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西东兰县武篆镇的韦拔群雕塑。

东兰县武篆镇列宁岩的农讲所旧址。

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何伟摄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记者刘伟、何伟、向志强)11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毛泽东赞他为“最好的学生”，邓小平视他为亲密战友——百色永远的“拔哥”》的报道。

（小标题）永远的“拔哥”

在广西右江老区，韦拔群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谈到韦拔群，仍然亲切地称他为“拔哥”，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韦拔群，原名韦秉乾，壮族。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武篆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虽然家庭富裕，但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土豪劣绅的作威作福，让他恨透了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少年时代起，韦拔群就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喜欢打抱不平、敢想敢作敢当的品格。

有一次，韦拔群与穷孩子们结伴下河游泳，看到同伴的衣服破烂不堪，他悄悄地先上岸，把其中一个穷伙伴的破衣服穿走，把自己的好衣服留下。

农历三月时节，家家青黄不接。韦拔群看到乡亲们穷得揭不开锅，心里十分煎熬。趁着家里大人外出干活时，他把铁钳放到火膛里烧，用烧得通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底板钻透，然后让乡亲用衣服接粮食，两个裤管也装满。

多好的兄弟呀！于是，“拔哥”这一亲切的称呼也就自然而然地在穷伙伴中叫开了。

韦拔群的父亲是个清朝的例监武生，长年靠放高利贷收租发家。每当农民到他家里来交租还债，往往是陪着笑脸进来，抹着眼泪回去。韦拔群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经常是用鞭子加棍棒，使得韦拔群从小对父亲有逆反情结。

少年韦拔群对当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更是“厌恶”，因而从小立志要推翻黑暗的旧社会，一心为民，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

（小标题）苦苦追寻革命真理

1913年，韦拔群进入桂林法政学堂就读。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反动旧法官的学校，校长常给学生鼓吹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1914年，韦拔群背着行李，毅然选择了离开。

从桂林回到东兰，韦拔群家人严厉责备他“不尊师道”，失去了做官的“前途”，要求他“改邪归正”，继续到别的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够混个官职，锦衣美食，光宗耀祖。

不久，韦拔群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变卖部分田产，积攒银元路费，离家出走，游历全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家人气得七窍生烟，认为韦拔群厌官弃学，离经叛道，是个“败家仔”，无可挽救。在韦拔群临行前夕，家里人宰了一只白鸡给他饯行，表示从此与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寻求革命真理的决心没有动摇。

结束了学生生活的韦拔群，挣脱了封建家庭的藩篱，走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漫漫征程。

1916年，韦拔群积极响应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再次变卖部分家产，筹集路费，从东兰带领100多名青年，跋山涉水，长驱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后来，他又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黔军张毅军部任参谋。

不久，韦拔群发现自己所投奔的部队是一支未脱胎换骨的旧制军阀，不足为伍。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他愤然离开这支旧部队，再次踏上寻求真理之路。他辗转长江南北经上海来到广州，终于拜访到了仰慕多年的孙中山，找到进步的革命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加入其中，还担任政治组副组长。

从此，韦拔群有了人生的第一个政治身份，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

（小标题）“东兰彭湃”

1921年9月16日，韦拔群在家乡东兰组织农民自治会，建立国民自卫军，打倒土豪，清算劣绅，开始了反抗剥削压迫、推翻封建统治的农民武装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韦拔群觉得自己革命经验明显不足，革命理论严重缺乏，指导思想仍然不明。

1924年夏，他得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辗转贵州、云南、越南、香港，历经半年多，于1925年初到达当时的民主革命中心广州，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策略，坚定了为农民翻身解放而奋斗的意志。

在广州农讲所，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终于找到革命真理的韦拔群，心中豁然开朗，对光明的未来无限向往，踌躇满志。

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上有一个山洞，名叫列宁岩（曾叫“北帝岩”，1930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提议改称“列宁岩”），便是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25年夏，韦拔群从广州学成回到东兰，开办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右江和红水河地区10多个县276人，接着韦拔群又分别于1926年、1927年先后创办了第二、第三届农讲所。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

记者在列宁岩看到，岩口两侧贴有“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的革命对联。岩内整齐摆放着数十张木制桌凳，正前方陈设着昔日的讲台和教员的宿舍。“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幅韦拔群题写的对联就挂在教员宿舍门口。

当时农讲所不但开设政治理论、革命史、哲学、经济学常识等课程，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学员既能组织群众、宣传真理，又能领导武装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里培育的革命火种撒向右江大地，渐成燎原之势，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红七军的建立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冬，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从1914至1925年，韦拔群两度变卖家产，三度远离家门，爬山涉水，费尽周折，矢志不渝，目的只有一个——追求真理，救国救民！

从1921年正式组织农民革命运动起，韦拔群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勇敢地肩负起了历史赋予的使命，领导掀起了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大革命运动高潮。

在推翻军阀统治、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成功典范和丰富经验。

（小标题）“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

1926年，广西当局对东兰的农民运动进行疯狂残酷的镇压，大肆烧杀掳掠。据史料记载，反动当局纠集部队，血洗东兰，被捕被杀农运骨干和群众达700多人，掠走马牛2647头，焚烧村庄损失的房屋、粮食、衣物、猪羊不计其数。

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韦拔群的房子也被烧毁，妻子和刚出生3天的婴儿被抓入县城大牢。

韦拔群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吓倒，他一面到首府南宁控诉反动当局的滔天罪行，印发《请看军阀官僚劣绅土豪烧杀东兰农民之惨状》的《快邮代电》，一面带领农军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继续坚持斗争。

结果各地各界同胞纷纷声援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广西当局也对东兰农民运动作出比较公正的处理。

韦拔群随后在武篆举行了5000多人的庆祝大会，宣布恢复农民协会、农讲所，惩办县知事，把土豪劣绅的财产没收作为教育经费等。

东兰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掀起更大的高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派大批兵力，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

“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坚定地率领农军，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这在当时全国罕见。”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韦忠朝说。

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的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韦拔群被选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10月，他率领农民自卫军攻占东兰县城，建立革命政权。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1930年1月韦拔群率部转战右江盆地、红水河一带，打退了右江地区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卫了根据地，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

1930年3月，韦拔群与邓小平一道在东兰武篆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群众从心底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喜悦，他们唱起山歌，赞颂土地革命：“跟随共产党，翻身齐有份；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

1930年11月，红七军按中央指令在河池整编后奉命北上。根据革命的需要，红七军前委决定留下韦拔群继续坚守右江根据地。

韦拔群把自己部队中的精兵强将、优良武器都补充给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留下一个番号、一面旗帜，奉命带领特务连返回东兰，重新组织扩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韦拔群虽然因敌人严密封锁而未能参加大会，但仍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北上后，桂系军阀乘根据地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纠集了数倍的兵力，先后3次、历时近两年时间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砍光，井水投毒，扬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

据东兰地方史资料，东兰县人口到1934年只有5万多人，比1927年减少了约6万人。

特别是1932年8月底至9月下旬，桂系军阀派第七军军长廖磊为总指挥，纠合近1万兵力对东兰和凤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第三次反“围剿”失败。

当年10月18日，韦拔群与师政委陈洪涛在西山研究决定分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当夜因病暂住洞中。19日凌晨，重病昏睡中的韦拔群被叛徒韦昂杀害，时年38岁。

在革命陷入低潮之时，韦拔群先后把3个儿子的名字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革命决心。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全家先后有17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

韦拔群坚定地说：“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

“拔哥”的精神不断激励着后来的革命者。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田东县那恒村逮捕了正在召开会议的桂西党组织相关负责人韩平波等人。他们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终韩平波、赵润兰、梁乃武、李修学、赵润标、岑世奎6位同志被杀害。

狱中，他们曾高唱纪念韦拔群的《西山歌谣》：“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莫看官府千万兵，个个害怕韦拔群。一想红军心就定，一想拔哥眼就明。拔哥领头唱首‘欢’，余音绕梁九百年”。

如今，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韦拔群故居旁，一块墓地里埋葬着韦拔群一家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亲人。群众经常自发前来祭奠。

记者近日来到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弄烈村的韦拔群牺牲地香刷洞，从地平面到半山腰的洞口有668个台阶，许多游客爬上山洞拜谒韦拔群烈士的雕塑和纪念碑，香火从未间断。

（小标题）“韦拔群精神”生生不息

韦拔群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一生。

他用38岁的短暂年华，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业，诠释了闪烁历史光辉的“拔群精神”：

追求真理，一心为民；

对党忠诚，百折不挠；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毛泽东给予韦拔群很高的评价：“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邓小平与韦拔群是亲密战友。1962年，在韦拔群牺牲30周年时，邓小平为亲密战友作了205个字的题词。他饱含深情、满怀敬意，高度赞誉：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

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记者在韦拔群的故乡革命老区东兰县切身感受到，尽管时隔90载，但“拔哥”的故事依然在传颂，“韦拔群精神”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依然生生不息。韦拔群纪念馆和拔群广场坐落于东兰县城最开阔的地方。目前每天都会迎来许多前来瞻仰、参观的党员群众。

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庾新顺说：“韦拔群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光辉灿烂，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止，坚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快乐事业，莫如扶贫。今天我们要继承‘拔哥’等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加快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和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在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的“新时代讲习所”，驻村第一书记梁贤欢正在给村民讲课。

梁贤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2016年，东里村成为广西第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好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努力拼搏、艰苦奋斗，不断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东兰县委书记黄贤昌表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