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注：许有成先生编著的《于右任传》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于右任传记，该书十七万字，资料丰富，文笔流畅，是一部真正的雅俗共赏的学术性著作，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于右任的一生。现按章节整理转载，以飨大家。

点击链接阅读上章：【转载】《于右任传》——亡命上海

三、创办复旦

复旦精神 勇往迈进

——为台湾复旦校友会题

轮船到了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后，走不多远就是法租界，于右任住进三茅阁桥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几年来，朝思暮想神驰上海，现在来到黄浦江畔，却举目无亲，口袋里只剩下四块龙洋。他尽量节省，每顿只吃两个馒头，喝点开水，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旅囊已空，心中正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他乡遇故知，在马路上碰到了一位任侠好义的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祺。吴得知于的困境后，乃坚邀于搬到他家去住，待之如上宾。

于右任住到吴仲褀家后，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交结了许多新朋友。住在吴家对门的吴彦复，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公子，他和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公子丁叔雅，夙有“四大公子”之誉，名声响亮，望重一时。吴彦复家里藏书甚丰，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后，书籍都寄存在他家里。于右任在吴家尽情披览，大开眼界。

同吴仲祺往来的人，亦多是饱学之士，有的是新派人物，有的是革命党人，称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右任通过他结识了革命党人汪允中、张化臣（国民党元老张继的父亲）、雷祝三等人。

笛祝三也是陕西人，时正肄业震旦学院，他把于右任在沪的情形告诉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先生。马先生从阅报中已知于右任亡命之事，现经雷祝三介绍，得知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举人就在上海，寄食吴家，感到终非长策，遂派雷祝三召其入震旦学院就读。

1947年5月校友节在复旦大学

两个多月前，于右任是朝廷追捕的案犯，逃到上海后，“两目皆黑”，苦无去处，不料现在却成为震旦学院的学生，对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有人说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说是“吉人自有天相”， 而于右任却深情地说：“亡命时期的行为（机遇）是不可以用常情常理来解释的。”

到震旦后，于右任怕给马先生添麻烦，遂化名刘学裕著学籍。马先生知道他经济困难，免去了他的学费和膳费，担心他不习惯南方的伙食，每隔些时日，特做一些面食邀他一道进餐。马先生考虑到他是个通缉犯，不适宜参加社交活动，又唯恐这位高足关在学校里不耐寂寞，有时还带他参加自己的某些挚友的聚会，以结交志士，增广见闻。如1904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马相伯设宴招待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全家时，就让于右任出席作陪。英敛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同内人、申格（按：即其子英千里，后为大学教授)及老娘役赴董家渡。至，马相伯先生及陕西于学裕、季眉、小楼倶在。饭时，备菜甚丰，然可口者甚鲜。”于当时化名刘学裕，由于马相伯的引荐，英敛之会见过于不止一次，明知于右任不叫刘学裕，干脆在日记中直书于学裕，幸好是写在不作发表的日记 上，否则，于右任危矣！

再者，那天马相伯的筵席，既有上海的“本帮菜”，也有几样陕西的酸辣菜肴和面食，供于右任大快朵颐。长期生活在京、津、沪等地的英敛之，吃不惯这种陕西菜肴，所以说：“备菜甚丰，然可口者甚鲜。”

马先生对于右任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于颇不自安。是时，正当苏报案后，“文网苛密，颇有以先生此举为不利于学校者。先生独不惧，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右任一生师事马相伯，自称“受业”，尊马相伯先生为“夫子'，因缘实由于此。

这位马相伯先生，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颇享盛名，特别是在 “九一八”事变后，他已92岁髙龄，犹奋起倡言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关于他的一生，于右任在1939年11月26日亲自撰写的祭文中有：“嗟师之生，忧患百年。罗胸武库，握手空拳。报国之心，托于造士。笃志殚精，忘其暮齿”等句，对马先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马相伯生于1840年，12岁时从家乡镇江只身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学习，后在耶稣会大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前后19年，学了拉丁文、法文、希腊文、数学、天文学、哲学、神学和中国文学等课，成绩优异。教会授神职为司铎(神甫），传教于宁国、徐州一带，后因对教会不满，退出教会，走入仕途。初佐山东藩司余紫垣，后追随李鸿章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到过日本、朝鲜、美、英、法和意大利等国。

1887年，马相伯趁在美国借款功败垂成之机，转赴欧洲游历，到了伦敦、巴黎和罗马等许多城市，参观和考察了一些大学，深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的道理，因而在1900年将其青浦、松江良田三千亩，捐献给耶稣会，以资助优秀青年就学。耶稣会接受了他的田产，但未办学。

后来，蔡元培认为求西学必先通其文字，而拉丁文又为欧洲各国语言之根本，决心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每日清晨即来马寓学习。马相伯考虑到蔡元培重任在身，中年事繁，不容易坚持，建议他从他任教的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前身）中选一些青年学子来学习。蔡元培选了胡敦复、贝季眉等24名青年来马处学习。马相伯晚年回忆说，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各省有志之士，皆不远数千里而来，其中有8个少壮翰林，20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大之必要。

后来南洋公学闹学潮，学生集体退学，多数学生另组爱国学社继续求学，项骧等人乃列马相伯门墙，协助他创办学院。

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震旦”两字系梵文中国的称谓，亦具有“东方旦明”的含义，故法文取名AURORA。马相伯任监院(校长）,其余干事均由同学轮流担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终于诞生了。

马相伯对办学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

所谓“崇尚科学”，就是要使学生重视对近代科学的学习，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学问；所谓“注重文艺”，就是要求学生对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予以重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贮藏；至于“不谈教理”，则是针对教会而言。震旦学院创办时，一无校舍，二无师资，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为校舍，请耶稣会的传教士兼课。马相伯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为了使学校能真正为祖国培养人才，他却订下了“宗教离开课堂”的规章。

于右任是1904年阴历5月进入震旦学院学习的，到1905年2月震旦学生因反对教会而集体退学为止，在校学习不到一年，为时甚短，但他对震旦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37年，马相伯 98岁寿辰，丁右任在他所写祝寿文章中把震旦的特点概括如下：

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刁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时间所不许，抑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 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

1931年，于右任在其师马相伯寓所（前排左起为王宠惠、于右任、马相伯，后排右起第二人为马相伯儿媳）

像这样一所与当时国立和教会学校迥异，颇具特色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在1905年阴历2月却被某些教会中的阴谋分子所劫夺。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05年阴历2月2日，新学期刚开始，外籍教师仗着有耶稣会的背景，制造事端，要学生呈验缴费单，并裁去英语课，强迫学生学习法文等，侵犯了学院的行政权限，并强制马相伯入医院“养病”，由耶稣会神甫南从周总揽学院管理权。学生得悉后大哗，由沈步洲召开会议，说明教会夺权之阴谋，目前解决的办法唯有退学一途，凡赞成退学者签名于一纸，不赞成者另签一纸。结果，130人赞成,2人不赞成。于是，学生摘下校牌，搬走教具，愤然离校。

退学学生推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叶藻庭7人为干事，商议复学办法。后来七干事中，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朋侪星散，致实际负责者仅余叶仲裕及予（于右任自称，下同）二人。予与叶君原拟出国研习，乃以兴学之故，宁牺牲负笈国外之时机，而愿见此新学府之建立。尽力图谋，卒底于成。”马相伯等又邀集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曾少卿、陈涛、汪诒年、汤寿潜、庞元澄、黄公续、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陶在宽、姚文楠、王清穆、沈卫（即沈淇泉，6年前沈任陕西提学使时，对于右任提掖甚力，此时赋闲在沪，应于右任之邀，赞助成立新校）、熊元锷、李钟钰、张謇、方硕辅、叶景葵、吴馨、沈桐、陈季同、刘钟琳、王维泰、蒯光典、施则敬、况仕任、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募集建校资金，共襄其事。

是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的天津海关道周馥已升任两江总督，他与马相伯本系旧交，上海是他管辖之地，马相伯请他拨款资助震旦退学学生建校，周馥慨然允诺，拨款一万两充作开办费，指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至于校名，鉴于南从周等人盗用“震旦”旧名登报招生，马相伯采纳了于右任的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两字为校名，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恢复中华之意。是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相伯为监督（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相伯先生的书记(秘书）兼授国文，共同创建新校。

1939年4月，马相伯寿晋期颐，作为弟子的于右任，尽管监察院的工作和社会活动极为繁忙，仍精心书写了一副楹联为之庆贺，联曰：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萌而后，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此外，于右任还漏夜赶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称颂马老夫子的一生。谨录于下：

吾师马相伯先生，生于逊清道光之二十年（1840)，至今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盖已大寿一百岁矣。先生以一代之师宗，享大齐之遐祉，其文章道德，与夫数十年来对于国家民族之建树，殆非寻常楮墨所能倾写。顾余则以为“百岁青年” 之一词，实足以举似与赅括之。余之致语以寿先生也，曰；“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此种少年精神，则即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试以先生之生平，与世俗所谓寿翁耆老较之。世俗所谓寿翁耆老，有一通行之概念焉；则功成身退，安居以尽天年是也。书称：“耄期倦于勤”，谓舜以年老倦于政事也。礼称：“休老劳农”，谓老年之人，宜使之休暇安息也。郑康成之为戒子书也，年才七十耳，而曰：“案之礼典，便合传家，告尔以老，归尔以事盖人之精神，不能不受其生理组织之支配，既达一定年龄，则生理机能减其作用，而精神亦处于退撄之状态也。惟先生则不然。不特期颐之年，精神固护，有逾少壮。其一生之盛业鸿烈，且多在中年以后，常人所指为桑榆暮景之时而始发轫。如今日巍然为国中学府重镇之复旦大学，人莫不知为先生所手创，由先生之心血培养灌溉而成。然先生之创立复旦，与其前身之震旦学院时，其年则已将七十矣。当余之肄业于震旦也，其校舍则假徐家汇天文台之故址为之，无自置之室庐也。其教授则由耶稣会之诸神甫及修士任之，无经常之款产也。先生白发盈颠，以一身楮拄其间，盖不知其几何艰苦，几经挫折。然先生终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其后之别创复旦也，其校舍之苟简与师资之难得，又远逊于震旦。先生以皤然一老，与十数门弟于呼号奔走于搢绅官吏之间，其所历之艰苦与所经之挫折，且较创立震旦时而过之。然先生仍维日孜孜，乐之而不疲。此维日孜孜不戾不倦之精神，则即余之 所谓少年精神，而先生一生尽瘁于国家民族之原动力也。

先生生乎外患频仍之世，其爱国保种，拨乱反正之心，尤老当益壮，终始不渝。当先生之奉使于高丽也，日本帝国主义，亦已渐露凶锋，骎骎乎有凭陵上国之势。先生忧时念乱，洞烛机先，既以其策陈诸中韩当局而不见听，则退而讲学于海上，思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此即震旦复旦两大学创立之动机也。

震旦之立，一时党人志士，多负岌来会。先生既仿欧美大学院教育成材之制，手定课程，自为都讲。尤必于每星期日，集诸生于一堂。诏以种族之大义，安攘之重任。当先生登坛说法时，须髯戟张，忠义愤发，吾人迄今追忆及之，犹不胜其感奋。庸讵知先生此时，已为一年近七十之老翁哉！及民国成立，先生从游诸弟子，多能本其师说，为党国效力。斯时先生之心，亦为之稍慰，且于民元一赴南京，出主市政。然日人以我革命势力突起，足妨其大陆政策之进展，故其谋我也亦愈亟。自二十一条件以至济南惨案，其间阴谋毒螫，步步进逼，几乎年不绝书。先生亦奔驶南北，日振其雷霆钟吕之音，为唤起民众之工作，不以年事之高，图一日之睱逸。及九一八变起，先生愤慨尤甚。其在海上，既领导青年，使其同仇敌忾之心，纳于精神团结一致御侮之正轨中。后安车就道，来居首都，翊赞中枢，奠抗战建国之大计。盖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入京，翌年一月，选任国民政府委员。其年则已九十八岁矣。昔伏生年逾九十，口授尚书，马援据鞍矍铄，以示可用，当时俱栽诸史册，传为美谈。今先生之年既远过之，且心雄万夫，无时不立于民族斗争最前之一线，将来载籍流传，或且视为奇迹。核实论之，则亦吾之所谓少年精神为之耳。吾故日：此少年精神之一 物，实为先生一生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抑先生以稀世之高龄，犹能保持此少年精神，为国家民族努力者，与其宗教信仰，尤有深切之关系。盖人之精神，虽受物质条件之支配，而信道之笃，执德之坚，亦往往能转弱为强，回复青春时代之勇气。返之而灰灭小乘之消极思想，亦能使人暮气日深，成望秋先零之弱者。道家者世之慕长生久视之术者之所宗也。然其养生之方，则在堕聪塞明，致虚守静，以保其玄牝食母。庄母称林类百岁，其得寿之由，在少不勤行，长不兢时。信如是也，是形体虽真，精神早已死亡，义何以异于土块木偶哉。先生为输入西洋科学之先进，除博通古今方言外，于名数历象之学，著作流布，造诣甚深。顾于罗马正教，则受之髫岁，笃信力行，始终勿懈，故常能以耶稣之积极人生观，为其立身淑世受用不尽之资粮。犹忆先生讲学于震旦时，候官严氏，方将英人斯宾塞尔之书，译布于世，先生对及门诸子，辩之甚力。在当时学术界，几成两大分野。是岂先生笃时拘虚，好存门户之见哉。亦以斯氏为英国丘统派之哲学，其说毗于唯物，理障甚多，而严氏又以老庄之学傅益之，足以阻承学进取之勇气耳。此种积极奋斗之宗教信仰，则又先生所以能保持少年精神之故，而为吾侪景仰先生，资为立身矩镬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如上所述，但举少年精神一义，以概括先生之生平，于先生之嘉言懿行，自难得其百一。然高山景行，其则不远。今当精神动员，争取抗战胜利之时。设吾人能由此一义，效法先生，靖献其身于国家民族。使先生以百岁高龄，早睹中兴之治。则余之此文，庶几其不虚作，而不致以曲解师说，为先生所诃欤！

复旦老校友常说：“写复旦不能不写与复旦有关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对于复旦的产生与光大，有莫大关系，没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说没有复旦”，“第一位是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辉先生” “于右任先生对复旦，可谓五十年中精神贯注者。同学会老同学中有一句笑话，说于先生是复旦的孝子，于先生听了揿髯不以为忤。五十年来，从复旦创立到胜利复员，学校到了任何危险关头，于先生无不挺身而出。

这话一点也不假，从1905年于右任追随马相伯先生创建复旦公学开始，终其一生，除在西北和北伐的一段时间与复旦稍微疏远外，始终与复旦休戚与共。每遇复旦危难之时，必挺身而出，不避艰难，不计个人成败得失，全力以赴，救援复旦，其荦荦大者，即省三次。

第一次即脱离震旦创办复旦，已如前述。

第二次援手复旦是在辛亥革命时，吴淞校舍被李燮和的光复军据为司令部，不得已复旦暂迁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未几无锡光复，江苏旋亦归附革命，学校经费无着，校舍被占，学子星散。时李登辉教务长亦离开复旦，先后任职于《共和西报》和中华书局，复旦已名存实亡。

民国肇建，于右任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因总长汤寿潜未到任，于代理部务。由于于右任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地位，复旦新旧同学纷纷向于提出复校问题。于右任乃邀集复旦校友胡敦复（以后任过大同大学校长）等，以复旦旧学生名义,42人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请临时政府帮助复旦复校。原件转录于下：

于右任等呈孙中山恳拨经费复办复旦公学文

(一九一二年三月）

前复旦公学学生于右任、张大椿、胡敦复、张轶欧、邵闻泰、王士枢、汪彭年、陈警庸、李谦若、汪东、叶永鎏、钱智修、沈同祉、许丹、郑蕃、胡朝梁、谢冰、郭翔、毛经学、金问洙、曹昌龄、伍特公、张晏孙、赵洪年、毕治安、郑允、李允、张宗翰、徐鼎、陈协恭、陈传德、夏传洙、陆秋心、熊仁、吴葭、吴盖铭、吴兆桓、章钖和、余光粹、张彝、吴士恩、邵闻豫为呈请事：

窃维复旦公学，创自乙巳，开办七载，毕业四次，一切课程，悉仿欧美，成竣昭著，海内景从。始以经费支绌，乃借吴淞提辕暂作校舍，几经艰阻，始底于成。前由南洋教育经费项下，月拨两千元作常年经费。奈兵兴以还，光复军队借作机关部，青年三百，一时星散，官费旋亦中止，遂致停办。今兹国是大定，兴材是亟，完美如复旦尤付阙如，奚以阐扬学术，启迪后进。右任等不得已，呈请教育部立案，已蒙核准，并蒙咨请江苏都督，指拨图书公司或李公祠改作黉舍。惟前此校具、校籍、仪器悉以丧乱散失无遗，从始购置，动需巨款。是复旦虽蒙教育部赐予维持，而经费毫无，实难兴复。右任等再四思维，殊无良策，惟有仰恳大总统酌拨经费若干，以资开办，庶复旦得以重兴，而士子不致失学。曷胜盼祷，伏希均裁批示遵行，须至呈者。

右呈

大总统孙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呈

复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校舍与经费。吴淞校址原系旧式衙署，地虽宽敞，而房舍破旧，本不宜作校舍。当初选定吴淞提镇衙署为校址，亦系临时性质，俟日后经费有着落时，再在吴淞炮台湾营建新校舍。现在，清廷倾圮，学校经费无着，吴淞校址经驻兵及战乱，更破败不堪，实难再作校舍。是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如呈请拨款营建新校舍，事必不成。幸于右任当时家住上海法租界打铁浜，距徐家汇李公祠不远，对李公祠房舍甚悉，主动在 “呈条”中提出请拨李公祠为复旦校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报告后，大力支持，当即在“呈条”上批示：“呈悉，该校开办以来，一切课程，悉仿欧美，历届毕业，成绩尚著，自应准予立案。至所请移咨江苏都督拨借校舍一切，业既如呈办理矣。”还决定拨款一万元作为复旦复校的经费。

由于有教育部的批示，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令饬上海县民政长吴馨，将李公祠房舍情况査明具报。吴馨详査后具复:“李公祠地位宽敞，屋宇较多，除正屋奉祀民国死难诸烈士不作别用外，其余房屋，可敷复旦校舍之用，以之借于复旦，似亦两不相妨。唯李公祠现有军队驻扎，”“所有军队能否即行迁让，由该校就近呈明沪军都督酌办。”

庄蕴宽代理都督虽然批准了复旦借用李公祠，但当时黄郛所部有一营士兵驻扎其间，经于右任等多方奔走说项，邵力子、陈其美从旁相助，于还建议复旦先行在爱而近路(今合肥路）租赁房屋为临时校舍，挂牌招生，争取社会的同情。旋即由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七人发起，筹组校董会，推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程德全，唐绍仪、萨镇冰、王宠惠、于右任、沈缦云等为校董，进行复校事宜。由于措施合理得当，黄郛所部终于在1912年夏季撤走，离散将近一年的复旦师生，于是年9月在徐家汇李公祠复校。于右任此次援救复旦之功，实不可没。

于右任第三次援手复旦是在1941年。

“九一八”事变后，各校“时呈骚动不安之象，尤以沪上诸校为甚，沪上诸校，尤以复旦母校为烈"。复旦师生率先五次赴(南）京请愿，国民政府迫使支持学生运动的李登辉老校长去职，还阴谋将复旦迁至无锡——宜兴公路之间的大雷嘴空旷地带，使复旦远离上海，削弱其影响，便于控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其后，复旦先迁至庐山，后芜湖失守，九江危急，再迁重庆。

迁川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复旦师生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前仆后继，为坚持抗日、反对独裁而斗争，被蒋介石视作眼中钉，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是时，复旦经济极度困难，学生大半来自沦陷区，不仅不能缴学费，还需学校加以救济，这对于一所无基金会或财团支持的私立大学而言，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趁复旦经济不支之际，拟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更名为“江苏大学'，把复旦扼杀于无形之中。消息透漏出来，复旦师生一致反对，坚决要求保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复旦”校名。于右任为国民政府中居官最髙的校友，亦支持复旦师生的要求。他多方奔走，在当局和复旦校董之间，为保持复旦而频繁活动。1941年9月 17 日下午3时，他在重庆嘉陵宾馆亲自召开在渝复旦校董会议，详细讨论了复旦改为国立的条件和保留校名的问题，获得校董们的一致赞同。

笔者曾偶闻重庆复旦老校友言，在国民政府讨论复旦改为国立时，尚有一段插曲。当时，蒋介石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副之，行政脘一般例会，皆孔主持，蒋绝少参加。某日，因有重要议程，蒋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还邀请各院院长参加，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院长，亦得与会。当原定议程讨论完毕时，蒋照例问一下，还有什么事？如无人吭声，即宣布散会。蒋话音刚落，于右任即欠身说，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一事，早有报告送陈(立夫)部长，是否讨论一下？蒋猝不及防，只得说：可以。因而命陈立夫将复旦的报告简述一遍，蒋问：你们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因无思想准备，纵有意见，也不便在蒋面前冒失发言；如表示异议，又恐于右任不高兴，全场默然。蒋见无人发言，只得说：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

复旦改为国立保留校名一事，就这样定了下来。1941年11月 2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发布命令：私立复旦大学改为国立。重庆北碚及抗战胜利后上海江湾校门上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均由于右任手书。

实际上,于右任援手复旦的事例还很多，如1932年“一·二 八”事变时，复旦校舍被毁多处，学校向校友及社会募捐修屋，于右任为官清廉，家无恒产，亦带头慨捐一千元相助。又如北碚复旦相伯图书馆竣工后，图书极端匮乏，于右任在重庆举行了一次书法展览，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大学相伯图书馆购书。

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虽然他自己处境十分困难，但非常关心在1948、1949年间，因局势绸螗而赴台的一千多名复旦校友。例如：他鉴于当时尚有数百名二十岁左右的复旦学生，由于时局关系跟随家庭去台而未能完成学业，因此，他与一批资深的复旦老校友联络，发起创立台湾复旦大学，以收容这批失学的复旦学子。老校友们公推于右任为未来这所台湾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呈报教育当局要求建立新校。但“教育部”给他们的答复是：必须先有基金及校舍，才能批准建立新校。以于右任为首的一批老校友，又设法筹集资金和在各地觅寻校址，当他们在桃园县物色到大片地皮时，再度呈报“教育部”请求批准动工，但“教育部长”声称：因戡乱期间，不准在台设立新校，也不批准大陆上的任何大学在台复校。故而于右任等人打算建立台湾复旦大学的计划终致夭折。

事实上，台湾当局先后批准建立了近十所大学和学院（包括大陆原有的大学），之所以不批准复旦在台建校的真正原因，是 “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大学师生率先在上海发动了五次赴(南)京请愿运动。接着，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于当年12月15 日宣布下台（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三个主要职务）。因此，蒋介石怎么会同意于右任等人在台设立复旦新校呢？

于是，于右任等人退而求其次，于1958年在桃园县平镇乡创办了复旦中学(校友们称它为“少复旦”），仍推于右任为名誉董事长。其创办过程筚路蓝缕，极为感人。校友们曾发起“一日一元"的捐款运动，感动了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如吴南轩(抗战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在弥留之际，宣布将其遗产的97%捐给复旦中 学。孙邦华（曾任驻外使节)将其高额退职金也全部捐给了“少复旦”。

资金筹集后，1958年3月16 日由于右任主持破土典礼，经过8个月的紧张营造，当年11月16日举行了校舍落成典礼，于右任又从台北亲自赶到桃园县中坜主持。复旦中学的校名牌，亦由于右任手书。

于右任早年，除参与创办了复旦以外，还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

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26 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问世，孙中山在该报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留日学生争相传阅，一时革命势力大增。于是，清廷与日本文部省相勾结，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中国学生的反对，许多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进行抵制，《警世钟》、《猛冋头》的作者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以激励同志，誓死救国。其余学生相继回国，其中以回到上海的留学生最多。

为了收容这批回国的留学生，于右任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中国公学。这所学校设在吴淞炮台湾，与复旦近在咫尺，“两校同人，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于右任自称)复以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师生切蒯，关系益切。”

中国公学培养了许多献身我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饶辅庭、饶国栋等五人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的马宗汉，也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此外，如胡适等人，也出身于中国公学。

1922年，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失败后，“只身出陇蜀，间道来沪。失败之后，回念生平，非敢言觉悟也。因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是年10月份，于右任与邵力子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大学。于右任被推为上海大学校长。

这所学校，在大革命时期的上海起过重要的作用。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沈雁冰、杨贤江、萧楚女、张太雷、侯绍裘等均在该校任职任教，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探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下章：《于右任传》——报人生涯

（图文整理：于振华，感谢原作者。如有错漏，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