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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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喝了一点小酒，趁着酒兴，打开床底下的小铁皮箱子，拿出一个红布包。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红布包，里面有张折叠着的、有点残破的红纸，长宽大约有40*20厘米。“这张纸算是古董，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了”。二伯笑着说，满是皱纹的眼睛里带有点迷雾。那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红纸，是一张决定了二伯一生命运的“卖身契”（旧称“送帖”），上面记载着一段苦难的记忆。

经过岁月的洗礼，红纸上的毛笔字依然清晰可见，上面写着：“送帖，立明送亲生子人张陆氏今有亲生子一，生于民国戊寅七月二十一已时，年方三岁。今因粮食太贵米饭不敷，愿将亲子送与林松为子，不得苛待及奴役虐待。如有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今补回酱醋银九元。立明鉴贴，一币为擂。中人：亚大、亚八，民国二十九，十一月十七。。”二伯的“卖身契”有120个字，真真切切地记载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

看着这张破烂不堪的“卖身契”，二伯滔滔不绝地讲起那段一直都不愿提起、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1938年8月，二伯出生于河西村的张家，母亲是父亲的二房太太。他有多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男丁排行第二，故取名为“二牛”。但好景不长，家道中落，父亲病逝，几房太太带着各自孩子各奔东西。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广州、佛山等地，老百姓在短衣缺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无可奈何地四处寻找生存空间。两岁多的二伯跟随着母亲到处乞讨，来到龙涌村林家奶奶家，看到门口摆放着那一筐番薯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了。菩萨心肠的林奶奶收养了已饿得面黄肌瘦、剩下一把骨头的二伯。过了好些年，二伯打听到在自己被林奶奶收养不久，母亲就饿死在街头了。

二伯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一直跟着村里的私塾老师读书、写字。二伯头脑灵活，聪明伶俐，还学会打算盘、记账，后来考入当地农中。但因为家境困难，只读了一年就得回家干农活。十八岁那年，二伯通过镇里邮局招聘考试，成为了邮局正式工人。他平时在工作岗位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脏活累活都争着干，搭建电线杆、修理电话、线路，得到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很快就争取入了党。二伯做事很有条理、处事严谨、善于思考，不到三十岁，当上了基层邮电局负责人，后来被调回市局任重要岗位直至到退休。二伯有三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非常勤奋好学，都考进市里的重点高中，后来都成为大学生，现在已成为单位里的骨干。

二伯退休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宅男”。对生活非常自律的他，仅用了一个月就戒掉烟酒；每天上街买菜煮饭，但很少与外面朋友、同事串门聊天。二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次国家召开重大会议，一定要“搬凳子、坐定定”看电视直播。他还一直珍藏着近三十年来的《羊城晚报》中记录历次党代会、人大会的版面；而且每次讲起会议内容和颁布的政策都如数家珍，国内、国际形势也分析得头头是道。

如今八十多岁的二伯，儿孙满堂。他说，自己十多岁起跟着共和国一路走来，一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每次与他聊天，他总有很多感慨：要懂得感恩，没有林奶奶，他就活不下来；要懂得珍惜，没有国家繁荣富强，自己就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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