦复(以后任过大同大学校长)等,以复旦旧学生名义,42人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请临时政府帮助复旦复校。原件转录于下:

于右任等呈孙中山恳拨经费复办复旦公学文

(一九一二年三月)

前复旦公学学生于右任、张大椿、胡敦复、张轶欧、邵闻泰、王士枢、汪彭年、陈警庸、李谦若、汪东、叶永鎏、钱智修、沈同祉、许丹、郑蕃、胡朝梁、谢冰、郭翔、毛经学、金问洙、曹昌龄、伍特公、张晏孙、赵洪年、毕治安、郑允、李允、张宗翰、徐鼎、陈协恭、陈传德、夏传洙、陆秋心、熊仁、吴葭、吴盖铭、吴兆桓、章钖和、余光粹、张彝、吴士恩、邵闻豫为呈请事:

窃维复旦公学,创自乙巳,开办七载,毕业四次,一切课程,悉仿欧美,成竣昭著,海内景从。始以经费支绌,乃借吴淞提辕暂作校舍,几经艰阻,始底于成。前由南洋教育经费项下,月拨两千元作常年经费。奈兵兴以还,光复军队借作机关部,青年三百,一时星散,官费旋亦中止,遂致停办。今兹国是大定,兴材是亟,完美如复旦尤付阙如,奚以阐扬学术,启迪后进。右任等不得已,呈请教育部立案,已蒙核准,并蒙咨请江苏都督,指拨图书公司或李公祠改作黉舍。惟前此校具、校籍、仪器悉以丧乱散失无遗,从始购置,动需巨款。是复旦虽蒙教育部赐予维持,而经费毫无,实难兴复。右任等再四思维,殊无良策,惟有仰恳大总统酌拨经费若干,以资开办,庶复旦得以重兴,而士子不致失学。曷胜盼祷,伏希均裁批示遵行,须至呈者。

右呈

大总统孙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呈

复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校舍与经费。吴淞校址原系旧式衙署,地虽宽敞,而房舍破旧,本不宜作校舍。当初选定吴淞提镇衙署为校址,亦系临时性质,俟日后经费有着落时,再在吴淞炮台湾营建新校舍。现在,清廷倾圮,学校经费无着,吴淞校址经驻兵及战乱,更破败不堪,实难再作校舍。是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如呈请拨款营建新校舍,事必不成。幸于右任当时家住上海法租界打铁浜,距徐家汇李公祠不远,对李公祠房舍甚悉,主动在 “呈条”中提出请拨李公祠为复旦校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报告后,大力支持,当即在“呈条”上批示:“呈悉,该校开办以来,一切课程,悉仿欧美,历届毕业,成绩尚著,自应准予立案。至所请移咨江苏都督拨借校舍一切,业既如呈办理矣。”还决定拨款一万元作为复旦复校的经费。

由于有教育部的批示,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令饬上海县民政长吴馨,将李公祠房舍情况査明具报。吴馨详査后具复:“李公祠地位宽敞,屋宇较多,除正屋奉祀民国死难诸烈士不作别用外,其余房屋,可敷复旦校舍之用,以之借于复旦,似亦两不相妨。唯李公祠现有军队驻扎,”“所有军队能否即行迁让,由该校就近呈明沪军都督酌办。”

庄蕴宽代理都督虽然批准了复旦借用李公祠,但当时黄郛所部有一营士兵驻扎其间,经于右任等多方奔走说项,邵力子、陈其美从旁相助,于还建议复旦先行在爱而近路(今合肥路)租赁房屋为临时校舍,挂牌招生,争取社会的同情。旋即由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七人发起,筹组校董会,推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程德全,唐绍仪、萨镇冰、王宠惠、于右任、沈缦云等为校董,进行复校事宜。由于措施合理得当,黄郛所部终于在1912年夏季撤走,离散将近一年的复旦师生,于是年9月在徐家汇李公祠复校。于右任此次援救复旦之功,实不可没。

于右任第三次援手复旦是在1941年。

“九一八”事变后,各校“时呈骚动不安之象,尤以沪上诸校为甚,沪上诸校,尤以复旦母校为烈"。复旦师生率先五次赴(南)京请愿,国民政府迫使支持学生运动的李登辉老校长去职,还阴谋将复旦迁至无锡——宜兴公路之间的大雷嘴空旷地带,使复旦远离上海,削弱其影响,便于控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其后,复旦先迁至庐山,后芜湖失守,九江危急,再迁重庆。

迁川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复旦师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前仆后继,为坚持抗日、反对独裁而斗争,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是时,复旦经济极度困难,学生大半来自沦陷区,不仅不能缴学费,还需学校加以救济,这对于一所无基金会或财团支持的私立大学而言,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趁复旦经济不支之际,拟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更名为“江苏大学',把复旦扼杀于无形之中。消息透漏出来,复旦师生一致反对,坚决要求保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复旦”校名。于右任为国民政府中居官最髙的校友,亦支持复旦师生的要求。他多方奔走,在当局和复旦校董之间,为保持复旦而频繁活动。1941年9月 17 日下午3时,他在重庆嘉陵宾馆亲自召开在渝复旦校董会议,详细讨论了复旦改为国立的条件和保留校名的问题,获得校董们的一致赞同。

笔者曾偶闻重庆复旦老校友言,在国民政府讨论复旦改为国立时,尚有一段插曲。当时,蒋介石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副之,行政脘一般例会,皆孔主持,蒋绝少参加。某日,因有重要议程,蒋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还邀请各院院长参加,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亦得与会。当原定议程讨论完毕时,蒋照例问一下,还有什么事?如无人吭声,即宣布散会。蒋话音刚落,于右任即欠身说,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一事,早有报告送陈(立夫)部长,是否讨论一下?蒋猝不及防,只得说:可以。因而命陈立夫将复旦的报告简述一遍,蒋问:你们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因无思想准备,纵有意见,也不便在蒋面前冒失发言;如表示异议,又恐于右任不高兴,全场默然。蒋见无人发言,只得说: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

复旦改为国立保留校名一事,就这样定了下来。1941年11月 2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发布命令: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重庆北碚及抗战胜利后上海江湾校门上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均由于右任手书。

实际上,于右任援手复旦的事例还很多,如1932年“一·二 八”事变时,复旦校舍被毁多处,学校向校友及社会募捐修屋,于右任为官清廉,家无恒产,亦带头慨捐一千元相助。又如北碚复旦相伯图书馆竣工后,图书极端匮乏,于右任在重庆举行了一次书法展览,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大学相伯图书馆购书。

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虽然他自己处境十分困难,但非常关心在1948、1949年间,因局势绸螗而赴台的一千多名复旦校友。例如:他鉴于当时尚有数百名二十岁左右的复旦学生,由于时局关系跟随家庭去台而未能完成学业,因此,他与一批资深的复旦老校友联络,发起创立台湾复旦大学,以收容这批失学的复旦学子。老校友们公推于右任为未来这所台湾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呈报教育当局要求建立新校。但“教育部”给他们的答复是:必须先有基金及校舍,才能批准建立新校。以于右任为首的一批老校友,又设法筹集资金和在各地觅寻校址,当他们在桃园县物色到大片地皮时,再度呈报“教育部”请求批准动工,但“教育部长”声称:因戡乱期间,不准在台设立新校,也不批准大陆上的任何大学在台复校。故而于右任等人打算建立台湾复旦大学的计划终致夭折。

事实上,台湾当局先后批准建立了近十所大学和学院(包括大陆原有的大学),之所以不批准复旦在台建校的真正原因,是 “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师生率先在上海发动了五次赴(南)京请愿运动。接着,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于当年12月15 日宣布下台(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三个主要职务)。因此,蒋介石怎么会同意于右任等人在台设立复旦新校呢?

于是,于右任等人退而求其次,于1958年在桃园县平镇乡创办了复旦中学(校友们称它为“少复旦”),仍推于右任为名誉董事长。其创办过程筚路蓝缕,极为感人。校友们曾发起“一日一元"的捐款运动,感动了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如吴南轩(抗战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在弥留之际,宣布将其遗产的97%捐给复旦中 学。孙邦华(曾任驻外使节)将其高额退职金也全部捐给了“少复旦”。

资金筹集后,1958年3月16 日由于右任主持破土典礼,经过8个月的紧张营造,当年11月16日举行了校舍落成典礼,于右任又从台北亲自赶到桃园县中坜主持。复旦中学的校名牌,亦由于右任手书。

于右任早年,除参与创办了复旦以外,还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26 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问世,孙中山在该报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留日学生争相传阅,一时革命势力大增。于是,清廷与日本文部省相勾结,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中国学生的反对,许多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进行抵制,《警世钟》、《猛冋头》的作者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以激励同志,誓死救国。其余学生相继回国,其中以回到上海的留学生最多。

为了收容这批回国的留学生,于右任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中国公学。这所学校设在吴淞炮台湾,与复旦近在咫尺,“两校同人,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于右任自称)复以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师生切蒯,关系益切。”

中国公学培养了许多献身我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饶辅庭、饶国栋等五人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的马宗汉,也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此外,如胡适等人,也出身于中国公学。

「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1922年,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失败后,“只身出陇蜀,间道来沪。失败之后,回念生平,非敢言觉悟也。因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是年10月份,于右任与邵力子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大学。于右任被推为上海大学校长。

这所学校,在大革命时期的上海起过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沈雁冰、杨贤江、萧楚女、张太雷、侯绍裘等均在该校任职任教,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探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下章:《于右任传》——报人生涯

(图文整理:于振华,感谢原作者。如有错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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