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沉、金枚、迟婴

一、三天两案

成都市第三区西大街上，原有一家开设于清光绪末年的“六顺典当行”。抗战时期，老板俞丕芝已经年届七旬，犹自亲掌店务。“六顺”有条店规，遇到有客户典当贵重物品而典期只有一天（相当于短期高息贷款）的情况，当晚老板须亲自值夜，直到天明后客户来赎当。

1941年1月下旬，正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五九”时节，一个滴水成冰的中午，典当行前来了一辆三轮车，押车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说有一批古玩送来抵押，典期一天。来了大客户，俞老掌柜自是亲自出面接待，指挥朝奉把这批包括珠宝、青铜器、汉玉在内的抵押品搬进店堂，在柜台上一字儿排开。一番检视确认并非赝品后，俞老板开出典价：银元三千，典期一日，利息一分五，须于明日中午十二点前来赎当。客户点头，于是开出当票和一张三千元的支票。

当晚，俞老板执行店规，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守夜，账房丁先生指派两个朝奉陪同。不料发生意外——由于天冷，门窗紧闭，屋里又生了炭炉，围炉而憩的三人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其中一人挣扎时棉袍子拂在炭火炉上，又引起火灾。其时后宅家眷尽在熟睡，待到火焰穿顶惊动邻居方才发觉，损失之大可想而知。“六顺典当行”因此破产，房屋卖给一个名叫祝兴三的袍哥大爷。祝兴三把房子修缮后，出租给国民党军队某师作为办事处兼军需仓库。一年后，“军统”发现祝兴三系日军间谍，当即逮捕，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刑，祝兴三生前的财产都被作为敌产没收。原“六顺典当行”的房子由军方继续使用，不必支付房租。

抗战胜利后，不知谁做了手脚，该房产竟然变成了私人产业，产权登记于有“军统”特务身份的市商会顾问姜老三名下。姜老三把房产分租于十七户市民，分别按租居的面积收取房租。这种情况持续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姜老三被捕，于1950年初被军管会判处死刑。姜老三的财产，除按政策留一部分给其家属外，其余全部没收。原“六顺典当行”的房产也在没收之列，交由成都市房管局管理，易名“六顺公寓”，原十七户房客依旧租居在内。

本文所述的案件即发生在这里，之所以称为“案中案”，是因为接下来要说到的三起案件虽然案由不同，看似孤立，实则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策划。

先说第一起。第一起案件是抢劫案，从法律角度来说属于未遂——

1950年4月21日下午一时许，“六顺公寓”来了两个身穿蓝布工作服、头戴同样颜色长舌工作帽的男子，其中一个皮带后侧挂着老虎钳、螺丝刀、电工刀、扳手等工具，另一个肩膀上搭着一个白色帆布工作包，包口露出成卷的电线。“六顺公寓”没有门房，也没有门卫，不过除了寒风呼啸的冬季，大门口总有闲着无事三五成群聊天的大爷大妈。见有人登门，大爷大妈们马上判定来人是房管所的电工。有人上去热情招呼，一口一个“师傅”，问去哪家修电灯。那个左侧嘴角有一道寸余长伤疤、肩膀搭着电工包的师傅说，不是接到报修上门的，而是根据所里的安排前来检查“六顺公寓”的电表和电灯线路，凡破旧电表或者电线、灯头、开关、插座等，一律免费更换。

这一说，大爷大妈们不无兴奋。公寓的电线、电表都是早年典当行留下来的破旧货，而恶霸姜老三只知收租金，不管设备好坏，电表、电线经常出现故障，都是住户自己请人修理。成都解放后，房产被收归国有，大伙儿去房管所交房租时经常向工作人员反映这个情况。现在，房管所终于来检查了，这自然是一桩好事儿。顿时，七八个老人围着两个电工师傅问长问短，除了诉说常常遭受设备损坏之苦，还探问是否可以增装电灯或者插座、开关。

疤脸师傅说：“这要看情况，如果原来的电灯、插座、开关布局不合理，影响使用或者因为房子内部结构的改变不够使用，那是可以增添的，也是免费。这样吧，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家住户，户主是谁，我先记下来，再一家家检查。”说着，他从工具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顺手从工作服左胸袋拔出钢笔，听这群老人七嘴八舌报出各家户主姓名后一一记下，接着从外到里一户户查看线路、试开电灯，还用随身携带的一盏美制袖珍台灯测试插座。最后，他们进了这座院落第三进也是最里面一进西侧的那户住家。

该住户主人姓丁，名康达，是个六十余岁的老翁，闲居在家，百事不问，家中一切事务均由其配偶丁张氏操持，可想而知，丁张氏肯定是个心眼玲珑剔透的精明婆子。此刻两个电工师傅登门，也是丁张氏接待，听说是来检查电路的，马上沏茶让座，同时询问是否可以增装电灯、插座各一，还要装两个双联开关。

正说到这儿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两个电工见丁家来了客人，再说已经检查过线路了，就把丁张氏的要求记在本子上，匆匆离开了。丁张氏接待客人时，心里还暗暗埋怨，客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当儿来，弄得她没法儿跟电工师傅商量事儿。她当然不知道，那两人是假冒电工的歹徒，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一家家检查线路，其实就是为了对丁家实施抢劫。不速之客的到来，其实是给她家赶走了两个强盗。

那么，这个不速之客是何许人，两个歹徒为什么一见这人登门就拔腿开溜呢？这话要从主人丁康达说起。

丁老爷子原是“六顺典当行”的账房先生，“六顺”当初开张时的账房先生丁方志系丁康达之父。后丁方志病故，其子被“六顺”聘为账房先生，也算是子承父业。因此，他对“六顺”忠心耿耿，就像是他自己的产业一样。当年“六顺”失火出事，俞家如果没有丁康达出面主持办理丧事、变卖财产，没准儿就过不了这道坎。因此，俞老板遗下的眷属大小二十来口对其感激不尽。那个买下“六顺”房产的袍哥大爷祝兴三感于丁康达的仁义，腾出三间房屋给丁氏一家无偿居住。丁康达同意居住，但坚拒无偿。就这样，丁家一直居住至今。

再说那个不速之客。此公名叫腾四海，系西南拳术名家，弟子遍布云贵川各地，黑白两道盛名如炽，三教九流朋友无数。成都解放前，当地军阀、国民党军警特对其都很客气，解放后新政权干部也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的是感谢他曾为革命出力，有的是请其出面协助政府做些统战方面的工作。那么，五十挂零的腾四海跟丁康达又是什么关系呢？两人的母亲乃是嫡亲姐妹，他是丁的表弟。

这对表兄弟关系不错，住得又不远，三天两头互相串门，饮茶喝酒，通常一待就是半日。丁张氏的脾气不是很和顺，此刻正打算为增装电灯、插座之事跟两个假冒电工套近乎，却由于腾四海的登门被迫中断。如果登门的是其他人，她早就要下逐客令了，可来的是腾四海，她只好咽下这口气，还得下厨房准备酒菜。

腾的来访无意间中断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上门抢劫计划，不过，因为两个歹徒即刻开溜，其作案意图并没有暴露。直到稍后，刑警调查另一起案件时才偶然发现这个情况。

另一起案件也是针对丁家的，发生于4月23日夜间。这天晚上八九点钟，淅淅沥沥下起了不大不小的春雨。川中的这个时节，晚上的雨要么不下，一下通常就是一整夜。那时候人们的夜生活内容比较单调，雨夜更是无甚可做，通常都是早早休息，“六顺”的十七户住家也是这样。

丁家三代同堂，除了老爷子丁康达，还有大儿子丁雪杉夫妇以及两个孙子。平时这种雨夜，大家都是一觉睡到天明才醒，这天却是例外，下半夜全家都醒了。想不醒都不行，因为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又响又急。丁康达起身开门，发现门外站着街坊老陈，他后面则是三个背着枪的解放军战士。

这三个解放军战士是驻成都部队的一个夜间巡逻组。其时成都解放不过四个月（一野十八兵团是1949年12月30日举行入城式的），社会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所以驻军部队日夜巡逻，防特防匪防盗，维护治安。今晚，这个巡逻组经过“六顺公寓”后边那条巷子的时候，忽见前方两条黑影飞奔而去。三战士急忙追赶，但未能追上。返回来查看那两个黑影待过的地方，遗有长柄螺丝刀一把、粗钢丝两根，而巷子一侧的墙根已有几块砖头被挖掉。

这道墙壁是用三层砖头砌就的，系原“六顺典当行”的后院墙，墙后就是丁康达家，只要再挖掉几块砖头，就可爬入丁家厨房。尽管窃贼已经受惊而遁，但不能保证巡逻组离开后他们不会去而复返，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该户居民。于是，巡逻战士绕到西大街“六顺公寓”的前门，叫醒了门口的住户老陈，由老陈引领着来到后院，敲开了丁家的门，告知缘由。

丁家不知道这是歹徒第二次未遂作案，闻知后倒也并不特别紧张。年轻人贪睡，待巡逻战士离去后，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继续睡觉，丁康达夫妇却睡不着了。丁康达寻思，此事似乎有些反常。从后墙挖洞这种行窃方式并不稀奇，问题是，那条巷子长近百米，系十多户住家的后墙，窃贼为什么不掘其他住家，而是冲“六顺公寓”下手呢？这“六顺公寓”里的十七家住户，要说富翁一个也没有，都是必须每天上班才养得活全家的工薪阶层，这也值得作为下手对象？再说，一般窃贼作案前都要“相脚头”（踩点），摸准谁家有货，而今晚这两个窃贼不问青红皂白就下手，看来是尚未出道的新手。

丁张氏一介女流，没有老伴这份心思，她想的是另一层内容——担心窃贼卷土重来。她躺在床上，支楞着耳朵听着厨房那边是否有异响。偏偏那雨竟越下越大，根本听不清楚。丁张氏干脆不睡了，起身去厨房坐着。如此守到天明，窃贼并未再次光顾。早餐后，儿子儿媳孙子分别上班上学去了，丁张氏也没跟老伴儿说一声，出门径往派出所报案去了。

一会儿，丁张氏去而复返，后面跟着户籍警小罗。丁康达便埋怨妻子，这么点儿小事也好意思麻烦罗同志跑一趟？小罗说没关系，有案情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应该的。看过现场后，小罗说墙外面被掘掉的一层砖头得砌起来，否则还容易出事。说罢，他就去附近的工厂借来工具，动手干上了。丁老爷子非常感动，一个劲儿说还是新社会好，警察查现场还顺带为人民服务。等砖头重新砌好，他不放小罗走，强把他留下来喝茶。两人喝茶时，丁康达说了他昨晚的想法，小罗认为言之有理。

这起未遂盗窃案件没有造成后果，派出所也只是作了记录，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向分局报告。而4月21日两个冒牌电工作案未遂，丁老爷子尚未察觉，自然也没法儿跟小罗说。直到三天后又发生了一起绑架案，警方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时，前两起未遂案件才引起重视。

二、白日绑架

绑架案发生于1950年4月27日，被绑对象是丁康达的小孙子丁胜利。丁老爷子有两个孙子，长孙生于1940年，正是呼吁“坚持抗战”的当儿，所以取名“坚抗”，天生肤色较深，属龙，故乳名“小黑龙”；小孙子出生于1945年初秋，当时抗战刚胜利，所以取名“胜利”，生肖属鸡，故乳名叫“小公鸡”。

丁坚抗这时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其弟“小公鸡”丁胜利五岁，因为家里爷爷奶奶都在，就没让他去幼儿园。五岁的孩子，正是顽皮的年龄段，整天和几个与其年岁相仿的小朋友在“六顺公寓”里里外外奔跑游戏，一日三餐都须奶奶喊破嗓子招呼，有时候还得揪着耳朵往家扯。

这天中午开饭前，丁张氏照例院里院外呼喊“小公鸡”，没有反应。这种情况经常有，“小公鸡”正和小伙伴玩得入港，顾不上答理，那就得劳烦奶奶到公寓里一家家寻找了。丁张氏边找边寻思，这回找到了，下手重点儿，让小孙子长长记性。可是，全公寓其余十六户人家找遍了，也没发现丁胜利的影踪。丁张氏又去平时跟“小公鸡”玩得特别投缘的几个小伙伴家询问，得知早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小公鸡”就没跟他们一起玩了。去了哪里呢？这个，谁也不知道。

丁张氏有点儿慌，回家跟老伴儿一说，丁康达哪知自己已被歹人盯上了，正处心积虑地要作一起专门针对他的案子，还是用平时一贯淡定的口吻说“没事”，让妻子到公寓外面的左邻右舍去寻找。丁张氏出了“六顺”，来来回回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找到。

这下，丁老爷子没法儿淡定了，和老伴直奔派出所。户籍警小罗正吃午饭，闻讯立刻放下饭碗，随丁氏夫妇来到“六顺公寓”。这时，各家邻居都已被惊动，丁老爷子人缘好，又是“六顺”最老的住户，人们纷纷过来询问情况。小罗向众人打听，大人小孩儿一个个都问到了，不得要领。这时，距公寓大门最近的住户老陈来了，他的出现，最终敲定了丁胜利小朋友确实已经出事。

“六顺公寓”大门口设置了一个信报箱，因为老陈住在门口，大伙儿就请他保管钥匙，每天邮差投递信报后，由他负责把信报和其他邮件送往各家。此刻，老陈给丁家送来了当天的报纸，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有些与众不同，信封是用旧牛皮纸裁剪后糊的，没有贴邮票，也没有邮戳，显见得没有通过邮局递送，是写信人自己投进信报箱的。报纸和信是递到丁张氏手里的，她只顾着急，看都不看，也不似平时那样随口道谢，接过来就放在一旁的桌上。还是丁康达警觉，一眼发现信封不合规格，顿时一个激灵，莫非是匪盗的赎票信？当下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

信纸跟信封一样，也是旧的，像是从墙上撕下的告示的空白一角，裁了一个比例失调的长方形，显得非常别扭，上面写道——

敬启者：拆开即交丁老先生检视。贵孙已被吾等弟兄接去，衣食无忧。若欲回返，敬请老先生将汝手抄墨宝《少林拳术要义》借吾等一阅，装箱送至告知之处，阅毕即归还。如若应允，请在贵宅门外电线杆高处拴一红布，吾等自会奉告交接之规。此事不大，故似不必惊动公安，敬请慎思。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绑架案件。那就不是派出所能处理得了的了，甚至分局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对付得下来。啥都别说了，赶紧报案吧！这是成都解放以来发生的首起绑架案，派出所立刻电告成都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分局随即向市局报告。

案情惊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兼成都市公安局局长赵方。赵方自1938年春开始从事侦查工作，曾任晋西南区社会工作部科长、副部长，晋西行署公安局局长，晋绥二分区公安局局长，晋绥公安总局预审科长。听取汇报后，赵方当即下令，立即组建专案组全力侦查该案。

用现在的标准看，六十多年前这个以案件发生日期命名的“4·27”专案侦查组比较袖珍，只有七名成员，其中市局刑警三名——李成道、景浩天、张凡，三分局刑警三名——宋显逊、龙思跃、斯遇春，派出所民警一名——小罗，由市局科长李成道担任组长。不过，在成都解放伊始警力紧缺的当儿，这个七人专案组已经算是具有相当规格了。

绑架案的侦查路数首先就是一个“快”字，而像“4·27”专案这样苦主已经收到赎票信的，更是分秒必争。当天下午三点，专案组七刑警即已投入工作。可是，众刑警一接触这个案子，都有一种脑壳大了一圈的感觉。怎么呢？案犯在赎票信中说“此事不大，故似不必惊动公安”，那就是不许苦主报案。案犯肯定没料到，丁家收到这封信时民警小罗刚好在场。如此一来，让警方进也不是退也难。大张旗鼓前往“六顺公寓”开展调查吧，担心案犯撕票；采取隐蔽方式悄悄侦查吧，如果案犯在公寓附近甚至就在公寓里面布置了眼线，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一旦绑匪失去耐心，小胜利一样性命不保。

专案组此刻不敢前往“六顺公寓”开展调查，甚至也不敢通知丁家人到专案组驻地三分局来谈话。而时间却在流逝，每过去一分钟，小胜利离鬼门关就近一步。那该怎么办呢？这当儿，只有组长才有权作出决定。

专案组长李成道是一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过八年公安工作的行家，尽管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的绑架案，但一贯思路清晰、遇变不惊，他的观点是，暂且不考虑这个难题，不妨先分析一下案犯的作案目的是什么。同时，请辖区派出所找一位靠得住的街坊给丁家捎句话，就说公安局正在制订侦破方案，让家属切勿轻举妄动，有新情况随时通过这位捎话的街坊报专案组。

接下来就是分析案情。要了解案犯的作案目的，无非是看赎票信中向苦主索要什么。这伙案犯没有索要金银或者现钞，只要一部《少林拳术要义》。这本书难道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秘笈不成？小罗之前就已经向丁康达了解过，可丁老爷子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自“六顺典当行”出事丢了饭碗之后，丁康达经人介绍去了一家米行当账房先生，在米行里干到六十挂零，于前年元月辞去工作，回家享清福。丁张氏生了二女一子，大女儿抗战时从川大毕业后嫁了个美国商人，随丈夫去了美国；二女儿是医生，也已出嫁；儿子丁雪杉在银行工作，儿媳皮艳娴是护士。三个子女每月给二老一些钱钞，加上老两口自己的积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丁老爷子握了一辈子毛笔，老归林下后不再研墨写字，觉得好生无趣。那天跟表弟腾四海闲聊，说起要抄书，不作他想，就为消磨时光。腾四海说这还不好办？我正好有一部《少林拳术要义》，是百年前的石版印本，说是古籍算不上，也不是什么秘笈，但市面上并无出售。我翻了半辈子，已经陈旧，再翻下去只怕就要破损了，正想请人誊抄一部，今后自己就翻阅抄本，原本保存起来，好传给后代。既然表哥你想抄书打发时光，不如就把这部书给誊抄一遍吧。

于是丁康达备齐纸张笔墨，整整誊抄了一年零两个月，终于把这部书抄完。他让表弟把原本拿回去，然后购买蜡线、牛皮纸，精心装订成册并制作封面。完工后，老爷子选了个吉日，把抄本装在一口皮箱里，叫了辆三轮车，郑重其事地送往腾四海开的“四海武馆”。腾四海看了抄本，自是大喜过望。不过，他让表兄仍旧原封不动拿回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武馆正准备搬迁，担心忙乱中一个不慎把抄本丢了，请表兄拿回家去代为保管。

这是十个月之前的事儿，之后由于时局变化，腾四海忙于应付各种事务，武馆是搬迁了，但一直没从表兄那里把这部抄本拿回去。丁老先生告诉小罗，据表弟说，这本书虽然少见，但也算不上什么难得之物，本市至少有三人藏有该书，另外，川大图书馆也有，凭学生证就可以查阅。

听小罗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李成道等人分析，不管是原本还是抄本，这册《少林拳术要义》均无特别价值，那案犯为何偏偏要这部书呢？如果说案犯盯着原本要，那还可以理解，说不定原本中隐藏着什么稀奇古怪的秘密，可是，赎票信里说得明白，他们要的是丁老爷子的抄本，那就不知是什么路数了。信中说到“墨宝”两字，丁康达的毛笔字虽然写得不错，但距离书法作品的水平还差得远，更谈不上“墨宝”了。案犯为了这样一部抄本竟然作下了一起绑架案，值得吗？

这个问题一时难解，众刑警的讨论又回到了原点，即是否要去“六顺公寓”公开调查。大家七嘴八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成道认为，案犯为了得到“墨宝”不惜作下绑架案，说明他们对获取“墨宝”的愿望相当迫切。一般来说，他们是不肯白白放弃这个机会的。况且，赎票信中并未说明具体的交接方式以及时间地点，估计以后还会有说法，有鉴于此，警方可以暂且不作反应，看案犯下一步怎么行动再说。

专案组没料到，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苦主那边已经做出了反应……

三、绑匪“失信”

前面说过，丁康达的表弟、拳术高手腾四海隔三差五会来表兄这边坐坐。这天下午，腾四海照例出了武馆溜达，来到“六顺公寓”这边，远远看见公寓大门口的电线杆上拴着一块红布，不禁觉得奇怪，这是啥意思？

“六顺公寓”的街坊都认识腾四海，有人就告诉他丁家出事的消息。腾四海听了暗自吃惊，三步并作两步直趋公寓后院表兄家，进门一看，丁胜利的父母丁雪杉、皮艳娴已经闻讯请假回家，一家两代四口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看见腾四海，丁康达稍稍松了口气，说我正要找你去呢，表弟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了结？腾四海对江湖上黑白两道的规矩了如指掌，当下说你们不是已经给绑匪发了信号要求赎票吗？

往门前电线杆上拴红布发信号，那是丁康达的主意。民警小罗离开时，嘱咐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候公安局的消息，但丁老爷子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在典当行当了多年账房，这个行业跟黑道打交道的机会要比其他行业多一些，常有遭到绑票、抢劫、诈骗的苦主心急火燎地来典当行抵押值钱东西应急，也常有江湖人物拿着赃物前来典当。按照店规，这种情况都由老板、账房或者比较老成的朝奉出面接待，老板不在时，拍板权就在账房先生手里，因此，丁康达经常亲手处理这样的业务。有不少次，被绑票者的家属事后哭哭啼啼前来赎当——赎票时间拖得太长，或者凑不齐绑匪要求的数额，因而遭到撕票。

丁康达没想到这种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下凭经验判断，赎票应该越快越好，便自作主张按绑匪的要求发出信号。

红布拴上电线杆没几分钟，丁雪杉、皮艳娴夫妇闻讯急急赶回家。小两口对二老的决定持反对态度，他们的观点是应该相信政府，让公安局处理此事。腾四海登门时，两代人正为此争论不休。腾四海立刻表态，共产党为民作主，应该由公安局处置该案。丁雪杉听罢一跃而起，就要出门把电线杆上的红布取下来，却被腾四海唤住。腾说信号既已发出，那就覆水难收，黑道规矩我了如指掌，收回信号那就是反悔，绑匪遇到反悔的苦主，只有一种处置方式——撕票。

那该怎么办呢？腾四海说还是那句话，等公安局的消息。

正说着，派出所物色的传话人老梅登门了。老梅是这条街上的裁缝师傅，开着一家裁缝铺子，时常应约登门为客户量尺寸、送试穿的半成品，他来“六顺公寓”，应该不会惹人注意。老梅把专案组的意思一转达，丁家人更着急了，赶紧让老梅往派出所回话说明情况。

专案组那边得到消息，意识到这事已经没有反悔的可能了，只有顺势而行，指望绑匪没有在“六顺公寓”安排眼线，那就会跟苦主取得联系，届时再伺机下手抓获案犯。当下，专案组七刑警都前往派出所，暂将那里作为办公地，开始布置“钓鱼方案”。首先是要与苦主保持沟通，裁缝老梅只能用一次，小罗就托人给居委会主任姚嫂捎话，要求她物色多名可靠居民，以关心丁家的不幸遭遇为名，分时段前往“六顺公寓”为苦主与警方传递信息，每人只能传递一次，以防被案犯的眼线察觉。

然后是专案组长跟腾四海见面，是由邻居王大爷捎的话。腾四海赶到派出所，一脸气愤，说这伙匪徒竟然连我老腾的面子都不买，看来要么是活腻了，要么是外码头来蓉城的小蟊贼。李成道跟他说了警方的打算，他连连点头，说看来只有这样了，先把孩子要回来，回头即使你们查不下去，我也自会通过江湖朋友把绑匪查清楚。当然，现在解放了，不能按江湖规矩私自处置，到时候我会向公安局报告。不过，我先把丑话撂在这里，如果公安局不管，那我就自行处置了！

李成道知道腾四海这类角色的行事风格，说这个请腾师傅绝对放心，我们肯定一管到底。现在是想跟您商量关于赎票的问题，如果案犯送来赎票信息，丁家派谁去为好？腾四海说我本想自己出面会会对方，可转念一想又觉不妥，如果对方知晓我在江湖上的名气，只怕就会把事情做拙了；若是派朋友或者徒弟出面赎票，同样会引起绑匪疑心。想来想去，只有让我那表侄子，也就是孩子他爹出面了。接着，腾四海又问是否需要武馆方面配合。李成道说武馆的人就不要惊动了，腾师傅您要做的事儿就是以丁家亲戚的名义坐镇“六顺公寓”，相帮丁老先生张罗一应事宜，另一方面也是保护丁家，以防再生事端。

腾四海离开派出所没多时，专案组获悉，绑匪那边又来了赎票信，信中要求丁家把那部《少林拳术要义》抄本装箱后，于当晚十点送往观音庵后门，放在临河石阶自下而上的第三级上，只要把货送到，他们就释放孩子，保证毫发不损。

那么，这封赎票信是怎么送到丁家的呢？是丁胜利的母亲皮艳娴所供职的医院派人送到“六顺公寓”的。

皮艳娴是外科护士，原本正在上班，获知其子被绑的消息后立刻请假回家，此事在医院顿时传得沸沸扬扬。药房是最晚获知该消息的，下班前配药的病人少，几个女药剂师就离开窗口，聚在一起议论。看看下班时间到了，正准备关窗，发现窗口上贴着一张纸，一看，竟是让转交丁家的赎票信！信被交到院办，院长见过些世面，说不必交公安局，直接给苦主家送去就是了，否则，没准儿人家虑及孩子安全没有报案，这边一送公安局就是报案了，那反倒害了人家孩子。

丁家那边，从派出所返回的腾四海已经把情况跟丁老爷子等一干家属说过了，按照专案组的交代，腾四海让丁雪杉把东西打点一下去一趟观音庵，把赎票信带着，核对好绑匪指定的位置再放东西。腾四海江湖经验丰富，寻思专案组刑警必定要对现场设伏等事宜作一番布置，这需要时间，因此又让表侄不必匆忙，缓些过去为妥。

这话于全局在理，不过对于丁家一干人来说，就不大容易理解了。丁老爷子等人的心情当然可想而知，赎票越快越好，以防夜长梦多。丁老爷子把那部《少林拳术要义》抄本取出，交给丁雪杉。丁雪杉让妻子拿来一个纸板箱，装进去正好一箱。这时外面正下雨，担心把抄本淋湿了不好交代，又叫皮艳娴拿来一块油布，把纸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再用绳子捆扎好，因为有些分量，又拴上一段绳子缠了碎布作为拎襻。

一切料理定当，丁雪杉把东西装上自行车书包架，穿上雨衣推车出门。腾四海从里面追出来叮嘱，此去不管雨下得多大，都不可把雨帽戴上，以便让绑匪看清来者是谁，否则他们会怀疑是不是公安局的便衣，那就大大不妥了。

再说专案组。得到赎票信已送到丁家的消息，众刑警立刻行动。观音庵位于本区，距分局大约一公里，据说是民国初年由一个富商遗孀建造的。建造好庵堂后，这位富商遗孀就正式出家，当了住持师太，统管全庵二十来名尼姑。观音庵的地理位置选得不错，前有广场，后面临河。为了给那些坐船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提供方便，该庵特地设了后门，临河建了一个可以停靠船只的小码头。

李成道让熟悉观音庵及附近地形的刑警龙思跃画了一纸草图，大伙儿轮流传阅商讨设伏方案。观音庵两侧各有一条三四十米长的石板路巷子，靠东一侧是一所小学的围墙，靠西一侧是当时在成都有点儿名气的资本家朱弥的豪宅，庵院后门外筑有长约五米的六级青石台阶，这就是所谓的码头了。小河宽约十米，对岸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可容纳数千人，解放后政府经常在空地上召集群众大会，坊间称之为“大会场”。

一干刑警看下来，认为绑匪对于赎票地点的选择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一则水陆均可取货，二则警方不易设伏，不论是在两侧的巷子里，还是对岸的空地上，都很容易识别。唯一的障碍是观音庵内部，如果警方埋伏其内，在绑匪取货时突然打开后门采取行动，那确实不易应付。因此，刑警认为绑匪对此也应该有相应的措施。

那么，专案组该怎样抓捕绑匪呢？考虑到地形条件，众刑警决定分头设伏：第一路两人进入观音庵，在后门守候；第二路三人分别埋伏于庵前空场，如绑匪进入庵两侧的巷子，则分别从两个巷口突入庵后；第三路两人在观音庵对岸的大会场附近隐蔽，如绑匪从大会场这边渡河过去取货，则突至河边截断其后路。估计绑匪出于防范的考虑，有可能会用绳索之类从外面拴住观音庵后门，以防刑警埋伏在门内，所以庵内两人须准备好攀登院墙的工具。

事不宜迟，专案组七名刑警随即进入预定位置。组长李成道与刑警宋显逊在观音庵后院门内蹲守。九时半许，雨停了。片刻，风吹云散，月亮也出来了。贴着门缝往外张望，借助月光可以分辨出河边物体的大致轮廓。接近十点，一阵脚步声渐行渐近，是丁雪杉来送货了。李成道、宋显逊两个一站一蹲，贴着门缝往外张望。只见丁雪杉抵达后，四下看了看，就把拎着的箱子放在自下而上第三级台阶上，然后离开。整个儿过程，丁雪杉均遵照专案组的交代，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往下，就等着绑匪取货了，七名刑警都紧张起来。可是，半小时过去了，绑匪并没有出现。又过了半小时，还是没有动静。耐着性子又等候了两个小时，时间早已过了午夜，依旧什么也没发生。李成道寻思，难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绑匪察觉了警方的行动？正疑惑间，观音庵内的一名尼姑蹑足来到后院，冲李成道招了招手——为配合警方，观音庵住持师太特意安排两名尼姑守在大门内的耳房里，李成道立刻意识到情况有变。

情况确实有变，不过，并非发生在观音庵这边。一小时前，已经熟睡的“六顺公寓”住户们被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竹声响惊醒，随后传来孩子的哭声。一直在等消息的丁雪杉、皮艳娴夫妇闻声立刻开门，一边叫着“胜利”一边往外奔。来到大门口一看，只见石板地上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男孩儿，不是丁胜利是谁？随后出来的丁老爷子夫妇一个老泪滂沱，一个口中念佛。腾四海站在一旁，寻思这伙龟孙倒还恪守江湖规矩，言而有信，前脚货送出去，后脚就放人了；还生怕孩子年幼体弱，不耐春寒，放个爆竹给主家提个醒。

眼见孩子安然无恙，腾四海放了心，便去派出所报信。派出所并不知道专案组当晚的行动，老江湖腾四海是知晓的，不过他也没说，只是报告了丁胜利已被绑匪送回家的消息，要求派出所转告专案组长李成道。派出所值班副所长老袁认识老腾，知道这人不可小觑，此刻听他对专案组长指名道姓，暗忖背后必有缘由，只是不便追根究底。于是，立刻给分局打电话报告此事。分局领导是知道专案组今晚的行动计划的，便派人前往观音庵找李成道报信。

李成道自是意外。绑匪还没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怎么已经放人了？从法律上来说，这是中止犯罪。绑匪此举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让宋显逊打开庵院后门，丁雪杉送来的那个油布包还好好地放在码头台阶上。

四、作案动机

一干刑警披星戴月赶到“六顺公寓”，得知丁家已把丁胜利送到其母供职的医院去检查，李成道命令景浩天、斯遇春速去医院了解情况，其余刑警留在公寓向丁家以及四邻调查。

五岁的丁胜利对自己被绑架的情况说得很含糊。这也难怪，这么小的年纪，据医生说估计绑匪对其使用了迷药，记不清楚很正常。综合家长和刑警询问所得的情况，其被绑架至释放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那天午前，丁胜利独自在“六顺公寓”大门的门洞内玩耍，门前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男子和他爸爸岁数差不多。男子叫出了丁胜利的名字，说你妈妈让我把你接到她工作的医院去玩。一边说，一边拿出几颗糖果递给他。丁胜利信以为真，任由对方将自己抱起来，放在自行车三角架上的藤制儿童座上。一颗糖果还没吃完，他就已经睡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他自然不知这是何处，只知道是室内，屋里有家具。丁胜利不见母亲，惊恐万状，哭着要找妈妈。把他诱来的男子好一阵哄劝，给他喝水吃东西，还抱来一只小花猫跟他玩耍。丁胜利哭累了，玩了片刻，又睡过去了。这一睡，就一直睡到被爆竹声炸醒，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门口，接着，父母、爷爷奶奶就出现在眼前了。

据医生说，孩子除了被绑匪下了迷药外，没有受其他伤害。但惊吓是免不了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恢复。

刑警同时也走访了一些邻居，因为这天入夜后下雨，大家都是早早就关门熄灯歇息了，没有人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都是被爆竹给惊醒的。专案组当晚的调查便到此为止，临走时，李成道关照丁家，孩子虽然回来了，但家属务必多加留意，谨防绑匪再次下手——包括丁雪杉夫妇的大儿子。

被绑架的孩子已经平安回家，绑匪向丁家勒索的东西也未曾取去，苦主除了被折腾了一番外，并未遭受什么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损失，表面上看，这起绑架案似乎已经结束了——这是坊间老百姓的普遍观点。警方却不是这样考虑的。

次日上午十点，成都市公安局局长赵方在直接听取专案组组长李成道的案情汇报后，说这起案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专案组须继续调查，一是要查明绑匪的作案目的是什么，二是把绑匪逮捕法办。这是成都解放后发生的第一起绑架案，案情蹊跷，估计其背后隐藏着不同寻常的秘密，必须侦破！

当天午前，李成道向专案组刑警传达了领导指示，立刻开会分析案情，连午饭都是打到办公室一边开会一边吃的。

绑匪给丁家的两封信在众刑警手里反复传阅，几轮转下来，其内容每个人都基本可以背下来了。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分析绑匪的作案动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绑匪的作案动机就令专案组成员深感困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冒着这等风险，为的竟是一部《少林拳术要义》的抄本。而且这部抄本并非古籍，也非书法名家的墨宝，只不过出自一个多年从事典当账房的寻常老者之手。从艺术价值角度而言，基本无从谈起；从古董价值来说，该抄本所用的纸张不过是寻常宣纸，墨也是市面上出售的松烟老墨，属于中档价格，所以该抄本跟“古董”两字绝对沾不上边；再看抄本的内容，前面曾经有过介绍，《少林拳术要义》虽然市面上没有出售，但四川大学图书馆可以公开查阅，民间亦有收藏。综上，绑匪企图获取这部抄本之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越是如此，越发激起了众刑警的探究欲。李成道询问众人有什么看法，一阵沉默之后，专案组成员中最年轻的那位——派出所户籍警小罗举手示意有话要说。李成道点头说，小罗同志还没有开过口，正要点你名请你发言呢，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二十挂零的小罗之所以想发言，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4月23日那个春雨潇潇的夜晚，军方巡逻人员偶然发现有盗贼在掘“六顺公寓”后院一户住家的墙壁，企图入室行窃。盗贼企图作案的这户人家，正是昨天遭遇绑架的丁家。这两桩案件之间，是不是存在什么关联呢？

小罗这一说，引起了大伙儿的重视。根据小罗所介绍的丁家的经济状况，不过属于中等水平，况且家中并无古玩珍宝藏品，似乎不值得被窃贼列为作案对象。而“六顺公寓”的其余十六家住户中，比丁家经济条件好且有祖传古玩藏品的至少有三四家，其住宅均有临街的墙壁，窃贼为何不选择他们，而偏偏盯着丁家下手？由于偶然因素，那次行窃未能成功，仅仅四天后就发生了绑架案。如此，不能不使人怀疑盗窃未遂案与绑架案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案犯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抄本——这就更让刑警想不通了。

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众刑警议来议去，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盯着案犯的作案目的一追到底，弄清楚作案目的后，往下追查案犯的思路也就畅通了；另一种观点是，既然案犯的作案目的匪夷所思，暂时可以先放在一旁，警方重点对“六顺公寓”现场进行细致查摸，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就可以把侦查触角直接伸向案犯了。

李成道权衡了这两种意见，决定先去六顺公寓走一趟，对公寓内的十七家住户进行走访，看是否可以查摸到线索。不管是盗窃案还是绑架案，案犯都需要事先对丁家的情况进行了解，这种了解只要曾经进行过，通常说来就会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丁家可能不曾注意，但别的人家或许留有印象，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和犯罪有关。专案组登门走访，就是予以有针对性的点拨。

这一走访，把4月21日有两个电工来检查线路之事给访出来了。两个电工就出现过那么一次，挨家检查了一番，又像模像样地逐一登记，之后就没了下文。有居民急着要改造电路，却总是不见回音，就跑到房管所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并无此事”。于是，就把这个情节向刑警反映了。李成道闻讯，立刻指派两名刑警前往房管所了解，得知确实没有派电工去过“六顺公寓”，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增装计划”。这个情况就成为此次专案组全体出动走访“六顺公寓”所获得的唯一一条线索。

4月29日，专案组再次开会分析案情。由于对“六顺公寓”及街坊邻里的走访并无其他收获，专案组就只能循着追查作案目的的方向去调查了。既然绑匪不择手段要得到那本《少林拳术要义》的抄本，那就从抄本上找线索吧。

观音庵设伏失利后，专案组带回了那部用来赎票的抄本，暂时没有交还丁家，而是拿到了分局。此刻取来，把抄本从纸板箱里一册一册拿出，一共有八册，每册厚约一寸，牛皮纸封面，以蜡线装订。这部抄本名谓丁康达老爷子誊抄，其实也有其子丁雪杉的参与。原本上面每册都有若干幅拳术动作示意图，都是由丁雪杉把薄宣纸蒙在原本上面，一幅幅照着原图勾画下来的。当下，众刑警人手一册，一页页翻看，却无甚发现。

众人面面相觑，眼光里都兜着大大小小的问号。有人提议，干脆把抄本全部拆开，把折着的书页（古式线装本是把纸张一折为二后装订的）一页页展开后仔细检查。李成道说要得，众人马上动手开拆。这回检查得更加仔细了，每页纸张展开后凑到台灯下细看，依旧没看出什么端倪。

刑警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抄本中夹杂着什么暗语？要弄清这一点，那就要逐页审读了。这活儿有些头痛，不过，再头痛也得做。刑警想出了一个办法，从腾四海处取来该书原本，专案组成员两个一拨，一个读原本，一个核对抄件。专案组只有七人，书倒有八册，便向分局秘书股临时借来一名干事，八个人分四拨，每拨负责核对两册。

这桩活儿干完，已是4月30日凌晨一点多。疲惫困倦自不待言，问题是依旧什么线索也没发现，倒是发现了三十多个错别字，都给勾出来了，等于是替丁老爷子做了一回校对。

4月30日上午，专案组继续分析案情，李成道要求大伙儿打开思路，凡是客观上有可能存在的情况都可以去想，畅所欲言。众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终于有人说到了一种事后被证明于破案确有价值的可能。

这位同志是市局刑警景浩天，二十三岁，原是十八兵团敌工部干事，进军大西南时被抽调出来接管旧警察系统。他是一名新刑警，于刑侦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不过小伙子智商情商都很高，又是高中毕业生，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资料，虚心向包括留用人员在内的老刑警学习，进步很快。现在，他从绑匪给丁家的那两封信中发现了疑点——两封信中都提到了“装箱”，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案犯在乎的并非《少林拳术要义》，而是装抄本的箱子？

大伙儿一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此前谁也没注意到。如果这个猜测符合事实，那么，案犯要求丁家把抄本装在什么样的一口箱子里呢？两封信中都没有提到这一点。通常说来，像丁家这样中等收入的人家，箱子肯定不止一口，还不包括准备作为废品卖掉或者直接扔掉的纸板箱之类。丁家赎票时使用的就是一口纸板箱。对于案犯来说，他们既然有智商策划这种案子，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对方要把抄本装在哪口箱子里。可是，案犯却没有提及。这当然不是犯了疏忽，而是出于想当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抄本如果放在箱子里，那就肯定会使用他们想得到的那口箱子。因此，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提醒丁老爷子。

那么，这口箱子是属于丁雪杉、皮艳娴夫妇的呢，还是属于丁康达老两口的？应该是后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封赎票信中点明，这信就是要交给丁康达的，而且，绑匪要的抄本也放在丁康达那里。而案犯前两次又是化装电工登门企图抢劫，又是雨夜掘墙洞准备行窃，为的就是那口箱子。在案犯看来，那口箱子可能跟《少林拳术要义》这部手抄本有着密切关系。至于这关系是什么，恐怕只有丁老爷子自己说得清楚了。

文章来源：转载自《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