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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免费算命 宝宝起名 2022-04-15 3 0

41岁的何亚君有一双符合长跑者审美的腿,跟腱细长、肌肉紧实,经络从脚踝向上凸起。一发力,筋肉根根分明。

跑动时,何亚君被一根30厘米长的线绳牵引着,绳子的一头在他手里,另一头在同步奔跑的牛哥手里。要转弯或避人,牛哥手里的绳子轻轻一拽,何亚君就知道拐弯、躲避。

何亚君是全盲视障者,失明近三十年。牛哥则是他跑步的搭档、导航。

和何亚君一样,每周三、周六清早,有数百位盲人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盲人们“百分之九十九”是按摩师傅,来自于北京几十家按摩店。志愿者们则是“最普通的一帮子市民”。

没有人是专业运动员,甚至没人是搞体育的。从“不会走直道儿”,到“跑一圈五公里,合计再跑一圈”,盲人中的不少人跑下了半马、全马。作为盲人跑团团长,何亚君曾跑出3小时20分的全马成绩。

和北京许多热爱跑步的人一样,这些盲人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跑步圣地”,因为那里有“平整的地”、“最好的空气”,和一种“前所未有”的热闹。

看的欲望转移了,变成释放体能的欲望

9月29日5点20分,闹铃响了,何亚君的两腿先放下床,两手上下摸索,慢慢把被褥收起,衣服穿好。摸索着走出房间时,腿又作了身体的先锋,偶尔地,率先磕到门、柜、边边角角。身体接到信号,往回收缩躲避。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

等何亚君上完厕所、吃过两个饼、喝下500毫升热水,已近六点钟。志愿者牛哥在门口等他,对上一句“走吧!”他就搀着牛哥的手,步行向一公里外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出发。

与此同时,全北京城有数百位盲人和志愿者正奔向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全盲者们一般由半盲的同事、朋友引导,有坐地铁的,有打车的。最远的住在延庆区、房山区,早上3点多起床,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进城。

集合地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健全人能看到三块巨石、一片湖、湖后面山一样起伏的树林。盲人们则听着声儿作标识,“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

六点半,大半的人都聚齐了。分成几个队,志愿者在左,盲人在右,队伍拉起来有十几米长。一根粗编的绳子牵起并排的两个人,每人手里攥一个绳扣,志愿者主导着绳子的运动,拉紧、放松,都是发给盲人的信号。

跑姿各式各样,经验丰富的盲人,能与志愿者协调节奏;紧张的、新来的,多少有些手脚僵硬,弯不起腿、摆不出臂,分不清是跑、是走。

何亚君是团里跑得最快的盲人,跟得上他的志愿者“一只手能数过来”。多数人一圈刚跑过半,他已从后面超上来,跑起了第二圈。

何亚君说,自己十岁时得了脑膜炎,求医无门,十四岁后发展至全盲。长到十七八岁,父母两次带他到北京治眼病,“第一次去的时候,说有百分之七十的治愈率;第二次去剩百分之三十。”而治疗的手术费要一万多,家里“两次都给不起”。他“默认着接受了”自己失明的事实。

二十二岁,何亚君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盲人学校学习按摩,次年留京开始做按摩师傅。

跑步是从2014年夏天开始的。最早,店里的常客给他介绍了几个志愿者,“在奥森跑步的,说可以带盲人。”他抱着尝鲜的心态去了一次。大喘着跑了三公里,然后就感到“多年生锈的身体,瞬间被释放了。”

何亚君认为,这是一种欲望的转换:“眼睛看不见了,看的欲望就转移了,变成释放体能的欲望。而这种释放是有依赖、会上瘾的。”

长跑每每到疲惫时,他就加大步频、步幅,把心率拉升到每分钟170次甚至180次,“这是最爽的时候。”

他开始每周“双跑”,五公里、七公里、十公里,跑量次次有增长。2014年10月,他耗时2小时27分,完成人生第一场半程马拉松。五个月后,他又用5小时56分跑完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

七年间,他的周均跑量是五十公里;他在国内外完成全马、半马六七十场,总跑量超过一万公里。

2015年,何亚君和几个明眼人志愿者正式成立了助盲跑团,现在,一次例跑少则来一百多人,多起来要两三百号人。

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盲人跑团在跑步。队伍拉起来有十几米长。 受访者供图

团里盲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奇地一致:他们几乎没有其他职业的选择,做按摩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依靠“盲友交流群”及盲友间的连带作用,他们加入了这支助盲跑团,“一个店来了一个盲人,就再带两个、三个盲人来,最后整个店都来了。”

有的盲人刚来时,站不直、罗圈腿,“连直线都不会跑。”有人跑了八百米就倒在地上吐白沫。不消几个月,这些人的腰板挺了,血糖血脂都降了;跑下绕公园一圈的五公里不在话下,更有厉害的人,“四个多小时就能跑完全马。”

磨合到默契

七点半钟,在牛哥引领下,何亚君完成了绕公园三圈的十六公里跑。

牛哥是退休警官,家住在何亚君的按摩店楼上。他本就是个跑步爱好者,“全马三小时内,平时动不动能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去年九月,他跑出了肌肉损伤,下楼来找何亚君按摩调理。两人就此相识,慢慢成了跑搭子。

此前,和何亚君搭档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好几个,有做记者的、做白领的、退伍军人等。团里的其他志愿者也来自各行各业,许多人提着背包来,包里放了电脑、换洗衣物,跑完步就赶早高峰上班、上学去。也有退了休的来帮忙,年纪最大的过了七十。

芯片工程师小灰狼是最早的志愿者之一,现在负责新志愿者的培训。

他总结出一些领跑的技巧:带盲人跑步,与旁人至少保持“一米的间隔”;人一多,再快的配速也必须放慢乃至步行通过——除非是高度默契的搭档,“两个人能化成一个身体”,但那通常需要好几年的合作才能达成。

对牵引绳的状态判断也有窍门:绳子拉直了,说明奔跑的两人一快一慢。绳子晃晃悠悠的,则是两人的方向岔开了。最佳状态是半紧的,握在手里感觉不到阻力。

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盲人和志愿者一起拉着绳子跑步。 受访者供图

小灰狼说,团里的牵引绳由他和何亚君共同发明。两人研究了三四种材料,最终选择了一种细线,将细线编成粗线,再结成绳结。“轻便,最称手。”

盲人和志愿者的磨合仍是一道关卡。初试跑步的盲人有许多是“身体前倾,坐着屁股,拖地跑。”那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后来,新志愿者培训时被要求蒙眼跑至少三公里,因为“切身体会才知道将心比心。”

小灰狼说,有一次,有一明眼人没留神,领着盲人撞在了柱子上。盲人手腕上戴着的玉镯给磕碎了,还把手扎伤了。团里的事故不多,而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志愿者要管的事还有很多。许多盲人被同事拉来时,“男的穿身西服西裤,女的穿裙子。”志愿者们在外拉商业赞助,“只要东西不要钱”,要来运动衣裤、鞋子、魔术巾甚至手表、心率带等物件,包下盲人们从头到脚的需求。

志愿者和盲人相处,是互相适应的过程。志愿者鱼哥说,“盲友普遍不爱提意见,你问他今天被带得怎么样?都说挺好的。他们不好意思说不好。”许多时候,领跑的效果靠志愿者自己判断。

有几次,跑完步,有盲人想上厕所,志愿者要搀他进去,也被拒绝了。“就一个人在那儿摸索,我说你不要那么逞强!他死活不愿意。”

但志愿者们后来也想通了,“他们内心是很要强的。”

有时候,盲人们回一趟老家,给志愿者寄回一大包土特产。志愿者不更新朋友圈了,他们会私信问,最近怎么了?是不是不高兴了?有的盲人突然给志愿者打视频电话,“说就是想找人聊天。”

头一回“有了呼朋唤友的快感”

何亚君自认是“玩儿得很欢乐”的人。他给自己取名“淘娃”,口头禅是“太开心了”。他精力十足,常常早上五点多就在微信群里问好。

他是团里最贵的按摩师傅,“按一小时,收费三百多。” 他在北京买房、娶妻、生子。2010年,他开张了自己的按摩店,去年9月又开了新的分店。

其实,二十多年前,失明不久的他有过“内心非常柔弱的时期”。他说他常常揣着刀,摸向自家后院,对院里的竹子一阵猛砍。他曾吞下过一百片安眠药,被家人及时发现,洗胃方才救回。

团内的盲人们在此方面也有共性。谈到过去,许多人形容那是“想都不愿意想的回忆”——被乡里乡亲、左邻右舍说闲话已属平常,有时候,亲朋好友也会指指点点。后天失明的人更受不了这种打击,原先要用眼的生计丢了,“地都种不了了。”经济条件一落千丈,背后还受人议论,“太大的落差。”有人烧炭、割腕都尝试过,下了一半手,“突然想起还有个闺女”,才作罢。

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跑步前,盲人们在做准备活动。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他们到北京来工作,认为北京有“作为首都的包容度”,“就像在奥森跑步,没有人会把你当个怪人。

平日里,盲人们留守在街边的、胡同内的小店面里,有的甚至只是居民楼中的两个单间——这些按摩店是他们的工作地,也是他们的住处、休闲场所。他们极少出行,没客人的时候,就挤在店里用读屏功能玩手机、上网聊天。他们往往因此练就出非凡的听力水平,能够开好几倍速听电子书,一天听完好几本。“一个月不出门儿是经常的事。”

盲人们认识的朋友多限于“盲友交流群”,要不就是同事、前同事、同事或前同事的同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许多人头一回“有了呼朋唤友的快感”,“甭管是盲人还是明眼人,就玩儿呗。”

跑步以外,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跑团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

南倩在跑团里找到了同为盲人的丈夫,还和志愿者静静交了朋友,会一起出门吃饭、买跑鞋。

盲人冯朋瀚第一次去跑步,“腿疼了三天。”但三天后,还是忍不住去跑。最后瘸着腿走了一圈。“人家都跑,我也跑,多好啊。一起跑步一起聊天。”

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跑完步,盲人和志愿者一起合影留念。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跑完步,要照相留念。有人用溜尖的、亢奋的嗓门抛出问题来:“风景美不美?老太太美不美?小姑娘美不美?”上百个声音回吼:“美!”

出行的难题

早上八点钟,气温和太阳一道升起来。跑完步的人群开始散去。

半盲者卜有枫要回工作的按摩店,同行的还有三个全盲同事。三人先是呈扇形一样地挂在他身上:左右胳膊各牵一个,身后再有一个搭着肩膀。而后他们发现这么走不爽快,搭肩膀的那位就站到了侧翼去。

四人呈横队一条线,卜有枫在最前方引路,出发。

一路走,一路聊。“什么鸟在叫呢?”

“听着是野鸡。”

“北京这地儿不该有野鸡吧?”

“野鸡也北漂了!”

卜有枫尚有0.4的视力,他一撇头,眼睛在墨镜下一扫,给出结论:“那是布谷鸟!”

若有如桩子一类的障碍在前,卜有枫总大喊一声:“慢点儿!”自己先岔开腿跨过去,再抻直两手引上两侧的人。

走到窄处,四人一个挨一个地侧过身,横队成了竖队。一句“拐!”从头传到尾。偶尔踉跄一下,有人喊:“看着点儿!”又有人回喊:“也看不见呐!”

他们工作的店铺在回龙观,得先坐七站地铁到平西府站,再步行1.8公里,跨过三个十字路口、四个红绿灯,顺利的话,全程统共要五十多分钟。

“店里还有个师傅今天没来,要不然我一个人带四个,我可真没辙呀!”卜有枫说。

盲人,奔跑在北五环

跑完步,卜有枫带着三个同事回他们工作的店铺。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实际上,一下地铁,就有工作人员可负责引导,即使是全盲视障者,也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因此,最难的路是“走进地铁站前”、“走出地铁站后”。

何亚君记得,团里曾有盲人在来公园跑步的途中,失足掉进路边的深坑,“修地铁挖的坑道,居然不设任何围挡。”

马路上的盲道也总被乱摆放的车占着,盲人们即使拄着盲杖,仍不免碰上车子铝制、钢制的外壳。有些锋利处,一碰,“手上、腿上都是血条子。”

“满分一百分,我给五分。” 何亚君评价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

有志愿者曾提出去接送盲人,但被公议否决了,因为“接了这个,你凭什么不接那个?”

何亚君说,为此,团里盲人的流动性大,最早一批来跑的盲人已所剩无几。“有的店里的半盲师傅走了,全盲的就没人能带了……他们自己上街去公园是非常困难的。”这成了团队里长久的难题。

何亚君居住的门店距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不过2公里远,而若无牛哥的接送陪伴,他自认仍然无法独立步行抵达。

除开自己的铺子,盲人们在北京最熟的地方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哪儿拐弯,哪儿上下坡,哪儿是水泥路、砖地、塑胶跑道,甚至哪儿有野鸭子叫,他们都能知道。

“看不见的时候,你的其他感官是加强的,也是有记忆的。”何亚君记得青岛海边的一次野跑,浪花拂脚,不需要领跑员,“踩水就能找方向。”也记得在西班牙跑马拉松,“满街的啤酒香味。”最难忘怀的是北京马拉松,开跑前,三万人齐聚天安门,一起唱歌、呐喊,“那家伙,动静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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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君坐在按摩店里休息。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跑完步,回到店里近早晨九点半。何亚君冲了个澡,坐在柜台后面吃早饭。也有的时候,牛哥会做了西红柿拌面送下来,两人就着大堂的小茶几吃。

这是一间一百平米大的店面,有三间房,包括何亚君在内的三位师傅各睡一间。白天,按摩躺椅上躺的是顾客,晚上,几张躺椅一合并,就成了按摩师傅的床。

饭吃到一半,何亚君有客来了。两人立刻走进向阳的房间开始按摩。

客人说,今天阳光真好啊!何亚君侧过脸,朝着窗户顿了两秒,点点头。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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