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茅盾手迹——我走过的道路（1896—1926）》 桐乡市档案馆 编 商务印书馆

茅盾回忆录珍贵手稿《茅盾手迹——我走过的道路（1896—1926）》在近日首发。

手稿由桐乡市档案馆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茅盾的文学成就广为人知，但是他的革命贡献却像是被文学的光芒掩盖一般，声名不显。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茅盾不只是伟大的文学家，他还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根据资料，经李汉俊和李达介绍，茅盾在1920年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云同志在七十年代曾经说过，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茅盾，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因此，茅盾这一时期的回忆，是中共早期党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商务印书馆馆史弥足珍贵的一页。

商务印书馆是茅盾文学创作和革命事业的起点。茅盾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中共建党初期，茅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并以商务印书馆为基地，担任党中央秘密联络员长达五年，为党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桐乡市档案馆馆藏的茅盾回忆录手稿，连同其他一千余件珍贵茅盾档案，是由茅盾儿子韦韬于2007年捐赠的。茅盾回忆录手稿，是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写作的初稿。茅盾晚年通过口述录音和亲笔记录，在家人协助、整理下，回忆自己的一生，并定名为《我走过的道路》。

韦韬曾经回忆说：“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录音，爸爸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韦韬站在三屉桌前操纵录音机，小曼和小钢在一旁做记录。爸爸的口述是这样开始的：‘大概是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

茅盾手迹《我走过的道路》

这些整理的初稿，其中有茅盾本人的回忆录手稿以及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根据茅盾口述录音和查找资料以后整理的手稿。这些整理的手稿，是茅盾回忆录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其中还有茅盾在韦韬、陈小曼整理稿上修改补充的文字，弥足珍贵。

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从幼年开始，至一九四八年冬，共36章。本次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手稿，为手稿的一八九六至一九二六年部分，自第一章《我的家庭与亲人》至第十一章《中山舰事件前后》，分上、中、下三册整理出版。为展现手稿本来面貌，手稿全部采用原大印刷。这是茅盾回忆录手稿首次出版面世。

桐乡市档案馆还请钟桂松先生写了《茅盾回忆录诞生记》一文，作为书中序言。

序

茅盾回忆录诞生记

钟桂松

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一生跌宕起伏，经历的事件，几乎包括了二十世纪所有重大事件。辛亥革命时，茅盾是中学生，但也已经有革命思想。“五四运动”时，茅盾已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在上海亲身感受“五四”氛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建，茅盾直接参与，他是一九二○年十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一大”以后，茅盾利用商务印书馆编辑身份，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这项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秘密工作，一直担任到一九二五年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茅盾是亲身参与者，一九二六年一月，茅盾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会后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代理部长毛泽东当秘书，“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奉命回到上海。北伐战争中，茅盾先到武汉军校当教官，后又执掌《汉口民国日报》主笔，在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中心，目睹了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从武汉潜回上海后，遭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他开始闭门写作《蚀》三部曲，之后流亡日本。一九三○年回国后，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茅盾在经历了新疆惊心动魄、度日如年的日子后，去过延安，到过重庆，与中共领袖和国民党中央的大员都有交往和接触。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以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亲身经历，有的亲自参与，所以，在茅盾八十五年的长长一生中，经历了二十世纪历史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二十世纪历史的曲折和发展。

茅盾一生中交往的人物无数，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达、恽代英、李汉俊、张国焘等。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茅盾是商务印书馆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博古在上海宣传部当干事时，茅盾是宣传部负责人。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茅盾又认识了一大批国民党及中共精英。由于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文化出版机构工作，后来又主编《小说月报》，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现实主义文学，与新旧文人的论争和斗争，客观上扩大了茅盾他们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三十年代参加“左联”的活动与斗争。所以，二十世纪文化战线上的事件，茅盾都是亲历者或参与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五四”进步文化的中坚力量，茅盾和他们，都有深厚友谊和并肩战斗的经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茅盾一生经历的，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现代政治史。因此，有着这样丰富经历的茅盾的回忆录，正是世人所期待的。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茅盾沈雁冰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以后，茅盾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回忆录。但是，他没有立即动手写回忆录，而是开始悄悄地续写他一九四二年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断断续续写到一九七六年，但《霜叶红似二月花》仍没有续写完。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复杂的一年，在历史风雨中过来的茅盾，写回忆录的紧迫感越来越强，他想以私人回忆录的方式为现代中国留下一点史料。于是，他和儿子、儿媳商量，决定放下续写小说的工作，集中时间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所以，从一九七六年三月开始，茅盾关起门来，在儿子、儿媳和孙女的协助下，在自己家里，用秘密口述录音的方法，回忆自己的一生经历。当时，茅盾身边早已没有秘书，更没有助手，所以录音时，儿子韦韬在一边操作录音机，儿媳、孙女在一旁记录，茅盾一边讲述自己的经历，一边回忆自己的往事。韦韬先生曾经回忆说：“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录音，爸爸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韦韬站在三屉桌前操纵录音机，小曼和小钢在一旁做记录。爸爸的口述是这样开始的：‘大概是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

茅盾口述回忆录，先讲紧要的阶段，即先从一九一九年讲起，讲到大革命失败。讲了四次。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作家中，茅盾的文章写得很流畅，故事也跌宕起伏，但茅盾的乌镇口音和不善于表达的口才，加上对着录音机讲话的不习惯，所以开始口述时，茅盾很不习惯。笔者曾经听过茅盾当时的录音，虽然茅盾走南闯北，解放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但他的乌镇口音确实很重，“那末，那末……”，比较啰嗦。后来，经过调整，茅盾坚持每天录音两个小时，整整用了二十天时间，讲完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再用两天时间，讲述解放战争，讲全国解放。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可见，当初茅盾对口述录音，留下自己的回忆录有一股强烈的紧迫感。至于解放以后，茅盾主要回忆讲述自己怎样当上文化部长，讲述自己一九五七年随毛泽东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事情。

当时，茅盾口述录音由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整理出来之后，茅盾一看，不满意，觉得自己没有讲清楚，尤其一些历史事件，有些很生动的往事，通过口述，变得干巴巴，“只有骨头，没有血肉”，不生动；一些该讲到的，讲时却忘记了，一些表述也嫌噜苏。因此，八十一岁的茅盾决心自己动手，在儿子、儿媳录音整理的材料基础上重起炉灶，动手写自己走过的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茅盾回忆录手稿中，既有茅盾的手迹，也有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的笔迹。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秋天。虽然“四人帮”粉碎已经过去一年，但是，茅盾有关回忆录的口述和写作，仍然都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高兴地对茅盾说：“太巧了，茅公，我正有一件事要给你写信呢。现在就当面谈吧。”于是，就在医院的休息室坐定后，胡乔木向茅盾转达了中央的要求，希望他能够将自己的回忆录写出来。并告诉茅盾：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胡乔木还希望茅盾不光回忆党史，还要将自己的六十年文学生涯写出来。并且告诉茅盾，在回忆录的写作中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向中央提出来。茅盾听到胡乔木转达中央的要求，立刻爽快地答应了。

此后，中央及有关部门对茅盾的回忆录的写作非常重视。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军委同意将茅盾儿子韦韬同志从军事院校校刊编辑借到茅盾身边当助手，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让茅盾的儿媳陈小曼在家替茅盾料理杂事，以便让茅盾集中精力写回忆录。所以，有中央的支持，有儿子、儿媳的协助，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茅盾的回忆录写作步上轨道。并开始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上连载。此后，茅盾写回忆录的事情才公开化。

茅盾对回忆录的写作，一是“所记事物，务求真实”。真实，是回忆录的灵魂。茅盾回忆录中所记的事物，所谓务求真实，就是必须有这件事，不凭空杜撰。“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作为文学巨匠，回忆录写得像年谱，显然不是茅盾想要写的回忆录，也不是读者想要看的回忆录。因此为了“务求真实”，为了“不因华失真”，茅盾在写作中花费了大量精力，他一方面让儿子、儿媳他们去上海、北京查旧书报杂志，去图书馆借旧杂志，托上海的亲戚孔海珠同志就近在上海借书。有了这些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旧杂志，就能够帮助茅盾准确回忆往事的来龙去脉。他曾托唐弢先生借阅《文学周报》，他在一封给唐弢的信中写道：“顷拟找175期以前的《文学周报》，查一点材料，此间不可得，不知上海方面能借得否？如果有，敢请费神借寄，用后即当奉赵。”有时，茅盾还写信请朋友帮助回忆。一九七九年，茅盾给罗章龙写信，请他帮助回忆二十年代上海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事情，核实自己的一些记忆。一九七九年他在写作过程中，也曾经向二十年代的同事吴文祺、黄慕兰瞭解武汉大革命时期的人和事。一九八○年一月七日，茅盾还专门向周红兴先生瞭解《热血日报》的一些情况。一九八○年二月八日，茅盾给赵丹写信，请赵丹帮助回忆在新疆的往事。

二是回忆历史事件时，茅盾做到“谨言”，只讲自己与之相关的事情经过。诚如前面介绍的，茅盾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大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比如中共“一大”，茅盾没有去绘声绘色讲“一大”怎么召开等。虽然他是“一大”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共党员，但他没有参加“一大”，他不能凭空想象。所以他在回忆录里只讲自己在建党前后所做的工作，所参加的一些活动。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党“二大”时，茅盾目睹了中国革命的轰轰烈烈，茅盾同样只讲自己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和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没有在回忆录里描述整个会议的全过程。在武汉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也这样。从其回忆录中，我们只看到茅盾在武汉的身影。但是，我们又能从茅盾个人的活动中，能够想象到武汉大革命的轰轰烈烈。这个度，茅盾把握得很好。

三是茅盾不仅对事件能够做到“谨言”，而且对人对事也同样做到“谨言”，回忆中尽量只作过程叙述，尽量不作政治定论。茅盾一生，认识的人无数，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革命青年们的一些革命偶像，茅盾能够客观地介绍，并没有因为一些人后来的变化而回忆成一开始就是反面人物。再如与郭沫若年轻时的交往，二十年代的论争，涉及到的，回忆录仅限于介绍双方的论争。在回忆到旧时人物时，茅盾没有直接指名道姓，有时茅盾在手稿写出了此人，但是茅盾修改时依然删了，或者以一个姓替代，体现茅盾笔下的文德。回忆三、四十年代涉及文坛人事纠葛时，茅盾也是限制在文艺活动，因为当年文坛错综複杂，每一个人都在时代的动态中变化。从这方面看茅盾回忆录，我们觉得茅盾是厚道的。

茅盾回忆录是一部工程浩大的著作。茅盾根据自己的回忆录音和大量杂志等资料，从一九七七年开始，陆陆续续一直写到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这一天，茅盾修改完“亡命日本”的一些内容后，身体支撑不住，第二天就去北京医院住院。而他的回忆录工程，只写到一半，即写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茅盾逝世，留下一大堆录音和资料。

茅盾逝世后，广大读者对茅盾回忆录依然充满期待，韦韬先生就毅然挑起整理续写茅盾回忆录的担子。所以，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那部分茅盾回忆录，就是韦韬先生根据茅盾已有的录音整理的。韦韬先生是整理续写茅盾回忆录最佳人选，因为他是最熟悉茅盾想法和生平的人，而且许多图书杂志资料都是韦韬一件一件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的。所以，韦韬先生写起来十分顺手，行文风格也十分相似。续写到一九四九年后，韦韬先生没有再续写下去。因为茅盾没有留下自己的口述录音，不能续写。后来，韦韬与夫人陈小曼合作写自己亲身经历的茅盾晚年那一段生活，题为《父亲茅盾的晚年》。

茅盾生前为回忆录写了序，并定名为《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九八四年五月、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上、中、下三册。香港三联书店也同时出版繁体字版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比内地版还早两个月。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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