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琪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

1936年的广州啥样？不妨跟着史景迁的镜头巡视一番。

洋人叫得出一些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名字，或至少用洋腔洋调的变音。其中包括那些有权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行商，洋人住的房屋，产权都归他们所有，并居间把洋人的请求和抱怨转呈官宪。伍浩官、梁经官、潘海官等行商的深宅大院和库房也建在十三商馆东西两侧的珠江岸边。此外，人人也都识得官府的“通事”，1836年的通事有五个：阿唐、阿通、小唐、赖才和阿衡（均为音译），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挨门挨户转达重要消息。

这些戏舫的主人满脸堆笑、点头哈腰把洋人请上船，固然是想赚点钱，但不能就此一概而论，真诚好客和热情也是有的。那些干了一天活的磨坊伙计洗了澡，大口吞着青菜白饭，很欢迎带人去看看那是一个大磨盘和推磨的老牛。夕阳西下，一伙木匠、泥瓦匠聚集在街角遮阳棚下吵闹着、吃着酒菜，也会招呼路过的洋人坐下来。一群群健壮如牛、或光着脚板或穿着草鞋，身上几乎不着衣物的苦力，扛着扁担和空荡荡的挑索，在铺棚和市场间或蹲或站，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耐心等候好几个时辰，图的就是一份零工，可他们还是会快活地同你打招呼，表现一片善意。（摘自《太平天国》第一章 城墙）

这是鸦片战争之前广州街头的清明上河图，东方的古老帝国在接触西方世界的最初光景里，华洋杂处，洋人好奇而谨慎，清朝地方官府猜疑而防范，但街头巷尾洋溢着岁月静好的祥和与温暖。普通劳动者善良淳朴，容易满足，对洋人也没有敌意，这让我想起另一幅乡村风俗画。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收了它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囱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鲁迅小说《风波》）

鸦片战争之前的广州是怎样的风情？太平天国运动是在怎样的场景中酝酿并发生的？史景迁之前，我们对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环境的描述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概念层面的宏观概述。史景迁的叙述文字流畅优美，本分克制，看似天马行空，满眼小说家言论，其实有一份资料说一份话，无一字没有出处。每一章节都附有大量的参考书目，充满毛细血管的细节素材就是这样，如同蓝鲸一口吞下成吨的海水过滤磷虾一样，通过巨量的搜集整理得来的。

史景迁1974年出版《康熙》引起出版界的轰动，被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自成一格，裁剪史料别具匠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事，展现了历史人物与时间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太平天国》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

史景迁系列作品被译介到中文读者群后，同样集聚了大明星式的感召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史景迁点赞的。史学圈子里就有人认为史景迁不够专注，不是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也罕有前无古人的史学创见。

确实，史景迁的作品中少有深刻的洞见，但很难说“是不为也”，还是“非不能也”，是志不在此，还是刻意回避臧否人物这一“史德”传统。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耳目一新，情不自禁地赞叹“居然历史也可以这么写？”——这就是对作者最高的褒奖了。

其实，所谓“深刻”并非都是值得提倡的——固然有深刻的正解，但也可能是深刻的误解和深刻的错误见解——还以原汁原味的历史真相，就是历史学家的最高美德。我徜徉于史景迁镜头下深入肌理的当年的广州街头，不禁遐想，如果不是那场鸦片战争，中国在其后的走向会如何呢？史景迁并没有说明，但是他的文本留下了的思维空间引人遐思。相比之下，一些貌似深刻的历史观点，只要用新历史主义的镜子照一下，其局限性便暴露无遗。

历史哲学论者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具体的恶人，就有主观的思想情感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靡遗地记录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运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他甚至进而指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无大差别，都是运用文字，通过想象修辞的手段与不同倾向的书写策略，虚构出一个文本。也就是说，历史就是故事，写历史就是说故事。

近代的史学家受兰克学派影响，以考辨史实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将历史搞成了短钉碎末的考证之学，其后主流学风又转向以“观点”和“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将历史研究变成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史景迁则是继承了从太史公以降说故事的伟大传统，并将说故事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从这个角度看，史景迁，景仰司马迁，他对得起这个名字。